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历史分析
明朝武士图
有明一代，北部边防甚重。元亡而未亡，元顺帝带领几乎完整无缺的中央中枢逃亡漠北。从洪武朝到永乐朝，明朝最雄才大略的两位帝王强势打击北元残余势力，北元朝廷崩溃，蒙古势力又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卫。鞑靼具有黄金家族血统，因此具有正统地位的优势，所以，永乐一朝，对鞑靼部实行了重点打击。
在鞑靼阿鲁台被朱棣沉重打击之时，瓦剌部却在暗中积蓄发展力量。鞑靼被削弱之后，瓦剌渐渐显现出野心。
永乐十一年（1413年），马哈木率兵到达明朝边境兴和窥探明方动静。朱棣敏锐地感觉到瓦剌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三月间，朱棣亲征瓦剌，一番大战之后，瓦剌军被歼灭上万人，实力受到一定打击。
这时鞑靼又乘机重新积蓄力量，朱棣再次拉拢被沉重打击的瓦刺，共同对付鞑靼部。马哈木之子脱欢继承了父亲顺宁王的爵位，乘机向东南方发展势力范围，他率军击败东察合台汗国歪思汗，迫使其迁都到了亦力把里。
明成祖朱棣此后的三次亲征都是针对鞑靼阿鲁台，鞑靼部损失巨大。脱欢又给阿鲁台来了一个雪上加霜，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瓦剌军在饮马河打败阿鲁台。之后，脱欢又合并了不服从自己的土尔扈特部，瓦刺实力进一步增强。
如果朱棣能多活几年，也许会对崛起的瓦剌再次实施打击，可惜，天不假年，英雄最终谢世在榆木川。
瓦刺崛起
正统三年（1438年），瓦刺杀阿岱汗，一统漠北。脱脱不花成为了全蒙古大汗，而脱欢则成为太师。
次年，脱欢去世，其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也先继续率领瓦剌强势扩张。正统十二年（1447年），也先征服兀良哈三卫，蒙古各部全部臣服在也先麾下。
土木堡之变画作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也先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他胁迫脱脱不花可汗南侵明朝，声称能得到大城池即可，如果得不到，达到骚扰明边境的目的也可。
从正统初年到正统末年，瓦剌通过四面征伐，势力范围已经西到巴尔喀什湖东南，北到安格拉河南边、叶尼塞河上游，东边到了克鲁伦河下游和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此时的瓦刺已经成为自北元崩溃以来，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一个政权。他们兵力雄厚，战斗力极强，已经具备了跟明朝一争高下的实力。
蒙古瓦剌等部跟明朝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朝贡贸易。瓦剌以朝贡为辞，派出大量人员进入明朝。明朝方面厚待来使，给他们赐宴，提供食宿、粮草，还要大量赏赐财物。
后人提及土木堡之变发生的原因，很多人都要归咎到王振减损马价事件。比如《北使录》就提到因为王振减少瓦刺朝贡团的马价，导致也先大怒，从而发兵扣留了英宗皇帝。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也将也先南下原因归咎为王振裁减其马价。
要说明事情的原委，先来看看每次瓦剌以朝贡为辞，来到北京给明廷造成了多少困扰。朝廷秉承厚往薄来的原则，对朝贡使团都是极其大方，高额的招待费用不说，使团来明后飞扬跋扈，而且还夹杂着特务人员，负责窥探明朝内地虚实。这一切都让朝廷忍无可忍，尽管明廷一再下诏强调瓦剌部只需一年一贡即可，可是瓦剌却装傻充愣，对明朝皇帝的话充耳不闻，照样一年之中频繁来明朝贡。
明廷要求瓦刺朝贡使团限制为三百人，也先派来的人却动辄上千。就拿正统十年那次来说，瓦剌使团一来就是两千多人，明朝接待使团动用了牛羊三千多只、酒三千多坛、麦一百多担，至于鸡鹅花果这些更是不计其数。官粮的供应已经不足，只好让卫所来出银两完成供应。
正统十四年，也先又派遣使者来明朝进献马匹，这次使团一共两千多人，诈称三千人。王振验看使团人员，发现瓦剌虚报人数，他大怒，命令将马价减少。以往瓦剌使团也常常以劣等馬当成好马卖给明朝，以往明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了冤大头，花了不少冤枉钱。没有想到瓦剌人得寸进尺，把明朝当成了摇钱树，变本加厉，这次不但送劣马充好马，更是虚报使团人数以期得到更多赏赐。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振这次忍无可忍了。他在减少马价的同时，又下令按照瓦剌使团实际来明人数赏赐，并不许多给。
