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国花”地位的由来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花卉品种中，如果以人们的喜好程度来列个排行榜，那么榜首位置非牡丹莫属。前不久，中国花卉协会曾就“我心中的国花”向网民征求意见，牡丹以79.1%的绝对优势当选。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牡丹一直都以“国花”的身份盛开着。“国花”一词最早出现时就是用来指代的牡丹，而且在大部分历史朝代里，牡丹一直享受着“国花”的待遇。具体来说，牡丹“国花”地位的形成，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找到答案。
官方钟爱
牡丹的走红，始于唐代。唐朝的皇帝们对牡丹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之情。皇帝的喜爱，大概是源于牡丹的高颜值。身为国花，卖相好自然是基本条件。牡丹花朵硕大，色彩丰富，自然丰满，而且品种很多，有着不同的花色与花形。当时不仅皇宫内普遍种植牡丹，还在骊山专门建有牡丹花园，培植了各种牡丹万株以上。
赏花是皇帝们的一件大事。唐高宗时，一株牡丹开了双头，花开并蒂，在平常所见的单头牡丹中十分罕见。高宗认为这是件大事，也会邀请大臣们一边吃饭喝酒，一邊赏花。唐玄宗与杨贵妃喝酒之后共赏牡丹，彼时宫内有株牡丹，一枝并生两花，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香艳异常，被玄宗称为“花妖”。他跟杨贵妃说，这个牡丹不但能忘忧，还能醒酒。
牡丹如此神奇，难怪皇帝们在它们面前毫无抵抗力。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当时的朝廷高官养花爱花也成为一种时尚，有的甚至达到了“变态”的地步。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被皇上赐牡丹数株，栽在家里，他竟以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泥饰壁，又以百宝装饰栏杆，这就是所谓的四香阁。每年春日，牡丹盛开之时，杨国忠便邀请亲朋好友在阁内赏花。如此装饰，虽然说有皇帝御赐的由头在里面，但其中更主要的还是爱花之情。事实上，别说杨国忠这种有钱人，当时的普通人家在买花回家后，基本操作也是，“上张帷幕庇，旁织篱笆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在这样的爱花氛围中，每年春暖花开，长安城内都要举行花卉比赛，同时进行交易。牡丹是最主要的，凡是品种新奇稀少的，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赞赏而卖得高价。长安城的花市，一直延续到唐末而不衰。种花卖花的人家世代相传，收入比种田的农民高，还可以免除政府的劳役。当时的洛阳人宋单户因善种牡丹，能变易千种，被朝廷召到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相同。玄宗赐金千两，称他具有幻世之绝艺，并尊为花师。
到了宋代，牡丹得到极大发展，品种更为丰富。宋微宗年间，每年春天，洛阳地方官挑选最名贵的“姚黄”“魏紫”花束，盛于竹笼内，快马疾驰送抵开封皇宫，以献皇家欣赏。并且，此时贡花，同样可以顶租税。另一个以爱牡丹闻名的是清朝的慈禧太后。慈禧自尊为老佛爷，常以富贵花牡丹自比，不仅在颐和园内大量种植，整座仁寿殿所有装饰的主题，包括慈禧的宝座都是凤凰和牡丹。
可以看出，从唐至清，除去元，牡丹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很受尊崇，不仅在皇宫花苑内大量种植牡丹，还给在培育牡丹方面有贡献的花农以赏赐。这种待遇，恐怕是其他花木所享受不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牡丹在官方依然有很高的地位。1959年秋，周恩来总理到洛阳视察时曾说，牡丹是我国的国花。我国发行的硬币、纸币和纪念币中，很多都有牡丹图案出现。
民间追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官方喜爱，引领了风尚，牡丹花在老百姓当中也相当受欢迎。
唐代牡丹，最初仅限宫廷栽植，但很快就发展成为民间的普遍种植。一到牡丹花期，长安城里三巷九陌，均是买花卖花之人。白居易《买花》诗中“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描述的就是这个场景。《国史补》也记载：“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观为耻，人种以求利，一本有直（值）数万者。”说明当时牡丹之贵和人们的狂热之情。
