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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艺术史中，很难看见以两性拥抱为主题的艺术作品。虽然风俗画完全可能涉及到这类主题，但是由于这类表现形式往往跟狭斜、偷情有关，很难说可以从中透露出有关两性关系的隐秘洞见。
即便是西洋艺术史，这一表现主题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形容相貌清瘦、枯槁的中世纪艺术，到巨人迭出的文艺复兴艺术末期，严肃艺术家对于世俗性拥抱的直接表现也相当边缘，即便也间或作为母题，出现在艺术构造的非核心地带（比如勃鲁盖尔父子）。
与此相反，古代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及印度细密画在同一表现题材上，要比西洋艺术活跃许多。那么在西洋艺术史中，世俗性拥抱是怎么从无到有演变出来的呢？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圣母怜子像》（Pietà, 1499）之前，有浓烈世俗气息，且涉及较低层次的、成熟的两性拥抱（比如《圣母怜子像》的“怀抱”），在宗教表现题材中是比较罕见的。但是《生母怜子像》所塑造的“苦难与救赎”神圣主题，仍然是非世俗层面的。
至詹博洛尼亚（Giambologna）作《劫夺萨宾妇女》（The Rape of the Sabine Women, 1583），由于采用古罗马题材，雕像的世俗性特征大增。与此同时，经由这件作品，詹博洛尼亚开了同一题材的先河。
这一类题材的追随者如彼得·鲁本斯（Peter Rubens）《劫夺琉西珀斯的女儿》（The Rape of the Daughters of Leucippus, 1617-18）及其未完成的遗作《劫夺萨宾妇女》（1639），另外还有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卢卡·吉奥尔丹诺（Luca Giordano）、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等等。
在这一类作品中，可以明显分辨出一种比较边缘的两性拥抱（虽较之米开朗琪罗已有显著提升），准确地说是一种“强抱”。詹博洛尼亚与鲁本斯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透过这种“强抱”，女性特征是在强力捕捉下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正是通过孔武有力的肉体动荡，折射出柔弱惊恐的女性特质，此二者的戏剧性的结合正是古希腊肉体美学的结晶。
总之，在这一阶段，两性关系表现出一种剧烈动荡的强暴特征。即便偶尔也出现如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雅各与天使角力》（Jacob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1659-60），透过类似拥抱动作透露出来的两性关系仍然保持着力学的微妙平衡。
此后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上半叶，艺术家们从艺术赞助人那里取得的订单更加平庸。囿于单纯满足于记录并美化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成年两性之间的世俗性拥抱几乎是罕见的，因为这一举动或与当时教养不符。
直到前拉斐尔派，这一题材才开始有根本性转机。约翰·米莱（John E. Millais）的《胡格诺教徒》（A Huguenot, 1852）与但丁·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的《卡莱尔城墙》（Carlisle Wall, 1853）是两件划时代作品，准确地说，是西洋艺术史上第一次成熟地展现世俗性的、情人之间的拥抱。
《胡格诺教徒》将情人间戏剧性的一幕，设置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前夜。1572年8月24日凌晨，巴黎的天主教徒突然发起了针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当日造成至少2000人丧命（屠杀在法国境内一直持续到10月，死难者计有7万至10万人）。参与屠杀的天主教徒以缠白布为记号，以此与胡格诺教徒区别开来。