平心而论，在减损马价这件事上，王振并没有做错。在外交上，明朝处理此事有理有节，并没有因为瓦剌虚报人数而给予其他处罚，只是照实际人数赏赐，马价也是按照实际劣等马的价格给予。可以说，于情于理，王振的处理方式都无可置疑。
但在那些文人笔下，此事演变为王振无事找事惹怒了也先，从而导致了战争。那按照这些文人的逻辑，若是王振吃了哑巴亏，继续认怂，任凭也先使团为所欲为，就能避免战争了？很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瓦剌挑动战争是迟早之事，王振减缩马价之事只是战争的借口罢了。
瓦剌势力不断膨胀，也先的经济贪求不断增长，他想的是通过军事征伐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果有可能，还可以乘机攻占明朝的领土，这才是瓦刺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
英宗亲征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全面入侵明朝边境。中西路由也先亲自率军侵入大同，东路脱脱不花大汗率军进攻辽东，中东路阿剌知院入寇宣府，西路派人攻击甘州。
七月十一日，也先亲率的中西路军大举进攻大同城。镇守大同的参将吴浩带兵在猫儿庄与瓦剌军血战，最终失败阵亡。同时，阿剌知院率瓦剌军围攻宣府东北的赤城堡。
当天，猫儿庄之败报就传到了北京，明英宗在这一天下诏亲征。
朝会上英宗宣布亲征令之后，下面站立的文武官员各怀心事，多数人不赞成此意，可是看着眼中喷火的年轻皇帝，再看看英宗旁边的那位“杀伐果断”的王太监，大家选择了集体沉默。
亲征令发布的次日，英宗开始给京军将士们发放兵器、粮饷和赏银。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牵头，带领京官们联合署名，上奏英宗劝谏亲征。大家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后勤保障困难，二是皇帝亲征，国家事务不能及时处理，三是亲征难保无虞，万一失利，皇帝安危事大。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又各自单独上奏疏，请英宗以社稷为重，不要亲征。
但是，群臣的劝谏都没能够阻止年轻的皇帝。
七月十五日，驸马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率大同军又在阳和城与也先瓦剌军激战。结果明军全军覆灭，宋瑛和朱冕阵亡，石亨独自一人逃脱。也就是这一天，明英宗朱祁镇命弟弟郧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带着25万京军加私属浩浩荡荡，踏上了北征瓦剌的征途。
朱祁镇亲征瓦剌之事，一向被文人士大夫们认为是王振最大的罪过。一句“挟帝亲征”就给王振定了性，如果没有这个死太监，英宗陛下岂能亲征，若不是亲征，又岂能落入敌手，成为瓦刺俘虏？
清修《明史》中就言之凿凿地认为正是王振逼迫皇帝亲征，才导致了土木之难。
王振胁迫皇帝亲征的目的是什么？事后，明廷众臣认为王振是山西人，他看到瓦剌军锋直逼大同，担心故乡被攻击，为了保护故乡，同时又想带着皇帝到自己老家炫耀一番，才想出了亲征的主意。
只不过，这种挟帝亲征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英宗朱祁镇当年已经24岁，是独立处理国政的皇帝，而不是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亲征决策不是他自己提出，王振又怎么能挟持？
其二，英宗正是在明军猫儿庄大败之日，收到消息，做出了御驾亲征的决策。以英宗和王振判断，精锐的大同边军竟然惨败给了瓦剌，局势之严峻也到了必须御驾亲征的地步。
其三，永乐朝京军设置了三大营之后，皇帝处在军队最高统帅的地位。武将只能统帅部分军队，或者担任偏将，率领全部京军出征之最高统帅必须是皇帝本人。这就是朱棣之所以五次亲征漠北的重要原因，也是明英宗在意识到局勢危机之后，带领几乎全部精锐京军，亲征瓦刺的原因。
其四，御驾亲征在明初一直是传统。从明太祖朱元璋身冒镝锋，打下江山到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再到明宣宗朱瞻基平定汉王之乱和巡边兀良哈，历代皇帝都建立了赫赫武功。朱祁镇羡慕历代先帝的武功，想模仿他们，御驾亲征，再次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其五，三征麓川的大胜和东南三方民变的平定，也让英宗朱祁镇信心满满，觉得瓦剌军在他面前也会迎刃而解，大败而逃。
