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历史上遭遇的三次冲击
胡服骑射
自商周以来，古人的传统服装一般分为襦、裤、深衣（即把上衣下裳缝在一起）、下裳配套，形成了“上衣下裳”“深衣”“襦裙”三种主要搭配方式。其中上衣下裳是帝王百官举办仪式或庆典时穿着的礼服;深衣是百官及士人日常穿着;襦裙是妇女的穿着。这些服装的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有用带钩的，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裤只有两条裤管套在胫部，类似我们今天的开裆裤。裤外面还有裳，所以能够解决遮羞问题。古代对“男女之大防”限制那么严，女孩子要“养在深闺”，恐怕也与当时这种男女都穿开裆裤的服装样式不无关系。
深衣
這样的服装，用来装装样子还行，但有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活动不便，尤其不能适应战争中的骑射行动。对于中原诸国来讲，他们之间打仗都用战车，穿这种衣服问题也不是很大。但位于西北的赵国就面临着很尴尬的问题。他们经常与东胡（今内蒙南部）、楼烦（今山西北部）两个邻族作战。这两个民族都是游牧民族，善于骑马射箭。赵国虽有不少战车，但笨重的战车在机动性上首先就比骑兵逊了一筹，如果碰到崎岖山谷，更是无能为力，在实战中吃了不少亏。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训练骑兵。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服装。
同历史上许多改革一样，赵武灵王也顾虑，此举会不会因为改变了周公及先王传下来的衣冠礼仪而受到非议。他找来大臣肥义商量，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说，大王既然已经定下来了，就不用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我顶你。武灵王最终下定决心，面对反对的大臣，他坚持“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毅然实行胡服骑射。这种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大胆改革行为，在当时可谓相当前卫。
武灵王改革服装的具体做法就是学习胡服。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全套胡服由皮帽、短上衣、裤子、革带、革靴五部分组成，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仅及膝盖，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武灵王吸收东胡族和楼烦族军人服式，废弃了传统的上衣下裳，将传统的没有裆的套裤改成有前后裆、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这种两裆缝合的裤子能够保护大腿和臀部肌肉在骑马时少受摩擦，且不用再在外加裳即可外出，在功能上是极大改进。武灵王不但自己穿，将军及士兵穿，还要大夫、子嗣也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服装改革的热潮。
尽管反对声依旧存在，但胡服骑射对于赵军战斗力的提高肉眼可见。赵国之后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国势大盛。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六国中，赵国实力并非最强，但却能与秦国抗衡到最后，与赵武灵王改革所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但胡服骑射毕竟只是一个局部政权的改革，虽然在赵国内部掀起巨大波澜，但对整个中原各国的着装，并未构成多大冲击。春秋战国直到汉代，上层建筑的帝王和士大夫仍然坚持传统审美观念，保持宽襦大裳的服式。不过在军人及劳动人民中间，胡服的合裆裤款式还是流行开来。
胡服骑射
南北朝时汉、胡大融合
南北朝时，由于战乱频仍，大批北方居民南迁，由此带来南北两地的生活习俗和衣冠服饰的大交流、大融合。与胡服骑射单方面改革不同的是，这次是相互学习。有意思的是，双方的影响力走的是不同的线路。
汉服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主要在上层。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在取得政权后，认为本族穿着不足以显示其身份地位的显贵，于是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高冠博带式华贵服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孝文帝。公园495年，他接见群臣时就赐给百官汉式官服，用以更换胡服。但这一改革也受到阻碍，许多人不遵诏令，连他的太子也阳奉阴违，私下里还是穿着胡服，最后被废为庶人。从这一点看，他的改革决心不亚于当年的赵武灵王。最终结果颇令孝文帝扎心，他在上层努力推行汉服，在底层劳动人民中，鲜卑族的服装反而在汉族劳动人民中得到广泛推广，连一些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鲜卑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对繁琐的汉服而言，北方胡服更便于活动，有较好的劳动实用功能。
胡服的流行，主要体现在裤褶、裲裆和半袖衫三款服饰上。
