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蒋能杰蹲守在豆瓣，把自己新片《矿民、马夫与尘肺病》的观看链接一个一个发送给点击“想看”的观众。这部片子的拍摄、制作历经十年，导演从患病的父亲开始拍起，串联起一个矿区的尘肺病群体，他们如同某种原料，在使用之后被废弃，甚至死亡。
拍摄身边人是一个忍心的过程，以下是蒋能杰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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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死于1992年，我7岁。矿民们把外公运回来的时候，坍塌的矿石把他整个人砸得遍体鳞伤，头都变形了。
我姨夫也差一点被砸死。矿难发生时，外公走在队伍前面，当场死亡，姨夫走在后面，没有死，只受了皮外伤。那场矿难一共丧生了2个人，伤了2、3个，我印象很深，外公的头被砸得变了形，我妈用毛巾给他擦干净额头上的血，让他干干净净地走。
我当时年纪小，还不懂事。大了以后知道，我们矿区矿难真的很多，我外公这次矿难就死了2个人，山上还有其他矿，有时候一年死十来个都有可能。我们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南位置，附近是越城岭山脉，矿藏资源丰富，自清末就有当地人开采矿石。矿难是很平常的事。
我拍的片子里，有一次相关人员来整顿，矿民陪他喝酒，得招待好他们，不然要罚款。招待好了，矿民也喝多了，下了矿井，然后就出了矿难，死了一个，有两个重伤。片子里那些矿工聊矿难，也都是开着玩笑，笑着的，习惯了。
1996年，我11岁，我爸被检查出肺结核和尘肺病中期。我爸17、8岁开始去村后山上开矿，在矿场待了十几年，医生说，这都是因为在矿里边得的，也与他抽烟有关。肺结核有传染性，他确诊后，把我们两兄弟也叫到县医院检查，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进大城市，晕车吐得要死。
我爸患病后离开了矿场，他病情最重的那两年，一直咳嗽，浑身没力气，老出汗，还很容易感冒，一感冒就很难好，稍微做点活儿就汗流浃背。他背上需要一直贴一个毛巾吸汗，否则衣服出汗又干的话很容易着凉。
他也干不了任何体力活，治病需要花钱，家里负了债。我爸检查出肺病的同一年，我妈就出去打工，那时我才上小学四年级，2007年她回家时，我都上大学二年级了。
我爸休养了两年，慢慢地能干些体力活，又回到矿上去工作。他知道下矿井对身体伤害很大，于是当了矿地的马夫。2013年，矿被关停，不少人陆续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我大伯、二叔和三叔也都是尘肺病。
决定拍纪录片，同我的成长经历是有相关性的。我以前喜欢文学，中学想当作家，但写稿子老被退稿。我觉得这个梦想不行，得换个梦想。后来发现看过的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余华的《活着》，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还有《红高粱》、《妻妾成群》……发现了电影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后，我大学学的是工业设计，但天天看电影，泡图书馆，研究怎么拍电影，发现电影门槛高，后来决定拍纪录片，拍身边的人和事，成本低，好介入，也比较了解。我又知道了村里很多人得了尘肺病、肺结核，就决定去从源头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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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拍摄是2010年冬天，我回到家乡，和我爸一起当马夫，上山运矿，和矿工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下矿井。
我拍的人物有些是我亲戚，小时候我就经常打着赤脚来矿上找我爸，和他们很熟，他们都很信任我。有些是偷偷摸摸拍，很多人反对我拍，我和那些矿民说，我做点记录，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是来给他们照相的。
《矿民、马夫与尘肺病》的拍摄对象除了矿上、村里的一些人，最重要的是《尘肺病》篇的赵品凤，他是隔壁村的，赵品凤的堂兄弟在我们村，他给我介绍联系了赵品凤。这位堂兄弟兄弟三个，都是尘肺病，老大已经去世了，吐血死；现在，二哥估计也活不了多久，随时都可能死掉。
决定拍赵品凤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有代表性。当时赵品凤不到50岁，尘肺病晚期。他结婚晚，娶了一个弱智媳妇，两个小孩还在上小学。我联系他说想拍拍他，他和家人都同意了。前前后后我去了他家十来次，和他家人一起吃，一起住。
纪录片里有一段，赵品凤送他儿女去报到，其他小孩的家长都在楼梯走来走去，他扶着楼梯把手，大口喘气，走不动。
像他这样的尘肺病晚期病人，上楼梯很吃力，简直要命。剪辑时，我特意给了这个场景一个长定格，想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一个尘肺病患者爬楼梯有多吃力。
图源自影片 | 赵品凤送子女去学校，走不动路，扶着楼梯休息
我们的拍摄也给赵品凤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改善，我们帮他（向公益基金）申请过几次钱，每次一两千块，一共申请了五六千块钱。他们家本来准备让女儿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让她去打工补贴家用。我们说这肯定不行，那时有那种助学机构，我们很快地帮他申请了，还帮他向大爱清尘尘肺病公益基金申请了一台吸氧机。
拍摄期间，他呼吸困难，不舒服，总是要用吸氧机，我和他讲过，不要太过于依赖机器，一旦依赖，就甩不掉了，整天要吸氧，不吸氧就没法（呼吸）。