总之，英宗朱祁镇自己做出了亲征的决定，并不存在什么王振胁迫的可能。他只是高估了明军实力从而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亲征的决定又不能说完全跟王振没有一点关系。王振在正统年间，一直提醒小皇帝不要忘记战事，从明英宗初年两次检阅京军到力主用兵麓川，王振的这种思想对英宗影响不可谓不大。
这次明英宗提出御驾亲征之决定，王振也属于坚定的拥护派，也许在他心中，还有个理想，想协助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大败瓦剌军，从而进一步提高皇帝的威望，建立不世之功。
从英宗下达亲征之命到七月十六日正式出征，皇帝仅仅给了出征大军5天准备时间。当然，当时军情紧急，明廷确实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亲征了。
25万京军和私属仓促就道，大军8日之后，抵达宣府。到了宣府，天气忽然变坏，大风大雨。跟随皇帝亲征的文武官员纷纷请求皇帝在宣府驻扎，不要继续前行，以免出现差池。
面对这种畏战情绪，英宗大怒，命王振将劝说驻军的大臣们遣送到军队里面，跟着大头兵们一起行军，让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气氛。
第二天，亲征大军继续西行，到达鸡鸣山。这时候军中的畏敌情绪更加严重。为了压制此风，在英宗授意和默许下，王振故意凌辱群臣，命成国公朱勇觐见时膝行向前。管理大营的户部尚书王佐和兵部尚书邝埜无故擅离职守，王振罚令二人跪在草地之中，夜晚才让他们回去。军情紧急，王振身边的亲信，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劝说他：“敌人强大，不可继续前进，万一皇帝失利被俘就坏了。”内阁学士曹鼐也以皇帝之命关系社稷安危相劝，要求退军。结果，都被王振拒绝了。
王振明白，年轻气盛的天子朱祁镇不可能同意回师。他满怀信心地要建立不朽功绩，25万大军没有跟敌军交手就退师，岂不成为了天下的笑柄！
明军继续前进，到达前线大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告诉王振，若大军继续出战，将正中也先下怀。郭敬显然是得到了某些军事情报，才禀告了王振。因为就在明英宗进军时，以往战无不胜的瓦刺军竟然悄无声息地退到了塞外。
说来也巧，亲征大军到达大同当天的夜里，一向晴朗的天空风雨大作，令人胆寒。
在群臣和王振的极力劝说下，明英宗极不情愿地同意大军班师。
班师回朝
针对回师的路线，亲征大军的文武官员又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建议大军从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却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他的路线是向东，从居庸关回师北京。
关于回师路线，《明英宗实录》给出的说法是王振想邀请英宗亲自驾临其蔚州故乡，才决定亲征大军从紫荆关回师。但是，王振又考虑到亲征大军会踩坏了故乡的庄稼，给乡亲们造成重大损失，才又建议英宗改道宣府经居庸关回京。也就是他这一建议，才导致了英宗在土木堡中了瓦剌埋伏，全军覆灭。
土木堡之变地图
如果真是这样，王振对土木堡之变可要承担重要责任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明英宗自己不想从紫荆关返回京城，而是执意要从居庸关回师。
王振跟郭登意见一致，也请求英宗从紫荆关回师，这样更远离敌军，相对更安全一些。《明英宗实录》刻意将这个决定的责任推到王振身上，就是为了给明英宗推脱责任，从而坐实了宦官误国这一说法。
明英宗不选择紫荆关回师是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回师就是他极不情愿的决定，如果走居庸关东北一线，在山川众多、地形不利于敌方骑兵展开的情况下，还有可能遭遇瓦剌军，打上一场胜仗，给自己的班师挽回些面子。年轻气盛的皇帝是不甘心一战不打，就这样灰溜溜退军的。
其次，即使选择走紫荆关一线也并不能保证万全。正统十四年之前，明朝从大同到蔚州的路途中，并非后世人们想象中那种城堡众多，贯通联结为一体，密不通风的防守工事。当时的边墙只是断断续续，在正统年间之前，据《明实录》记载，明朝只在永乐十年有过一次修筑边墙的行为。明朝大规模修建长城是嘉靖朝的事情。土木堡之变时的宣府边墙长度只有嘉靖时的十八分之一长，没有墩台、城堡、关隘，大小城堡之间各自为战，难以相互救援，也无法形成合力阻击敌军，宣府等边鎮犹如一个到处漏风的篱笆院，瓦剌骑兵可以随意进入内地，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即使选择走偏南的紫荆关一线，也充满了危险。万一，瓦剌骑兵深入内地，就可能在南线一带平原地区追击上明军，发挥骑兵优势，将明军全歼。
