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绘画史上的那些“拥抱”中,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东亚艺术史中,很难看见以两性拥抱为主题的艺术作品。虽然风俗画完全可能涉及到这类主题,但是由于这类表现形式往往跟狭斜、偷情有关,很难说可以从中透露出有关两性关系的隐秘洞见。

即便是西洋艺术史,这一表现主题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形容相貌清瘦、枯槁的中世纪艺术,到巨人迭出的文艺复兴艺术末期,严肃艺术家对于世俗性拥抱的直接表现也相当边缘,即便也间或作为母题,出现在艺术构造的非核心地带(比如勃鲁盖尔父子)。

与此相反,古代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及印度细密画在同一表现题材上,要比西洋艺术活跃许多。那么在西洋艺术史中,世俗性拥抱是怎么从无到有演变出来的呢?

●Michelangelo - Pietà, 1499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圣母怜子像》(Pietà, 1499)之前,有浓烈世俗气息,且涉及较低层次的、成熟的两性拥抱(比如《圣母怜子像》的“怀抱”),在宗教表现题材中是比较罕见的。但是《生母怜子像》所塑造的“苦难与救赎”神圣主题,仍然是非世俗层面的。

至詹博洛尼亚(Giambologna)作《劫夺萨宾妇女》(The Rape of the Sabine Women, 1583),由于采用古罗马题材,雕像的世俗性特征大增。与此同时,经由这件作品,詹博洛尼亚开了同一题材的先河。

●Giambologna - The Rape of the Sabine Women, 1583

这一类题材的追随者如彼得·鲁本斯(Peter Rubens)《劫夺琉西珀斯的女儿》(The Rape of the Daughters of Leucippus, 1617-18)及其未完成的遗作《劫夺萨宾妇女》(1639),另外还有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卢卡·吉奥尔丹诺(Luca Giordano)、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等等。

在这一类作品中,可以明显分辨出一种比较边缘的两性拥抱(虽较之米开朗琪罗已有显著提升),准确地说是一种“强抱”。詹博洛尼亚与鲁本斯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透过这种“强抱”,女性特征是在强力捕捉下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正是通过孔武有力的肉体动荡,折射出柔弱惊恐的女性特质,此二者的戏剧性的结合正是古希腊肉体美学的结晶。

●Rubens - The Rape of the Daughters of Leucippus, 1617

总之,在这一阶段,两性关系表现出一种剧烈动荡的强暴特征。即便偶尔也出现如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雅各与天使角力》(Jacob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1659-60),透过类似拥抱动作透露出来的两性关系仍然保持着力学的微妙平衡。

●Rembrandt - Jacob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1659

此后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上半叶,艺术家们从艺术赞助人那里取得的订单更加平庸。囿于单纯满足于记录并美化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成年两性之间的世俗性拥抱几乎是罕见的,因为这一举动或与当时教养不符。

直到前拉斐尔派,这一题材才开始有根本性转机。约翰·米莱(John E. Millais)的《胡格诺教徒》(A Huguenot, 1852)与但丁·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的《卡莱尔城墙》(Carlisle Wall, 1853)是两件划时代作品,准确地说,是西洋艺术史上第一次成熟地展现世俗性的、情人之间的拥抱。

●Millais - A Huguenot, 1852

《胡格诺教徒》将情人间戏剧性的一幕,设置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前夜。1572年8月24日凌晨,巴黎的天主教徒突然发起了针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当日造成至少2000人丧命(屠杀在法国境内一直持续到10月,死难者计有7万至10万人)。参与屠杀的天主教徒以缠白布为记号,以此与胡格诺教徒区别开来。

《胡格诺教徒》呈现了其中极其凄美的一幕。女孩佯装扑进男孩(为胡格诺教徒)怀抱,双手却悄悄地为他系上了白布袖标(表示效忠天主教即可免死),但她的爱人识破了她的“诡计”:他执意要把它扯下来(表示拒绝妥协,甘心赴死)。

