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背后的大秦密码
在耕战为本的大秦帝国，爵位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想要优渥的生活，每增加一级爵位，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如果想要光宗耀祖，也可以根据级别换来相应的官职，比如若爵位是第一级的公士，可以为5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二级的上造，可为10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五级的大夫，可为县尉，并得到6个奴隶的赏赐等等。有爵位者还拥有使无爵位者作为其“庶子”来为其服役的权利，每级爵位可以向国家申请一个庶子……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更吸引人欲望的刺激。比如，如果你犯了罪，同样可以提供庇护。若同犯一种罪，公士以下要判四年，而上造只判三年。上造以上爵位的人犯罪，只受降级处分，而一级以下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夺爵……那些立了战功的人即使死了，也能享受世人的崇敬。秦帝国素以严法著称，于芸芸众生而言，这样的“折算”很有市场。
有了“二十等军功爵制”作后盾，整个帝国的一切功名利禄都有了具体的量化。从一个小兵晋爵到将军、后被封为武安君的秦将战神白起，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的崛起成为所有秦兵在战场上最大的动力源泉。
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功名利禄都可以在战场上收获到，那为什么不拼死一搏呢？对于秦帝国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战争动员令，每一个人都渴望着战争，岂有不赢之理？
军令如山，誓死前行;将行令止，鼓鸣兵进。
“二十等爵”规定十分直接和明确，是否被授予爵位，完全取决于一次战斗下来，你能够从敌人的脖子上取回几颗脑袋，这就叫做“首功”（首就是头颅）。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战场上，秦军看到敌人就像饿狼看到猎物一样，会两眼绿光，嚎叫着奔突过去。
《史记》甚至记载，战场上还出现为了争夺敌人首级，秦军自相残杀的情况。
大秦帝国就是一辆体型巨大的战车，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被绑上了这驾高速开启的战车。战争，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成为秦帝国的全部。
闻之色变的“秦律”
秦以法治国，法律严酷空前绝后。
古今论者论及秦亡，几乎众口一词斥责为法治严酷。
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总结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以至于到最后，“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秦朝法网严密，名目繁杂，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
秦律以先秦法家的性恶论为思想基础，以重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规定了殊多种类的犯罪和相当严酷的刑罚。《秦律》的律文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皆有法式”。
1975年冬天，荆楚大地一个叫“睡虎地”的地方，出土了上千枚秦竹简，其内容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秦律》。关于秦帝国的一些文史记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直接的答案。
《史记·陈涉列传》记载的陈胜吴广起义缘由，就是因为严酷的刑法，“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说”得更为具体，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如役夫误期6-10天，管理役夫的官员将被罚一个盾牌，如误10天以上将罚一副盔甲。
户籍管理的宽与严，最能反映出一个朝代的治理状况。商鞅变法最有效的经验之一，便是建立了“什伍连坐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使者以千数。”
同时严格规定，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
这种严苛的法律，把所有人都牢牢地“钉”在一个个“小格子”里，让你动弹不得。
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早在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做“更籍”。
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書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
书年、傅籍，也成了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
及至上述所说的爵级，就载入户籍，户籍构成了每一个秦人的身份凭证。
秦律的直接操盘手商鞅，在秦国大施酷刑，比如“弃灰之法”，即有弃灰于道者，要受到黥刑（脸上刻黑字）的惩罚。“连坐之法”，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藏奸，什伍连坐。“镬亨”之刑，即用烹煮食物的无足鼎镬来煮人致死;“凿颠”之刑，即开凿头颅致死;“抽肋”之刑，即抽去肋骨致死……后人刘向论及商鞅，称其是“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
商鞅还在其作品集《商君书·说民》中，用短短16字将法家施政的逻辑阐释得十分清楚：“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即，明君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是因为美善的德行，德行即来自于刑罚。刑罚可以产生力量，力量可以产生强大，强大可以产生威严，威严又可以产生德行，广而言之，德行来自于刑罚。
这一制度逻辑与“二十等军功爵制”一脉相承，或许正是这样的施政逻辑，让大秦走上了不归之路。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公元前三世纪，有一本名叫《荀子》的儒家著作，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齐国、魏国和秦国，认为秦国恶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犷、坚韧的人民，只有强有力的奖惩才可以控制他们。
商鞅之法可谓“酷”矣。就是这种严刑苛法，虽然在秦国行之十余年，便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局面，但却突然“猝死”，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现象。大秦帝国的覆亡，或许也正与此有关。