经过7日行军，英宗大军回师于八月初十日到达宣府。
前面我们说过，英宗在拒绝了郭登和王振从蔚州回师建议之后，沿着北线行军以便寻找瓦剌主力决战。初七日，亲征大军到达了白登后，大军又转向东南，向着蔚州方向前进40里。为何英宗又走了一段被自己否定的路线？
这就跟英宗内心的反复不定有关系了。在阳和城外见识到了尸横遍野的场面，一心要寻找瓦剌军决战的英宗内心也有所触动，毕竟是第一次亲征，众多文武还有王振出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也在旁一直劝说皇帝走蔚州方向，英宗也考虑到蔚州一线虽然平川无险，但是毕竟远离边塞，瓦剌骑兵到来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在众人压力之下，才有了这绕道40里的行程。
在洪州方城堡休息了一夜之后，英宗不甘心就这样回师，又改变了主意，不顾文武官员的极力劝说，继续执意前往宣府，以便于寻找瓦剌军决战。王振见英宗陷入巨大舆论压力下，主动站出来替皇帝圆场，说英宗皇帝不去蔚州，是担心大军践踏了家乡庄稼。这才有了之后实录里面的记载，将绕道之罪归于王振。
其实，仲秋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并没有庄稼可以供大军践踏，王振此说辞只是为皇帝解围随口一言。
清修《明史》里面抓住了这绕道四十里之事，说绕道导致了亲征大军疲倦不堪，从而耽误英宗安全返回。可是，绕道四十里之后，接下来连续3天，大军都在夜间休息驻扎，充分休整应无大碍，而且一路顺风的，没有遇到什么瓦剌军队。
不过，八月十三日这天，驻扎在雷家站的大军正要启程，警报终于拉响了。明军得到谍报，也先亲率瓦剌军，准备袭击亲征大军后部。此时明英宗不但没有加速回师速度，反而还按兵不动，并派出断后部队截击瓦剌军。
雷家站地势开阔，北临八宝山，南边是一望无垠的广阔平川。这是非常有利于大军团展开作战的地形，正是跟瓦剌对战的好地界。
一路上一心要寻瓦刺主力决战的朱祁镇，终于等到了跟敌军对战的机会。听说敌人追击的消息，他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期待与瓦剌军面对面决战。
那此时也先参加追击战的军队有多少人？瓦剌统一蒙古草原之后，可动员的兵力至少不少于20万。这一次四路入侵明朝，可谓是倾巢而出。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带领九万多军队围攻北京。根据这一人数逆向推算，土木堡之战中，也先应该至少动用了十万多兵力参战，而非常见史籍中所言的两三万人。
不得不承认，也先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他得知明英宗御驾亲征的消息后，故意示弱退却，然后在漠北设下埋伏，引诱明军进入包围圈，一举围歼。若明军没有上当，他就攻击大同，阿剌知院进攻宣府，这两地都是明朝亲征大军必经之路。
两路瓦刺军队在围攻的同时，通过探报传递消息，一旦亲征大军到了有利于他们围攻的地区，他们两部就迅速合兵一处，将亲征大军围而歼之！
更加糟糕的是，早在七月十二日，瓦剌大军已经开始围攻马营。这就意味着宣府北边的独石城已经落入敌手。独石城的城防能力在整个宣府地区仅次于镇城，此地不守，意味着其他更小些的城堡更加无力抵抗瓦剌军的猛攻。
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将杨俊不战而逃。他这一逃，带来的恶劣影响，就是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效仿，弃城逃跑。这样一来，有十一处城池落入敌手，整个宣府北路和东路的防守全线崩溃。永宁卫的丢失，又使得瓦刺军可以来去自由，长驱直入，切断了明军可能取水的水源地桑干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明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独石、怀来、永宁等城池的成功攻占，使得瓦剌大军已经具备了合围明朝亲征大军的可能。而明军的探报系统却根本没有探测到如此重要的情报。
二十多万亲征大军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从踏入雷家站开始，他们已经一步步走进了也先设计好的包围圈口袋。
土木被困
