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一面倔强 一面柔情
——在巅峰之处戛然而止
在大众的印象中，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除了小说作家的身份，更是四海为家的大块头硬汉“老爹”，泡在酒馆里千杯不醉的常客，名流派对聚焦的核心人物，同行朋友间颇具人格魅力的对手、知己，然而在海明威的观念中，似乎只有一件事值得他全身心投入。在写作时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说过“在任何没有他人干涉或者打扰的时候，人都能好好写作。或者说只要够狠心，就一定能做到”，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开足马力、勇往直前，始终保持站立的写作习惯和其简洁精炼的笔法不无关系，披荆斩棘、一语中的，以一个斗士的姿态与世界交锋，活脱《老人与海》里的老渔民。
写作是孤独私密的，也正是如此“单打独斗”，让他捧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走上这段旅途绝非轻而易举，经历波折无数，乘风破浪航向目的地困难重重。所幸的是，与小说中老渔民的悲剧结局相反，正值知天命年纪的海明威钓到了“大鱼”，实现了他大半生朝思暮想的文学梦。这番一往无前定能达彼岸，每一次开篇就像开航起锚，坚信“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这个真正见识过枪林弹雨，遭遇过公牛袭击，不惧任何流言蜚语的勇士怎会惧怕人生中的满身疮痍，在海明威那里，失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卑微得连微笑都是在嘲讽自己，这个倔强与温柔性情兼备的名字非海明威莫屬。
幸运的文学斗士
“幸运儿”无非是在对的时间遇上了一些对的人，以才气推动了运气，有幸在历史上存档的人。海明威恰巧就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庞德等人生导师的指引，慧眼识珠的出版社扮演着伯乐的角色，四任妻子的慷慨和宽容，以及一帮吃喝玩乐、插科打诨的朋友，他们成就了无可替代的海明威。在他诞辰120周年的今天，他的作品《老人与海》长居世界各地书店平台的畅销榜首，仍然为众多读者津津乐道。
作家创作除了必不可少的天分和技巧，灵感至关重要。灵感如运气，有时眼看着它如势不可挡的潮水涌来，还没缓过神来却又退去了，只能眼睁睁看它渐行渐远。它的到来又像是等计程车，明知道它可能姗姗来迟，却无时不刻不在期盼着，怀着创作的期待和窘迫的不安。也正是这样饥肠辘辘的空虚，才让眼前的巴黎更加澄明。
然而，拥有巴黎的全部就是最大的财富，咖啡馆就是海明威写作的充电驿站，融入城市人群却又可以旁若无人保持沉默，来往的行人和街景为他增添了不少写作灵感。年轻时候的海明威幻想着一夜成名，数不清的退稿信没有击败斗志，反而激发出他在文学上的勃勃野心，那个咆哮着“再发不出小说还不如死了”的文学青年在新闻报业摸爬滚打几经沉浮。
从自由作家到记者的复出大多是由于囊中羞涩，不得不写稿填补家用，也为后来他独具个人风格的“新闻体”小说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作为热血青年，他曾多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采访，为创作《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积累了素材，这种冒险精神也促成了他的一段婚姻，身为战地记者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一身英武气概，不满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而一拍两散。
在创作《老人与海》的时候，海明威不幸患了败血症，多种病痛的折磨让他咬牙坚持在几周内就创作完成了。“我是为一位女士写的，她觉得我活不长了。我想通过写这个让他见识一下。希望如此，我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个女人。”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一任妻子哈德莉陪伴他走过成名之初最艰难的岁月，《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写于那个时期，游走于街头、房间和咖啡馆之间写成的，奶油咖啡的温热融化了贫瘠的思绪，安定了彷徨的生活节奏，而《丧钟为谁而鸣》即是海明威为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所写的定情之作，献给这位金发女郎的礼物。
