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风云再起。
联和行扮演了香港贸易通道的关键角色。战役打到哪里，联和行的物资就供给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联和行就供给什么。
联和行有一个今日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华润。
1948年，联和行，与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以及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共同组成“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润之”，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1】。
这一年，辽沈战役打响，华润的主要任务是打通香港与东北的贸易通道。
这年秋天，华润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条轮船，命名为 “东方号”。
主持东北财政工作的陈云与杨廉安密切配合，“东方号”以及租用的苏联货轮，满载着货物，不断航行在香港—大连、香港—天津之间；为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也为后方城市运输民用原料及商品，以支持恢复生产、平抑物价。
此时，东北局实行战时统购统销政策，统管进口，需要什么由华润从香港进口；出口则由市场决定，华润负责将东北的大豆、皮毛等特产，经由朝鲜运往香港出口；换取的外汇再用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军备及军用物资。
华润，也就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
如此模式，在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战后成为计划经济的雏形。
曾经有位华润领导说过：“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1948年9月，周恩来致电钱之光（华润首任董事长），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几经周旋，华润分四批将柳亚子、章伯钧、沈钧儒、谭平山、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政协会议【1】。
后来，朝鲜硝烟弥漫，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及禁运。
中国，再次遭遇封锁，只是对手从日本变成了西方阵营。
在这个关乎国运的历史节点上，当时的领导对香港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早在1949年10月14日，第4野战军15兵团集结在宝安县，正等待命令向对面的香港挺进。但解放军最终还是没有迈过深圳河，为何留下香港这个“尾巴”，很多人表示不解。
一年之后，香港的作用，就立即凸显出来。香港的特殊身份，可以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冲带；在特殊时期，“尾巴”还能成为中国对外的隐秘通道。
于是，香港，再次成为突破经济封锁的前线窗口。
但是，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国家领导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华润，不得不再次成为外贸领域“冲封锁，反禁运”的先锋。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仅要在西方封锁的夹缝中把战略物资引进来，还要将中国内地的原料、商品卖出去，以换取更多外汇。
1951年，华润公司成立了运输公司兴隆行，在香港组织人员，将物资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转运至珠海拱北进入内地。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钢板、汽车轮胎、橡胶、盘尼西林、烧碱、铁皮等军用物资，以支援朝鲜战争及内地经济。
当时，华润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但是港澳商人、西方商人不方便直接进入内地实地考察。
华润只能将样品摆在香港办公室，以方便客户看货。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1】”如此，前来看货的商人逐渐多了起来。
受展柜的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在香港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
1956年元旦，华润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市民和海外游客。此次展览带来了大量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
这年春季，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在广州筹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
同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这就是广交会的序曲。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开了20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物资进口、出口创汇的生命线。而这 “三趟快车”的终点站都是香港，都是华润五丰行。
华润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950年的5000万美元一路激增至1978年的30.5亿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
当时主要进口国内紧缺的五金、机械仪器、化工等工业制成品、半成品及原料；出口矿产、食品、杂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土特产等农产品。
陈云评价：“华润就是第二外贸部。”
香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资金往来、信息互通、技术引进的关键窗口。
中苏关系恶化后，香港几乎成了中国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其实，幸好有香港，这把“漏勺”在西方经济封锁的铁幕底下挖开了一个漏洞，为中国照进了一米阳光，帮助了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
香港，它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每次中国最艰难时候，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个关键“出口”。
当年，满清天朝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半个多世纪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跃跃欲试，他们多以香港为据点，或革命资金多来自香港这一隐秘的通道。
满清天朝最终掉入火坑，我们这个民族得以浴火重生，这与香港的力量是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大量的物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进入内地。香港再一次挽救民族于危难。
当时香港的各界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学生赈济会、同乡会、华商会纷纷成立，以金钱或物质支援抗战。
各种捐款、献金、义卖、义演、募捐物质、购买救国公债，轰轰烈烈，群情激昂，令人动容。
1937-1940年，港澳同胞对广州等地支援抗战的汇款分别达到，3.8亿元、5.1亿元、10.2亿元。1941年，香港华商总会募得债款1000万元。
70多名中环及深水的小贩合力举行义卖，众多小贩及商人也纷纷加入，结果一个月内便筹得款项超过一百万港元。
在西方经济封锁中，香港，依然发挥着其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世界对中国无比好奇但又心存疑虑，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第一笔投资的，还是香港。
参考文献
【1】红色华润，吴学先，中华书局；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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