《胡格诺教徒》呈现了其中极其凄美的一幕。女孩佯装扑进男孩（为胡格诺教徒）怀抱，双手却悄悄地为他系上了白布袖标（表示效忠天主教即可免死），但她的爱人识破了她的“诡计”：他执意要把它扯下来（表示拒绝妥协，甘心赴死）。
画面中情人之间微妙的表情反应被艺术家尽数捕捉下来：女孩脸上混杂着脆弱、惊恐、娇懒，甚至包括可能佯装出来的镇定跟无辜（两手却悄悄给他系白布）、以及被识破后的哀求等细微反应集成的复杂表情，男孩则面露识破的笑意（那种笑复杂而且微妙，几乎难以阐释），显得从容、坦然。
约翰·米莱将情人间的拥抱表现得既温婉又凄美，尤其对于细节的展现，将人物从生理、心理到精神的三重维度糅合、叠加在一起，代表一种古典意义上强调多重和谐的爱情观念。
具体地说，拥抱直接将肢体的亲密度放大到超越契约关系的依赖（从人类学角度看，婚姻关系可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契约关系，即以契约关系约束依赖关系），女孩的心理矛盾（在被识破的瞬间）显出鸟雀奔逃的惊慌，与男孩的泰然自若所透出的从容自信构造着情感张力。而男孩此刻之慷慨赴死，又被赋予了富有宗教精神的、殉道者的决心。就此而言，古典意义上的爱情观念，仍试图在世俗爱情与信仰之间寻求微妙平衡。
在更加隐蔽的层面上，《胡格诺教徒》自身所呈现的戏剧性特征，仍处在詹博洛尼亚与鲁本斯的伟大传统中（这一点类似于电影中的致敬镜头）。鲁本斯笔下的女性与男性是符号化的，堆积在肢体上的是涌动的情绪（比如激情、惊恐、奔逃）。与之相对的是，《胡格诺教徒》实现了从情绪符号向情感世界的根本性飞跃。
米莱大大弱化了《劫夺琉西珀斯的女儿》中的肢体语言，从中开拓出心理空间与精神空间。通过肢体的动荡与行为的戏剧性特征，来呈现拥抱所凝聚的情感世界，是对平面化的情绪符号的根本克服，几乎也可以说是从扁平人物向立体人物的渐变。
与《胡格诺教徒》的戏剧性细节恰相反，罗塞蒂从另一角度，从隐匿细节，纯粹呈现世俗情感本体的角度，开创了另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传统——也可以说，罗塞蒂站在蒙克、毕加索、克里姆特及以后的悠久传统的源头上；相比而言，米莱的古典理想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无法超越的巅峰，这一传统在19世纪以后只得渐趋平息（差不多同一时期，属于米莱一派的弗朗切斯科·哈耶茨（Francesco Hayez）、福特·布朗（Ford M. Brown）等人在同一题材上表现平庸）。
《卡莱尔城墙》据说得益于边疆民谣的启发，而罗塞蒂本人也是一名一流诗人。这件作品自身包含的抒情诗气质，恰恰与其隐匿细节的表现方式有直接关联。在这里，拥抱呈“V”字型半开放姿态面对观众，但这种半开放的拥抱（与此同时自然也是半封闭的）并不打算将其半开放的部分和盘托出：不但二人的面容及表情是模糊的，攥在一起的手跟游移在拥抱之外的手也都是模糊的。
在印象派艺术家未试初啼之前，这种表现力无疑是大胆的。但与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不同，罗塞蒂意在借由模糊增强细节隐匿，即便他们都形成一种印象化的客观效果。除此之外，另一种光学层面的隐匿，把依偎在一起的面孔，封闭在拥抱半封闭的另一端。藉由隐匿，罗塞蒂究竟要表达什么诗意的企图呢？
《卡莱尔城墙》无疑将《胡格诺教徒》所呈现的生理、心理与精神三重维度都删减、削平了。在删削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来的是纯粹的拥抱，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但还是不够。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半开放拥抱以其双重隐匿特征，构造着巢穴跟港湾。巢穴跟港湾确乎有着隐匿性质，而这一对隐喻也贴近于怀抱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尤其男性以环绕的左手，构成一种半包围（因而也可说是保护性）的姿势。但诗人罗塞蒂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回溯到半开放式拥抱的隐蔽的深处，我们看见由依偎与亲昵构造出来的寂寥感；半封闭那一端则形成胶着。男子拾起情人的手，在彼此面部互相接近的交叉地带，留下极其怜惜的一吻。而这一姿态又因其明显的收缩特征（包括女子缩起来的肩膀跟头部），使得拥抱显出回巢鸟雀才有的特殊蜷缩：一种既舒适又脆弱的敏感。与之相对的是男子被有意放大比例的左手，它显得粗犷而且有力，几乎是作为画面中孤立的庇护者而存在。