裤褶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其基本款式是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照汉服规矩，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裤之外必须加上袍裳，只有骑马或者干活的农民、手艺人才把裤露在外面。但到南北朝时，这种礼仪似乎被淡化，连皇帝都穿着裤褶接见下属。有人写诗讽刺当时这种现象：“帽上着笼冠，祷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讽刺归讽刺，但胡服流行趋势却阻挡不了。北方裤褶传入南方后，南方人一方面持欢迎态度，另一方面又顾忌上朝堂和仪式上穿这种衣服不够严肃，所以就对已有服饰进行了改良，把上身褶加大，并加大了袖管，下身的裤管也加大，成为裙裤的样子。这样在形制上依然保持了上衣下裳，但遇到急事，可以把裤管扎起来，变成了急装的样式。这种服饰既便于行事，又适合仪表体制，故而颇受欢迎，一直沿用到唐代。
裲裆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其一当胸，其二当背，肩部有两条带子相连，腰问再以皮带系扎，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坎肩或背心。裲裆虽是男子服饰，但彼时许多妇女也都有穿着。妇女起初多穿在外衣的里边，之后开始穿在交领衫袄外。相对男款，妇女的裲裆，往往会加上彩绣装饰。1965年，在新疆一座南北朝时期的墓中的一具女尸身上，就穿有一件裲裆，以红绢为底，上面用黑、绿、黄三色彩线绣城蔓草纹、圆点纹及金钟花纹，四周另已素娟镶边，印证了文字记载的裲裆流行时间。
最后一种是半袖衫。由于半袖衫多为浅青色，与汉族传统章服制度中的礼服相违，故被斥之为“服妖”。不过北方人倒是没有这等禁忌，魏明帝曾穿着半袖衫与大臣们见面。在南北大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汉服款式受到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是非此即彼。汉服从胡服款式中汲取营养，使自己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胡服对汉服的影响之大，正如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的那样，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清朝的剃发易服
清朝以前，汉服经历千余年的发展，期间虽经胡服冲击，汉服有变化但总体上的正统地位并未动摇过。这一情况在清代被改变。
1644年，满清入关，取得政权，清朝统治者深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仅凭军事、政治优势，并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必须在文化及其他领域占有优势。1645年，顺治皇帝下剃发易服令，限军民等十日尽行剃发，并俱用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衣冠，“倘有不从，军法从事”。其目的一是在形制上打击汉人，以是否剃发易服来判断汉人是否臣服;二是认为宽衣大袖的汉服缺乏尚武精神，不愿效仿汉人衣冠。根据这一命令，汉人男子一改束发绾髻为削发垂辫，以箭袖小衣、深鞋紧袜取代了宽衣大袖与统袜浅鞋。
这种以国家机器来推动的服装改革，对汉服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史料记载，当时禁止民间穿戴汉装，十分严厉，例如禁止戴明朝士儒的方巾，所以就没有敢戴平顶帽的，即使在自己家里戴着玩，如果被人看见，也会马上大祸临头。剃头匠则负担在街上游走，看见蓄发者立即上前剃去，如有反抗情绪，即斩头悬在竹竿上示众。故而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留发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语。面对如此恐怖政策，民众不满情绪十分高涨，对剃头改装的怨言和守发行动屡见不鲜。鉴于此，顺治十年，大学士陈名夏向皇帝进言，要想天下太平，只需留头发、复衣冠。顺治帝虽没有明确下旨，但实际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制定了“十不从”原则，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政策，概而言之，就是男的和朝廷官员必须着满服，女子、小孩、奴隶以及死人等则可放松要求。
清朝男服一般有袍、褂、衫、裤等。袍指长袍，又称旗袍，样式为圆领、大襟、平袖、开禊。其中，以女子的旗袍演变较多。即使到了民国，这种长袍仍是一些正式场合的服装。与长袍配套穿着的是马褂。马褂长及腰部，左右及后开衩，袖口平直，原是骑马时穿的一种外褂，因便于骑马，故称“马褂”。马褂初仅限八旗士兵穿用，后富家子弟开始穿着，逐渐传入民间，成为一种通用的礼服。
长袍、长衫配马褂、马甲，腰束湖色、白色或浅色长腰带，后系手巾，是清代男子一般通行穿着的服装。而坎肩在清代也颇为时兴，其形状与我们今天的背心基本相似，无领、无袖、对襟，穿脱方便。这种服饰既有装饰作用，又有实用价值，所以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一般劳动人民的衣着主要是短衫短袄，与裤子相配，外束一条腰裙。南方农民夏天穿牛头短裤，长裤在裤脚镶一段黑边。北方人则穿长裤，用带子将裤脚在脚踝处扎紧，冬夏都如此。如果说过去汉服总是吸取胡服来完善自己的话，那么在清朝流行的服装上，已经看不到汉服的影子了。尽管自乾隆之后，在皇帝的御用朝服上，加上有汉族皇帝服装所必有的“十二章”纹样，而且连位置都是固定的。但这样的细枝末节上的吸纳，并不能改变汉服总体上的式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人的心气渐渐被治服，加之满服比起汉服来的确更便捷、更贴身，汉服逐渐被人所淡忘。
