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1941年的龙泉驿: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位于西南一隅的龙泉驿,曾经进入过远隔重洋的美国人的视野。那是在1941年,龙泉驿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传统乡村社会的
《生活》見证龙泉驿的古老生活方式
《生活》周刊封面
1941年,美国掌控《时代》《生活》《财富》三大媒体的传媒大亨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理论,其要义是支持中国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为此他派出记者来到中国,重塑中国形象,鼓动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著名摄影师卡尔·迈当斯携夫人进入中国,拍摄战时首都重庆、抗战前线潼关以及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后方集镇。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选择了龙泉驿。1941年夏天,他们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月,拍摄了近500张照片,发表于1941年10月的《时代》杂志。77年后的今天,我试着把这组报道翻译过来,虽然字里行间带着一点美国人的主观意识,但仍然为我们展示了当年那个真实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龙泉驿(韦氏拼音为Loong Chwan Ee,意为地处龙泉附近的小驿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小镇。它位于四川省红色丘陵地带,距离陪都重庆西北方向约150英里。小镇共有1250个家庭,合计约10000人口。在更大的范围上,它还是一个由5000个家庭组成的区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纵使这个地区以外的世界消亡,它仍然可以如世外桃源一般幸存相当长的时间。中国4.65亿人口中有88%生活在上百万个类似的村镇或聚落里,他们的社会模式已经持续存在了4000年。由于地处才被动员起来的中国大后方,龙泉驿相比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场镇更为偏远,因此更少遭遇饥荒。龙泉驿大约建于公元960年(宋朝元年),当时为了唤醒这历史悠久的“龙泉”水源,屠杀了约1650头牲畜来祭天。这种仪式的代价,镇长估计现在价值50万美元。
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让欠发达的龙泉驿和整个中国生存下来。所有官方统计与地方政府都建立在宗族制度之上。在一个25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如果一位族长统领大约五户人,他就会同时成为当地的乡绅。100个家庭组成一个场(村级市场),20至50个场则组成一个区,龙泉驿区就是这样被组建的。这便是蒋介石能够把他的新政府在旧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键。中国家族的基本情况或多或少都有些类似,家里的老人通常像凯撒一样有权威。而乡绅则是受过良好教育或最受尊敬的老人。与其说他们是自我任命,毋宁说是为了无关报酬的权威和尊严。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凭借自身的名望接管原来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区长的权力。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一个咨询机构,在小村庄和场镇中具备仲裁者的职能。
继续观察龙泉驿古老的技术和道德规范,美国人可能会看到龙泉驿的缺陷在哪里。从根本上说,它缺乏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动力,从而成为环境的主人。因此,它缺乏机械、科学教育、肉食、良医、电力等等。它不仅缺乏汽车,还缺乏马匹。龙泉驿正在发生着传统与现代在思想、文化、观念等方面的隐秘冲突。这场斗争是传统中医草药、按摩和现代诊所之争,是传统僧侣(道士)和受过教育的基督教青年牧师之争,是传统尺牍与现代阅读室之争。旧中国在底层依靠宗族系统维持其权威,(蒋介石的)新中国则从上层触及龙泉驿——通常由在重庆的政府发号施令。这套强加其上的行政系统似乎具有盲目模仿西方的缺点。
像拿着篮球的新知识分子,是中国进步的核心力量,因为在2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教授篮球只是为了好玩。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远远超出体育锻炼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团队合作的理念——如今中国正在为从事它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际合作努力。反之,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正在阅读传统文化知识,除了孔孟之道,似乎其他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以前,龙泉驿的窃贼会受到宗族或镇长的处罚,他的案子处理结果取决于宗族,面子、影响、贿赂或其他任何范围,唯独不包括他到底偷窃了什么。如今,在重要的审判场景中,重庆政府任命的区长(县的下一级行政单位)正在对他进行审讯。龙泉驿代表国家行政力量的为现任区长熊伯达,他身后是国民党蒋委员长拟定的十二条守则,左上方旗帜旁边的平面图表明他们正在为军队规划新修机场。这意味着国家权力开始介入当地传统的社会统治,外柔而内刚。在中国其他地方大都如此,谁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制都将自讨苦吃。
在龙泉驿,他看似友好的政治对手主要是田镇长为首的龙泉驿旧有的乡绅力量,他们的权利来自当地的宗族和各种秘密的民间组织。如果熊区长治理无方,整个场镇的人们就会以静坐示威来加以反抗。不过现在这里的人们很清楚,他们繁荣进步的唯一希望是熊区长以及来自重庆方面的政令、项目和订单。进步的力量现在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国民党党员、基督徒、诊所护士、体育俱乐部、学生、男女童子军、活跃的俱乐部、军队和地方民团。
来源:《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