不光老百姓狂热，连那些看破红尘的僧道，也喜欢牡丹，不少寺院与道观中也大量种植牡丹。当时慈恩寺堂院内有牡丹两丛，每每开花多达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兴唐寺有牡丹一窠，花开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紫白、白檀，独无深红，其花直径七、八寸，引来大量游客围观。
北宋时，人们对洛阳牡丹的喜爱，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欧阳修在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时，为洛阳牡丹所陶醉，写了篇《洛阳牡丹记》，其中写道，洛阳当时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等优良花木，但洛阳人并不感兴趣，称这些花木为“果子花”，直呼其名，但对牡丹却单称一个“花”字，以表“天下真花独牡丹”之意。每当春天牡丹花开时，全城男女老幼争相看花，竟出现了“绝烟火游之”的盛况。在牡丹花市上，以种牡丹为生的花农搭起帐篷，奏着笙歌，招揽顾客。
从明代起，曹州（今山东菏泽）牡丹开始兴起，其牡丹品种系民间从洛阳引进。嘉靖年间，曹州人赵瑞波很喜欢花，他在行医经过洛阳时，得到了白、紫、粉、红四种，回来后加以种植。万历年间，他再赴洛阳求得姚黄和魏紫等十几种牡丹的名贵品种并移植曹州。到明末清初，曹州牡丹发展到高峰，曹州城东北一带，牡丹连阡接陌，万紫千红。当时一个谢姓太守回忆在曹州看牡丹的情景时写到“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风送鼻，盖家家畦园之中俱植之，若蔬然”。在农村，种牡丹竟然跟种菜那样普遍，可见牡丹有多火。此时的牡丹也不再是皇家贵族独享，即使是一些名贵品种，一般官员和普通百姓也能观赏得到。当时曹州有大量以种植牡丹而闻名的花园。流传至今的“赵粉”“赵红”“赵紫”“赵绿”等牡丹珍品，就是当年曹州赵楼村先民赵邦瑞等选育而成。与此同时，北京牡丹也开始发展起来，在北京城南丰台、草桥一带，有十八个村庄以生产花卉为业，其中以排林村种植牡丹最具盛名。
除了长安、洛阳、曹州等，安徽的亳州、铜陵，四川的天彭（今彭州），江苏的江阴以及陕西、河北、黑龙江、云南、广西、甘肃等地都有种植牡丹。其分布范围之所以能这么广，主要原因在于老百姓为躲避战乱，四处流浪，牡丹花的种子就跟着这些流民在中华大地四处生根，继续盛开。
文人力推
牡丹的长盛不衰，与文人墨客们的大力宣传也分不开。
在雍容华贵的牡丹面前，这些文人丝毫不吝啬自己的笔墨。每逢牡丹盛开，他们蜂拥而至，赏花漫游、饮酒集会，引吭高歌、酬唱赠答，或描写牡丹开放的繁华景象，或吟咏牡丹的娇媚香艳，也有的借物喻志，抒发胸中的家国情怀。
历代咏叹百花诗中，以咏牡丹诗词最多。这些诗词中，有的只是纯粹的表达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比如白居易对牡丹情有独钟，他专门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牡丹》：“绝代只西子，众芳唯牡丹。”另一诗人李正封则仅凭“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就让自己流芳百世，牡丹花的“国色天香”也由此而来。同样有此感慨的还有刘禹锡，他在《赏牡丹》中非常直白地赞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诗人王建在他新租的房子中发现种有牡丹后非常高兴，在牡丹盛开时特别写了首五律《题所赁宅牡丹花》：“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诗的水平自然无法与前几位相比，不过爱花的心情却跃然纸上。比起其他人光动口动笔，陆游则自己亲自栽牡丹，并也为此写了诗：“携锄庭下刨苍苔，墨紫靼红手自栽。老子龙种逾八十，死前犹见几回开。”看着自己栽的牡丹开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李白以咏叹牡丹为题的清平调词，则是玄宗皇帝携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前赏牡丹时给他的命题作文，其中一首非常出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人本意应该是想赞美杨贵妃，不过不知怎么被人解读出有暗讽杨太真的意思，结果因此惹祸，被贬出长安。白居易虽然很喜欢牡丹，但对当时因牡丹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深表担忧，“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写出了当时社会畸高的花价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今日所提到的“国花”一词，也是借由诗人之口首次出现。明代李梦阳《牡丹盛开，群友来看》中“碧草春风宴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嘉靖年间邵经济《柳亭赏牡丹和弘兄韵》中“自信国花来绝代，漫凭池草得新联”，都是牡丹被称作“国花”的诗例。尽管此时的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之概念，诗中所写的“国花”，其意思与之前人们常说的国色、国香一样，都是表示远超群类、冠盖全国的意思，但也足以看出诗人对牡丹的推崇之情。而且，古代诗词中关于国花的记载，唯一可以确切指向的就是牡丹。