八月十三日，明英宗朱祁镇正信心满满准备在雷家站痛击瓦剌主力，这时他突然接到探马回报，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原来，瓦剌军已经袭击了亲征大军的断后部队，勇将恭顺侯吴克忠、其弟都督吴克勤所部3万人陷入敌军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吴克忠兄弟英勇战死殉国。
得知消息后的明英宗立刻派出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精锐京军四万人迎战敌军。
结果大军进入鹞儿岭，又被瓦剌军伏击，4万人全部覆灭，主将朱勇、薛绶阵亡。
至此，亲征大军已经损失了7万兵力。明英宗朱祁镇在这一刻，才真正见识到了瓦剌军令人恐怖的战斗力。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瓦剌10万大军已经切断了宣府镇和亲征大军之间的联系，宣府镇的杨洪就是有心救援，也无力出城了。
八月十四日，十八万明军进入了土木堡，他们的士气，已经被前面两次惨败打击得荡然无存。恐惧占据了每一个士兵的心头，马上就是八月十五中秋团圆之日了，可是彪悍的瓦刺骑兵却要用手中的利刃收割他们的生命！没有人能预测到，自己能否活着回到京城，再见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亲征大军这一日行进了33里后，在土木堡驻扎休整。
土木堡20里处有一处城池，就是怀来城。
明末清初的谷应泰，在他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语句：“王振让亲征大军停下，等待一千多辆车的辎重，那些都是他的私人财物，落在了后面。因为这一等待，才错过了大军进入怀来城的时机。从而最终导致了车驾陷落土木堡。”
而《明英宗实录》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亲征大军每当到达一地驻跸，英宗都要派遣司设监太监吴亮勘察地势，选择营盘所在地。王振因为大军屡屡失利，心中愤懑，心不在焉，也没有让吴亮勘察地形，就选择了在土木堡地势较高之处驻营。
这高地是大大选错了，大军又饿又渴，掘地二丈，都没有发现一滴水。驻营的高地南边15里处，有一河流，已经被瓦剌占据。实录由此提出，正是王振选择驻跸土木堡的重大失误，最终导致了大军的崩溃。
其实，谷应泰和明实录的说法都站不住脚。首先，瓦剌设伏鹞儿岭的军事行动，是在亲征大军到达雷家站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千余辆辎重应该是在成国公朱勇和恭顺侯吴克忠的断后大军中，两路大军被瓦剌击败，那千余辆车的辎重岂能完好无缺？必然已经是落入瓦刺之手。
再说王振行军为何要将自己大量私财带入军中，哪里有打仗还要带着自己的财产四处炫耀的道理。退一万步讲，如果那些真的都是王振重要的财物，何不随身带着，让辎重车跟随自己和英宗左右。在明明得到探报，瓦剌追击的情况下，还要放在后续部队，这在情理上也讲不通。由此可见，谷应泰说法之错谬。
其次，怀来城早在亲征大军到来之前，就已经被守军放弃，从而被瓦剌军进占。驻跸土木堡，正是明军在瓦剌大军紧逼下，无奈中的选择而已。而非王振一时愤懑，做出的错误决定。由此可见，实录记载之不确。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连夜攻击土木堡北面的麻峪口，守卫此处的明军都指挥郭懋拼命抵抗了一夜，最终不支，败下阵来。
八月十五日，中秋万家团圆之日，土木堡的明军已经陷入了绝境。
当然，此刻的明军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们筑造堑壕工事，对抗瓦刺军，使得瓦剌军一时间难以靠近。
也先计上心来，他派出使者到明军阵前议和。明英宗朱祁镇派出内阁曹鼐跟瓦剌使者会晤。然后又派出两人护送瓦剌使者回去。也先假意同意撤军，饥渴难耐的明军将士们看到瓦剌军后撤，在这一刻他们的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到了临界点，干涸的嘴唇已经渗出了鲜血，明军纷纷跳出堑壕，寻找水源。
就在明军阵形大乱之时，佯装撤军的瓦剌军杀了一个回马枪，冲杀向前，将明军将士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接下来的战斗，简直可以用杀戮来形容了，很多失去抵抗意志的明军坐等敌军杀戮，仿佛成了待宰的羔羊。
血色夕阳，一场大战之后，土木堡伏尸遍野。无定河边骨，犹然是春闺梦中人。月明团圆夜，六万多明军将士却已经长眠他乡。
土木堡之战时，明军尚且有18万人。根据亲历者李贤的记载，死者居三分之一，伤者过半，骡马损失了20多万。瓦剌军在砍杀明军的同时，不忘记强夺辎重兵器。一名瓦剌兵看到一个盔甲鲜明的年轻人坐在地上，仿佛这杀戮的修罗战场跟他无关似的。
他伸手强夺年轻人的甲胄，将其俘虏。后来经过瓦剌将领辨认，才知道此人正是大明皇帝朱祁镇。