汉服复兴，文化自信
从汉服千余年的历史命运看，服装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御寒保暖的工具，很多时候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理念的延伸和一个族群的标识。一方面，即使在缺少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人们或出于礼仪、或出于实用便捷，也会对服装能作出自然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推动了汉服的不断丰富和繁荣。
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时也能反映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态度。一个自信的民族或者政权，对外来文化是不会采取闭锁政策的。这一点，在如何对待异族服装上表现尤为明显。
无论是赵武灵王，还是北孝文帝，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都表现出强大的自信。期间的历代帝王虽然强调汉服正统，但对以胡服为代表的异族文化并不抵制，大多数时候持顺其自然的态度。正是在这种宽松氛围下，汉服在款式、种类等细节方面得到了不断地改进。到了唐代，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深入，回纥人、波斯人、吐蕃人、日本人等在长安已是司空见惯。此时的胡服，已不再单指北方少数民族服装，而是这些异族服饰的统称。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唐人的服饰风格呈现出自由、奔放、积极、活泼的特点，风格日趋多样。唐高祖李渊把胡服要素加入到朝廷官服和皇家服饰里。唐代的官服，除了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因袭旧制，从皇帝到百官一般场合所穿公服、平时生活常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的服装某些成分，开创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在唐代最强盛时期，从上层统治集团到一般百姓，穿胡服，戴胡帽，学胡妆，都是不以为奇的事。从前段时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可以看出，唐人的服装较之传统汉服已有很大不同。这种自信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今天。单就服装而言，唐装在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所喜闻乐见的服装，而今天日本的和服、朝鲜和韩国的服装，也都在形式上继承了唐装的长处。
2019年漢服礼服设计大赛
相比较而言，北宋对异族服装则是严加禁绝。宋徽宗曾下诏：凡是在京城内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著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最严重的时期，连戴一顶有外来色彩的毡帽，都要当做抗旨来加罪。此时与宋对峙的辽，在衣服制度上则是“国母与番官皆番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对异族服装持的是尊崇的态度。究其缘由，还是在于宋朝在与辽国的作战中始终没有取得优势。这种军力上的颓势影响到统治者的自信心，乃至连一丝外族的痕迹都见不得，实在是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到了清代，清朝统治者总结辽、金、元三朝的教训后，认为衣冠改用汉式才导致“国势渐弱”，故而采取强制手段要汉人改换满装。不过，深层次原因，这还是一种面对异族文化时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后来的“海禁”和“文字狱”也与这种不自信不无关系。
清亡后，其特色服装马褂、旗袍倒是为汉人们广泛接受，连蒋介石在就职典礼上也穿着长袍马褂。尤其是女式旗袍，更是以能充分展现东方女性的柔美而享誉世界。而经过近400年的沉沦，汉服在本世纪初再次兴起，显示出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尽管此时的汉服已非彼时汉服，但款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复兴背后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天这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下，汉服的兴起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它将拥有更加广阔的未采。
作者：潘前芝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