在信息传媒并不发达的古代，一件事物的流行，更多的是靠口口相传。可以想见，牡丹之所以能历经数朝而始终热度不减，文人们的助攻非常重要。一方面，读书人在每个朝代都处于受人尊崇的较高地位，他们的喜好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所处时代的风向标，他们对牡丹的喜爱和赞美，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世人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文人笔下的牡丹，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比之牡丹花本身更加富丽堂皇、引人入胜，其植物属性背后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也得到较好的发掘，使得牡丹花较之其他花木更显得与众不同。
文化隐喻
牡丹之被称为“国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背后的文化隐喻。
首先，牡丹花雍容华贵的特质，既符合封建统治者對盛世太平的美好期许，也符合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尤其是当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时，皇帝们可以从观花队伍中看出群众满意度，老百姓也能从牡丹花中满足对于富贵的内心想象。这或许是牡丹得以长盛不衰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
其次，牡丹千姿百态的特点，使其象征意义最为多元。古人说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是将牡丹象征为世俗情欲，这在封建时代是一种大胆的表述。汤显祖的《牡丹亭》中，虚构了杜丽娘在牡丹亭下因情感梦的旖旎故事，牡丹成为男女主人公情欲结合的媒介。而在明清文人笔下，牡丹还具有坚贞、忠诚之义。如清初魏禧的《借一亭赏牡丹诗序》云：“世徒以牡丹为富贵，富贵无常，何足道？是花荣衰不忘故主，今又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谓花之君子可也。”
最后，牡丹受人尊崇的地位，还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国家和政权力量的隐喻。五代周世宗派使者南下接触南汉国王刘鋹，对方很是傲慢，大夸其国势，接待人员赠送茉莉花，称作“小南强”。宋灭南汉，刘鋹被押到汴京开封，见到牡丹，大为惊骇。北宋官员故意说，这叫“大北胜”，借牡丹的丰盈华贵弹压南汉人引以自豪的茉莉。在这里，牡丹已经被视为大一统王朝或大国气势的象征。
北宋灭亡后，南渡的中原人士常以牡丹为载体，怀念故土。一位程姓官员在看到牡丹后感慨“自离洛阳，今始见花耳！”自己种牡丹的陆游，也写过借牡丹来怀念故土的诗：“洛阳牡丹面径尺，鄜畴牡丹高丈馀……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棰驱群胡。”
到了明代，牡丹与国家政权、民族情感之间的联系被表达得更为充分。学者王路在《花史左编·花之品》中以牡丹花王姚黄、花后魏紫为正品之首，并在花王、花后分别标注“拟照临万国”“拟母仪天下”，直接用上了对皇家才用的敬语。李佩把帝舜姓姚、是黄帝八世孙、在五行中为土德（黄色）等知识点联系在一起，专门为“花王”姚黄写了篇传记叫《姚黄传》，虽有点牵强附会，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牡丹与民族、君王、政权之间的隐喻关系。到了清末，随着外国入侵，中华民族意识得到强化，现代国家意识开始萌芽，牡丹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及气象的代表。丘逢甲曾作一首《牡丹诗》：“东来花种满西园，谁与乘槎客细论。从此全球作香国，五洲花拜一王尊。”以此表达对中华民族早日复兴的期望。
牡丹在“国花”之争中吃到的唯一一次败仗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尊梅花为国花。究其原因，一方面，牡丹作为封建皇权的象征在“五四”后被舍弃，另一方面，在当时民族危机比较深重的情形下，梅花的坚韧不拔、不畏严寒更契合时代气质。
作者：潘前芝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