看上去不修边幅的海明威，只要一谈到写作就变得郑重其事。他的房间乱中有序，除了被堆积如山的书报杂志簇拥，还摆放着来自各地的纪念品。在工作台，挂在墙上的写作进度时刻提醒着自己，不仅如此，还有苛刻的时间管理以及在不断修订，简约节制的笔法，反复推敲只露出冰面的“八分之一”。
浪漫的巴黎情结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气质，久居那里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打上这个城市的烙印。也许是受到了浪漫之都的渲染，巴黎赋予了作家海明威爱的源泉和创作的灵感。他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仿佛一幅幅生活场景的速写，记录了巴黎的“黄金岁月”：与作家友人菲茨杰拉德、艾略特、乔伊斯、斯泰因、毕加索的交往以及和当时的妻子哈德莉甜蜜的爱情与苦涩的离别。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文化名流如璀璨之星轮番登场，之后一代代追随者因为读了他的小说而来到这里品尝到了这个城市的如梦如幻。
“发现作品里的新世界，有时间在像巴黎这样无论你多穷都可以惬意生活、工作的城市阅读，就如同拥有了一座属于你的珍贵宝藏。”以朴实简约写作风格著称的海明威，他笔下的城市描摹如素描画一样简洁，如他所说，巴黎是一座被伟大指引的城市。他被城市的气质指引着创作和生活的方向，建筑、景色在他的筆触下蔓延开来。
“桥”的意象贯穿于海明威的作品之中，“它们标志着各种事件或转化成某些角色，还在他的个人生活中象征着变迁与失落的隐喻”，它联结着两个空间，如同从故乡到巴黎的辗转，曾经陌生的城市因为短暂的停留会在未来的思绪中增添一种类似乡愁的怀念，这就是旅居的意义，当他离开巴黎才开始写巴黎，那里也成为他心中默认的飞地。
与普通读者相比，罗伯特·惠勒 （Robert Wheeler） 教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学院派研究者到痴迷的考据狂，跟随偶像海明威作品的足迹，追溯时光的印记。在其随笔摄影集《海明威的巴黎——语词和影像中的作家之城》给海明威的创作以精美的脚注，定格的黑白胶片留住与海明威旅居巴黎创作相关的灵光乍现，诸多场景、建筑是文本的再现，也为后来者复刻出膜拜的源泉。经过左岸、莎士比亚书店、花神、丁香园咖啡馆等文学地标，当他从海明威家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74号公寓的窗户朝先贤祠方向望去，并身临其境走到巴黎的大街小巷，教堂、博物馆、公园还有酒馆，似乎明白了这座城市的什么魅力给了他如此丰沛的创作力。
酒也是海明威创作的助燃剂，小酒馆是巴黎名流聚会的场所，他们在喧嚣的闲谈中小酌或畅饮，释放创作的压力的同时也迸发出灵感的火花。点一杯红酒，翻开他的笔记本，开始埋头写作即是海明威的习惯动作，也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成就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他呷一口酒，他笔下的人物也重复着他的动作，以“自我移植”重演着一种焦灼的等待。
在弗勒吕斯街27号斯泰因沙龙式的家中，海明威等一众友人常聚于此，这种逃避、失望、厌烦的悲观情绪如同乌云一般笼罩在他们周围，如斯泰因口中的他们：“迷惘的一代 （TheLostGeneration）”。历经过一战的洗礼，内心的创伤让他们缺乏敬畏之心，对生活不抱希望，沉浸于醉生梦死之中。这句话被海明威当作《太阳照常升起》开篇的题词，菲兹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有对“美国梦”化为泡影的种种触动。这种向下的情绪带入到创作中，小说人物的对话简洁明了，反倒是不漏声色的含蓄更为震撼。
唯恐巅峰之处是戛然而止之时，令人措手不及扼腕叹息。1961年，硬汉海明威用猎枪结束了生命，病痛、抑郁貌似都不能成为他就此结束生命的理由，也许无人能知晓他冰山之下蕴藏的“八分之七”究竟将他带向何方，他挥别了巴黎，巴黎却再没有离开过他。回味他所说的，“我不知道写巴黎是不是太早了，因为我对巴黎还没有到相识甚深的程度”，有点青涩不太熟络，无论对于城市的印象抑或是人，其实这种感觉，刚刚好。
作者：刘晗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