古代的时候，人们按照家、国、天下这样三个层次来论说这个人们生存的空间，天下就是世界。也许，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地球上还有其他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世界，但到了1840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西方的世界吞噬一净。虽然说，中西之间，在古代的联系也不多，但真正分成两个世界，还是近代的事。
中国的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像穹盖一样，笼罩着大地。地上的中心，对应着天的穹顶。而这个中心，就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所以，中国是中央王国。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中心。正因为这文化的中心地位，所以，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地上所有王国的权威合法性的来源。
天下，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中国王朝的君主，其他的地方，只能有低一层次的首领。所有人，都得服从来自中国的王化，自觉归心者，是善类，冥顽不灵之辈，理论上应该被消灭。如果实在消灭不了，那就存而不论，当他不存在好了。另外一个逻辑是，怀柔远夷，对那些不遵王化的狄夷，采取怀柔政策。然后逐步引导他们纳入王化之内。按照天下观的视野，当时的英国，处于化外之外，基本不在天下的视线之内。
而西方的世界里，地球是圆的，在地理上没有中心和边缘。地球上的土地和人，是分成一国一国的，是可以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别的地方不论，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虽然，英国继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成为霸主，他们也自认是霸主，但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该服从他们的权威，接受他们的册封。显然，这样的西方世界，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形成的，这是一个近代世界。
其实，中国的这个天下，以华夏正宗自居的中央王朝，不见得总是能实现他们的天下理想，建构完善的朝贡体系，经常会向位于边缘的狄夷屈服，甚至称臣纳贡。连王朝的正朔，都两度被胡人取代。但是，在清朝，当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的时候，这样的天下观却依旧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统治者的满人皇帝，甚至比汉人还要在意这样的观念以及由这观念建构的天下体系。
中国的古代，的确创造出过足以傲视西方的辉煌，但比中国还辉煌的辉煌，却由西方近代展现了。说中国衰退，倒也未必，只能说人家创造了奇迹，一个进步得太快，另一个就显得停滞落伍了。中国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也许永远走不到西方。明末的时候，耶稣会士利玛窦给中国人带来了万国舆图，告诉了中国人，地球是一个圆球。
后来在清廷任职的传教士南怀仁，也带进来过地球仪。但是，这一点光亮，并没有照亮中国人的天下体系。士大夫们，依旧做着天圆地方的梦。虽然，一直都有迫于生计、走出国门的人，有些水手，还受雇在外国商船上干活，远航世界各大洲。但是，这些人属于无声的群体，他们即使回国，所见所闻也没有人理会。
没错，这样的天下体系，至少在东西碰撞之时，是内向的。碰撞，是西方找上门的，而东方的中国，却并不在意西方，也不在意西方是否乐意遵从王化。即使对传统的藩属国，明清两代也没有干涉过它们的内政，更没有兴兵动武。清朝的对外贸易，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的确是可有可无的。
关税收入，微乎其微；也没有什么西方的物件是中国所必需的。对于朝廷而言，开一个口子对西方贸易，不过是皇帝的恩典，让西方人可以通过这个口子，得到他们特别想要的茶叶、丝绸和便宜的瓷器。
在英国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人的视野里没有西方。在最开明的中国人所描画的地图上，只是将已经知晓名字的西方国家佛郎机、英吉利什么的，随便画几个小岛，搁在中国脚下。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仅限于皇宫和贵族府邸里的自鸣钟。这么大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到过西方，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整体的视野里，等于不存在，因为知识界不了解西方，也没有兴趣了解西方。
明代曾经有过相当规模的下西洋，其实只是为了永乐皇帝寻找建文帝。除了证明中国具有远洋航海的能力，什么都说明不了。身处天朝政治中心的人对海外，可以说没太多的兴趣。直到鸦片战争打响，替浙江前线的主帅伊里布办理夷务的家人张喜，到英国人的军营里混了一圈，也就是问一些英国在中国哪个方向，距离多远，国王是男是女之类的最简单的问题。而且还将好些基本的常识弄错，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视为英国本土，说是可以从陆地经缅甸走到中国来。
中国的天下是内向的，而且越来越内向，但是，西方的世界，要来找麻烦。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扩张的体系。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是个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释放出人类无可阻挡的欲望，颠覆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在一百年内，创造出过去上千年才能创造的产值。
手工业革命来了，工业革命也来了。生产力和技术的优势，使得西方的世界在扩张中占据了绝然优越的地位。工商立国的基础，也给西方带来了中世纪想都不要想的效率。所以，当西方扩张到了古老的中国地界的时候，西方的世界和中国的天下这两大板块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摘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开国之惑》，张鸣（著），重庆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