2016年，我帮大爱清尘基金走访调查尘肺病患者的情况时，提出顺便给一些尘肺病患者拍遗照，洗出来送给他们，他们也很乐意接受，有些人担心钱，我就告诉他们是免费的。
赵品凤是自己提出来拍遗像的。当时我说给他拍个全家福，他说能不能给我拍个单人照，当寿相。照我们当地的说法，寿相就是遗像。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拍遗像这事儿不吉利，矿工们觉得无所谓，在矿区不能讲不吉利的话，在家里开玩笑还好。他们对生死看得开，认命。人穷命贱，命不值钱。
十年前，矿区矿工一天差不多有两三百块钱，那时两三百块钱一天很多了。那些上了年纪的四五十、五六十岁的，去打工，工厂不要，去做环卫工人，挣钱太少。
那些年矿上死过那么多人，人人还是去开矿。还不是因为没钱吗？
2018年5月，赵品凤在家里离世。那天晚上，村子停电了，吸氧机停机，要了他的命。因为尘肺病到了晚期，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呼吸困难的病人就是靠吸氧机来维持生命的。
农村有时候会停电，但谁也没想到停电会要一个人的命。
图源自影片 | 赵品凤正在使用制氧机吸氧
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赵品凤也活不了太久，他家人和他自己也知道他活不了太久，但我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我之前和他们有沟通，说如果去世了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
协助拍摄《尘肺病》篇的还有两位摄影师。赵品凤去世第二天，因为我有事，我就叫我们其中一个摄影师去了他家拍摄葬礼。
我剪片子，刚开始看葬礼这段素材的时候有些情绪，看了几十遍基本上就没什么感情了。看一次哭一次，我们还怎么剪？接触这个群体的病人太多了，内心比一般人还是强大很多。
赵品凤去世以后，我朋友还一直资助她女儿，每个月给她一千块钱生活费，现在，他大女儿都已经上高中了，成绩还可以，读的是重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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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拍摄一直有困难，首先是缺钱。
我2008年大学毕业，拍纪录片的第一个手持DV是用攒下的几千块和借来的两千五百块买的。我爸一开始不支持我干这个，说我太穷了，不务正业，我妈还好，会偷偷塞我点钱，说别告诉我爸。但很多亲友都支持我做这件事，投资我，我说我可能没办法帮你回本，他们说没关系，希望尽量去发声，更多人关注尘肺病。
2010年，在山上才拍了一个多月，我就没钱了。在家过完年后，我去了北京，在光线传媒工作了一年，主要做后期剪辑、整理素材。工作很稳定，收入也不错，中间我也想过放弃（拍纪录片），但放弃不了。其他的题材我不想拍，拍了也不开心，就回家继续拍纪录片，我在家吃住，生活成本低。
为了挣钱，我拍过婚礼、葬礼，也拍商业活动，给钱都拍。能挣点钱，但收支很难平衡，有时候还借钱。这十年来，我一直分得很清，我拍有些片子是在用影像的方式拿回自己的话语权，有些片子是为了活命。
拍尘肺病这部片子，一是希望重视职业病预防，二是希望关注尘肺病这个群体，报销比例太低。职业病报销，是谁让你得这个病去找谁，但找得着吗，也不承认，要不了赔偿。这些人因病致贫，丧失了劳动能力，四五十岁就去世了，希望能给这些人更多保障。
拍尘肺病期间，我一直在和大爱清尘公益基金、袁立基金会合作，向他们申请了用于救助尘肺病病人的钱和吸氧机。特别是大爱清尘基金，他们做了很多年，一直在为全国的尘肺病群体做贡献。
图源自影片 | 2016年，蒋能杰志愿帮晚期尘肺病患者拍遗照
我觉得自己的记录是有意义的。时代发展中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应该有人来记录他们。有人说，我拍的片子没什么商业价值，但我并不会用钱和关注来衡量它的价值，我相信我拍的片子是有文献价值的。
去年，我给我爸看了这部片子，他觉得还不错，他很意外我拍成这样。他看到我成家以后比较独立自主，自己负担起家庭开支，还做了很多公益，帮助了很多人，慢慢也就认可了，只叮嘱我小心点，别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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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这部片子完成后，没有上映，这两年我开始玩云盘传播。
片子最开始是我传出去的，后来希望大家自己传，也没有版权问题。把片子免费给人看，按道理是破坏行业规矩的，但公益题材，传播才有价值，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民生，去看见尘肺病群体。
豆瓣私信是我看到有人点“想看”，我豆瓣私信把资源一个一个发给对方，每一条都是我自己在操作，早期发了有一百多人，我在微信上还发给我朋友。
受访者供图 | 导演在朋友圈免费提供片源
3月底，有网友在微博上发了这事，我看了那条微博，也看到许多支持我的留言。目前，片子的豆瓣评分是8.7，太高了。我觉得是因为题材比较好，大家带着情绪打分，实际上哪有这么高，我对自己的作品都不太满意。客观来说，我给自己的这部片子打7.5分。
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评价，说觉得独立电影人特别惨，很多人就说能不能给我们打赏票钱，我昨天晚上还发了朋友圈讲，我说没关系，我们独立电影人遭遇很惨，但相比较600万尘肺病患者，其实我们算很好，比他们好很多了。
除了尘肺病，我还拍过其他几部公益题材的纪录片，希望之后自闭症、性少数题材的片子顺利完成。我也想用影像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关注民生，人与人之间更和谐，生活更幸福，是我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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