画面中情人之间微妙的表情反应被艺术家尽数捕捉下来:女孩脸上混杂着脆弱、惊恐、娇懒,甚至包括可能佯装出来的镇定跟无辜(两手却悄悄给他系白布)、以及被识破后的哀求等细微反应集成的复杂表情,男孩则面露识破的笑意(那种笑复杂而且微妙,几乎难以阐释),显得从容、坦然。

约翰·米莱将情人间的拥抱表现得既温婉又凄美,尤其对于细节的展现,将人物从生理、心理到精神的三重维度糅合、叠加在一起,代表一种古典意义上强调多重和谐的爱情观念。

具体地说,拥抱直接将肢体的亲密度放大到超越契约关系的依赖(从人类学角度看,婚姻关系可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契约关系,即以契约关系约束依赖关系),女孩的心理矛盾(在被识破的瞬间)显出鸟雀奔逃的惊慌,与男孩的泰然自若所透出的从容自信构造着情感张力。而男孩此刻之慷慨赴死,又被赋予了富有宗教精神的、殉道者的决心。就此而言,古典意义上的爱情观念,仍试图在世俗爱情与信仰之间寻求微妙平衡。

在更加隐蔽的层面上,《胡格诺教徒》自身所呈现的戏剧性特征,仍处在詹博洛尼亚与鲁本斯的伟大传统中(这一点类似于电影中的致敬镜头)。鲁本斯笔下的女性与男性是符号化的,堆积在肢体上的是涌动的情绪(比如激情、惊恐、奔逃)。与之相对的是,《胡格诺教徒》实现了从情绪符号向情感世界的根本性飞跃。

米莱大大弱化了《劫夺琉西珀斯的女儿》中的肢体语言,从中开拓出心理空间与精神空间。通过肢体的动荡与行为的戏剧性特征,来呈现拥抱所凝聚的情感世界,是对平面化的情绪符号的根本克服,几乎也可以说是从扁平人物向立体人物的渐变。

●Francesco Hayez - The Kiss (吻), 1859

与《胡格诺教徒》的戏剧性细节恰相反,罗塞蒂从另一角度,从隐匿细节,纯粹呈现世俗情感本体的角度,开创了另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传统——也可以说,罗塞蒂站在蒙克、毕加索、克里姆特及以后的悠久传统的源头上;相比而言,米莱的古典理想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无法超越的巅峰,这一传统在19世纪以后只得渐趋平息(差不多同一时期,属于米莱一派的弗朗切斯科·哈耶茨(Francesco Hayez)、福特·布朗(Ford M. Brown)等人在同一题材上表现平庸)。

《卡莱尔城墙》据说得益于边疆民谣的启发,而罗塞蒂本人也是一名一流诗人。这件作品自身包含的抒情诗气质,恰恰与其隐匿细节的表现方式有直接关联。在这里,拥抱呈“V”字型半开放姿态面对观众,但这种半开放的拥抱(与此同时自然也是半封闭的)并不打算将其半开放的部分和盘托出:不但二人的面容及表情是模糊的,攥在一起的手跟游移在拥抱之外的手也都是模糊的。

●Dante Rossetti - Carlisle Wall, 1853

在印象派艺术家未试初啼之前,这种表现力无疑是大胆的。但与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不同,罗塞蒂意在借由模糊增强细节隐匿,即便他们都形成一种印象化的客观效果。除此之外,另一种光学层面的隐匿,把依偎在一起的面孔,封闭在拥抱半封闭的另一端。藉由隐匿,罗塞蒂究竟要表达什么诗意的企图呢?

《卡莱尔城墙》无疑将《胡格诺教徒》所呈现的生理、心理与精神三重维度都删减、削平了。在删削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来的是纯粹的拥抱,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但还是不够。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半开放拥抱以其双重隐匿特征,构造着巢穴跟港湾。巢穴跟港湾确乎有着隐匿性质,而这一对隐喻也贴近于怀抱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尤其男性以环绕的左手,构成一种半包围(因而也可说是保护性)的姿势。但诗人罗塞蒂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回溯到半开放式拥抱的隐蔽的深处,我们看见由依偎与亲昵构造出来的寂寥感;半封闭那一端则形成胶着。男子拾起情人的手,在彼此面部互相接近的交叉地带,留下极其怜惜的一吻。而这一姿态又因其明显的收缩特征(包括女子缩起来的肩膀跟头部),使得拥抱显出回巢鸟雀才有的特殊蜷缩:一种既舒适又脆弱的敏感。与之相对的是男子被有意放大比例的左手,它显得粗犷而且有力,几乎是作为画面中孤立的庇护者而存在。