让我们再看看王振最后的结局吧。关于王振之死，也有三种说法：一是为瓦剌军所杀。傅维鳞《明书》和小说《醒世姻缘传》中皆持此说。
二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颇具英雄悲剧情怀：土木堡之战，明军崩溃，护卫将军樊忠睚眦俱裂，他痛恨奸臣王振，挥舞着手中大锤，大声喊道：“我要为天下诛杀此贼！”说完，他一锤下去，将王振砸了个脑浆进裂，死于当场。最终樊忠也死于瓦剌军中。
三是北京智化寺中留存的《英宗谕祭王振碑》中提到：英宗朱祁镇亲眼目睹，王振挥刀自刎，自杀殉国。
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是最不靠谱的。这种颇具小说色彩的描述，显然是作者一种情怀的寄托。祸国太监死于忠臣之手，这符合文人们罗曼蒂克式的幻想结局。真可惜，这只是个传说。
应该说，王振自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王振和英宗情感之深厚是无可置疑的。眼看得明军全军覆没，英宗又被俘虏，自己没有尽到保护责任，愧对英宗对自己的恩遇，又辜负了历代先帝对自己的嘱托和厚待。王振感觉无颜活在世上，遂挥刀自杀。
功过之争
土木堡之变对明朝的打击，是开国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首先，精锐的京军损失惨重，25万京军死于鹞儿岭和土木堡之战的总共有13万人之多，随军的军械辎重被瓦剌掠夺一空。
其次，皇帝朱祁镇成为了瓦刺军的俘虏，这也是明朝的最大国耻，对明朝军心士气打击沉重。
最后，随行的五十多名文武重臣死于土木堡，这摧毁了几乎明朝半个朝廷。死于土木之难的张辅为首的勋贵为数不少，勋贵集团遭受了沉重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朝权力中心的重新洗盘。
作为一场惨痛的军事失败，土木堡之变在当时和后世，都一直被研究和探讨，为何明朝在开国不到百年之际，就遭受了如此惨重的失败？要知道，此时距明成祖朱棣对蒙古各部“犁庭扫穴”也不过25年时间。
土木堡之败原因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自永乐朝以来，北部边防线的全面收缩，导致了北部边防态势的恶化。永乐大帝将东胜、大宁迁徙到内地，对蒙古的防线开始大范围南移。正统年间，北部边防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态势，塞外一有风吹草动，蒙古人就很快能杀到宣府、大同城下，这使得明朝边防情况日益严峻。
其次，瓦剌军力强大，加之宣府镇附近的防守脆弱，导致了宣府北路东路各城堡纷纷落入敌手。宣府镇遂成孤城，无法援救亲征大军，坐视土木堡之败的发生。
再次，明英宗年轻气盛，在沒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亲征。在回师途中，进退失据，缺乏对敌军的正确判断，这些指挥失误也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原因。
最后，对手的强大和也先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明军失利的原因。
土木堡之变被后世史家认定为明朝中衰的标志。这并不确切，这是很多偶发因素导致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明朝根本，更何况，在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王朝依然存在了近二百年。期间，也多次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大幅度发展期，并没有什么衰世之征。
通过前文的详细分析，我们也看到文人士大夫们笔下的历史书写中，王振是作为罪魁祸首成为了替罪羊。古人为君者讳，失败的责任当然不能明指是明英宗本人，更何况，明英宗虽然成为瓦剌俘虏，后来却又成功复辟，再次登基，而且之后历代明朝皇帝都是英宗之后人，不管是皇帝和臣下，都不可能将责任诿过于英宗。
既然王振专权已经对文官士大夫权力造成了影响，而王振已死，永远不能开口，秉承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文官士大夫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好，就让你个死太监再来当个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郑云鹏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