假如说《胡格诺教徒》透过戏剧性张力所构造的三重维度来塑造情感世界，至此则可以说，经由罗塞蒂删削的纯粹拥抱，已变成情感世界的荒凉的本体形态。几乎爱情的每一种形态，都在背后蕴藏着这样的荒凉感：我们洞悉这种荒凉感是首先经由不可分割的拥抱所折射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经由拥抱所产生的亲昵、依偎、孤独、脆弱，以至害怕分离的恐惧、对庇护的渴望、胶着的疑虑、隐蔽的欲望，甚至于埋怨跟嗔怪等等，无不都是那个荒凉本体所投射出来的东西。这绝不是说罗塞蒂以纷然罗列的方式编织情感图示。恰恰相反，罗塞蒂是隐匿罗列的，他绝不以具体的情感暗示指向单薄而且偏颇的世俗需要，而是透过拥抱，直观展现情感背后的荒凉本体，因为这才是人有情感需要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胡格诺教徒》中男女双方被迫面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还是《卡莱尔城墙》中直观呈现出阴郁的荒凉感以及从这种荒凉透露出的脆弱（既是情感的脆弱，也是生命的脆弱），前拉斐尔派都有着类似的生命体验，都在不同程度上萦绕着华丽生命背后的落寞以及世事无常的悲哀。
不只在这两件作品，在其他作品中，前拉斐尔派也纷纷流露出这种生命意识。这一点与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史和疾病史有直接关系。差不多整个19世纪，整个不列颠都笼罩在肺结核、霍乱、伤寒所造成的死亡阴影下。
差不多与前拉斐尔派处于同一时期的勃朗特姐妹（The Bront? Sisters）也都因染病盛年夭折，其中还包括她们的弟弟，在她们之前还有两个姐姐未及成年便夭折，稍早一些还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工业革命造成的空气污染跟饮用水污染，直接加重了英国城镇负担。最迟在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颁布以前，英国城镇污染问题极其严重，生活污水跟工业废水严重污染了河流及饮用水水源（经常从河流中直接取水），城市街道恶浊不堪、臭气熏天，蚊虫又进一步加剧传染病扩散。与此同时英国各地新兴的工厂直接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气，也是加重呼吸系统疾病的致病原之一。
根据当时统计，1811-1820年，英国人平均死亡率是19.3%。1831-1939年，英国城镇地区平均死亡率达到26.2%。其中在1826-1827年、1831-1832年、1837年和1846年，伤寒大规模爆发，遍及整个不列颠。此外，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4年和1867年，霍乱也在不列颠接连四次大爆发。
除每一次流行病大爆发直接造成惨重伤亡外，19世纪上半叶至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甚至医院也是主要致死因素之一。当时人还未形成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包括消毒及清洁），一般医院随地可见医疗废弃物、排泄物、呕吐物。由于空气恶浊、卫生环境极差，加之跳蚤、臭虫、老鼠滋生，有时候一般小病也可能造成惨重伤亡。
可以说，时代因素或间接、或直接地促成了前拉斐尔派的典型艺术特征。不论是罗塞蒂笔下充满青春气息的英国少女，还是米莱企图用丰腴饱满、瑰丽多变的色调，超越现实中灰蒙蒙的工业社会，恐怕也只有洞察到生之脆弱及世事之无常，才更能理解透过拥抱展现出来对于华美绚烂的生命形态之渴望。
参考文献：
Edwin Chadwick: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Brita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James Walvin: 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 London: Hutchinson,1984.
R.I. Woods and J.H. Woodward (ed.): Urban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9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Batsford, 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