假如说《胡格诺教徒》透过戏剧性张力所构造的三重维度来塑造情感世界,至此则可以说,经由罗塞蒂删削的纯粹拥抱,已变成情感世界的荒凉的本体形态。几乎爱情的每一种形态,都在背后蕴藏着这样的荒凉感:我们洞悉这种荒凉感是首先经由不可分割的拥抱所折射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经由拥抱所产生的亲昵、依偎、孤独、脆弱,以至害怕分离的恐惧、对庇护的渴望、胶着的疑虑、隐蔽的欲望,甚至于埋怨跟嗔怪等等,无不都是那个荒凉本体所投射出来的东西。这绝不是说罗塞蒂以纷然罗列的方式编织情感图示。恰恰相反,罗塞蒂是隐匿罗列的,他绝不以具体的情感暗示指向单薄而且偏颇的世俗需要,而是透过拥抱,直观展现情感背后的荒凉本体,因为这才是人有情感需要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胡格诺教徒》中男女双方被迫面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还是《卡莱尔城墙》中直观呈现出阴郁的荒凉感以及从这种荒凉透露出的脆弱(既是情感的脆弱,也是生命的脆弱),前拉斐尔派都有着类似的生命体验,都在不同程度上萦绕着华丽生命背后的落寞以及世事无常的悲哀。

●Dante Rossetti - Bocca Baciata (被吻过的嘴唇), 1859

不只在这两件作品,在其他作品中,前拉斐尔派也纷纷流露出这种生命意识。这一点与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史和疾病史有直接关系。差不多整个19世纪,整个不列颠都笼罩在肺结核、霍乱、伤寒所造成的死亡阴影下。

差不多与前拉斐尔派处于同一时期的勃朗特姐妹(The Bront? Sisters)也都因染病盛年夭折,其中还包括她们的弟弟,在她们之前还有两个姐姐未及成年便夭折,稍早一些还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工业革命造成的空气污染跟饮用水污染,直接加重了英国城镇负担。最迟在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颁布以前,英国城镇污染问题极其严重,生活污水跟工业废水严重污染了河流及饮用水水源(经常从河流中直接取水),城市街道恶浊不堪、臭气熏天,蚊虫又进一步加剧传染病扩散。与此同时英国各地新兴的工厂直接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气,也是加重呼吸系统疾病的致病原之一。

根据当时统计,1811-1820年,英国人平均死亡率是19.3%。1831-1939年,英国城镇地区平均死亡率达到26.2%。其中在1826-1827年、1831-1832年、1837年和1846年,伤寒大规模爆发,遍及整个不列颠。此外,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4年和1867年,霍乱也在不列颠接连四次大爆发。

除每一次流行病大爆发直接造成惨重伤亡外,19世纪上半叶至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甚至医院也是主要致死因素之一。当时人还未形成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包括消毒及清洁),一般医院随地可见医疗废弃物、排泄物、呕吐物。由于空气恶浊、卫生环境极差,加之跳蚤、臭虫、老鼠滋生,有时候一般小病也可能造成惨重伤亡。

●Millais - The Blind Girl (盲女孩), 1856

可以说,时代因素或间接、或直接地促成了前拉斐尔派的典型艺术特征。不论是罗塞蒂笔下充满青春气息的英国少女,还是米莱企图用丰腴饱满、瑰丽多变的色调,超越现实中灰蒙蒙的工业社会,恐怕也只有洞察到生之脆弱及世事之无常,才更能理解透过拥抱展现出来对于华美绚烂的生命形态之渴望。

参考文献:

Edwin Chadwick: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Brita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James Walvin: 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 London: Hutchinson,1984.

R.I. Woods and J.H. Woodward (ed.): Urban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9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Batsford,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