在耕战为本的大秦帝国，爵位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想要优渥的生活，每增加一级爵位，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如果想要光宗耀祖，也可以根据级别换来相应的官职，比如若爵位是第一级的公士，可以为5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二级的上造，可为10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五级的大夫，可为县尉，并得到6个奴隶的赏赐等等。有爵位者还拥有使无爵位者作为其“庶子”来为其服役的权利，每级爵位可以向国家申请一个庶子……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更吸引人欲望的刺激。比如，如果你犯了罪，同样可以提供庇护。若同犯一种罪，公士以下要判四年，而上造只判三年。上造以上爵位的人犯罪，只受降级处分，而一级以下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夺爵……那些立了战功的人即使死了，也能享受世人的崇敬。秦帝国素以严法著称，于芸芸众生而言，这样的“折算”很有市场。
有了“二十等军功爵制”作后盾，整个帝国的一切功名利禄都有了具体的量化。从一个小兵晋爵到将军、后被封为武安君的秦将战神白起，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的崛起成为所有秦兵在战场上最大的动力源泉。
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功名利禄都可以在战场上收获到，那为什么不拼死一搏呢？对于秦帝国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战争动员令，每一个人都渴望着战争，岂有不赢之理？
军令如山，誓死前行;将行令止，鼓鸣兵进。
“二十等爵”规定十分直接和明确，是否被授予爵位，完全取决于一次战斗下来，你能够从敌人的脖子上取回几颗脑袋，这就叫做“首功”（首就是头颅）。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战场上，秦军看到敌人就像饿狼看到猎物一样，会两眼绿光，嚎叫着奔突过去。
《史记》甚至记载，战场上还出现为了争夺敌人首级，秦军自相残杀的情况。
大秦帝国就是一辆体型巨大的战车，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被绑上了这驾高速开启的战车。战争，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成为秦帝国的全部。
闻之色变的“秦律”
秦以法治国，法律严酷空前绝后。
古今论者论及秦亡，几乎众口一词斥责为法治严酷。
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总结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以至于到最后，“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秦朝法网严密，名目繁杂，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
秦律以先秦法家的性恶论为思想基础，以重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规定了殊多种类的犯罪和相当严酷的刑罚。《秦律》的律文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皆有法式”。
1975年冬天，荆楚大地一个叫“睡虎地”的地方，出土了上千枚秦竹简，其内容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秦律》。关于秦帝国的一些文史记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直接的答案。
《史记·陈涉列传》记载的陈胜吴广起义缘由，就是因为严酷的刑法，“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说”得更为具体，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如役夫误期6-10天，管理役夫的官员将被罚一个盾牌，如误10天以上将罚一副盔甲。
户籍管理的宽与严，最能反映出一个朝代的治理状况。商鞅变法最有效的经验之一，便是建立了“什伍连坐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使者以千数。”
同时严格规定，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
这种严苛的法律，把所有人都牢牢地“钉”在一个个“小格子”里，让你动弹不得。
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早在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做“更籍”。
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書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
书年、傅籍，也成了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
及至上述所说的爵级，就载入户籍，户籍构成了每一个秦人的身份凭证。
秦律的直接操盘手商鞅，在秦国大施酷刑，比如“弃灰之法”，即有弃灰于道者，要受到黥刑（脸上刻黑字）的惩罚。“连坐之法”，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藏奸，什伍连坐。“镬亨”之刑，即用烹煮食物的无足鼎镬来煮人致死;“凿颠”之刑，即开凿头颅致死;“抽肋”之刑，即抽去肋骨致死……后人刘向论及商鞅，称其是“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
商鞅还在其作品集《商君书·说民》中，用短短16字将法家施政的逻辑阐释得十分清楚：“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即，明君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是因为美善的德行，德行即来自于刑罚。刑罚可以产生力量，力量可以产生强大，强大可以产生威严，威严又可以产生德行，广而言之，德行来自于刑罚。
这一制度逻辑与“二十等军功爵制”一脉相承，或许正是这样的施政逻辑，让大秦走上了不归之路。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公元前三世纪，有一本名叫《荀子》的儒家著作，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齐国、魏国和秦国，认为秦国恶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犷、坚韧的人民，只有强有力的奖惩才可以控制他们。
商鞅之法可谓“酷”矣。就是这种严刑苛法，虽然在秦国行之十余年，便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局面，但却突然“猝死”，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现象。大秦帝国的覆亡，或许也正与此有关。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