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问鲤鱼洲

6月份,老师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鲤鱼洲。我嘴里说着不知道心里同时嘀咕着:鲤鱼洲?怎就突然问起这样一个地方来?

老师并不奇怪我的疑惑,道出事情的原委。

老师近年在北京访学,北大清华的学者常问起鲤鱼洲,恰恰老师也不知道,学者们便“警告”:作为江西的文化人不知道鲤鱼洲是不应该的!

毫无疑问,老师也把我归为“不应该”之列,心下幸愧并陈。

于是老师嘱咐我稍事准备,月底去鲤鱼洲看看。

放下电话上网,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这个鲤鱼洲就是南昌五星垦殖场,是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根据地,也就是说最大的“文化集中营”,这是清华大学首批“臭老九”们通过强制体力劳动来接受政治洗脑的课堂,当年包括季羡林在内的许多北大清华的知名教授被流放至此接受“改造”。

老师姓焦,中学时教我语文,对我影响很大,是为数不多的值得敬仰的老师,现在已经是进贤一中的副校长。老师教学得法,见地新异,言行干脆,学生是喜欢的。

我自信当年是老师的好学生,也不怀疑老师对我一直有着好印象。然而中学毕业至今20年,和老师并无太多联系,连节假日礼节性的短信都没有。古人云:上者,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说的是管理者。推而至广,我相信人际往来亦如此。和老师的这种交往离即,我想怕也有这种信仰的影响。

时值6月底的江南汛期,虽然没下雨,天却一直阴着。上了老师专门安排的小车,一行4人才发现谁都不知道去鲤鱼洲的确切线路。但有卫星导航的帮忙,我们并不慌,只是心中没线路的旅程总感觉终点很遥远。

车子从进贤出发,沿环城高速擦过南昌。当南昌的影子渐行渐远,道路两边的田园气息便也更行更浓,车子和人在高高低低的颠簸下显出了疲态。因为时有扬尘,车窗不敢肆意开着。透过灰蒙蒙的车窗,叠加着灰沉沉的天空,眼皮不觉沉重起来。迷迷糊糊中车子颠了很久,下车放松,满眼是绿油油的稻田。风拂过,稻浪远远地滚过来,又远远地去到身后,似乎自己也跟着稻浪在起伏,让人感觉进入幻境,走进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

沐浴着扑鼻的稻香,来到垦殖场。场志办的一个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由此无偿得了本《场志》,算是意外的收获吧。通过《场志》和“百度”的零星资料,鲤鱼洲的印象便渐趋完整——这是一个通过数十年围垦而得的 “湖底”平原,方圆50多平方公里。

第一站走的是北大江西分校旧址,那是一排红砖红瓦的小矮房。虽透着颓败的气息,但仍看得出房子的结实——檩粗椽宽、砖实瓦厚,匍匐的姿态也似一条牢牢抓住地脉的苍龙。房子静静地卧在樟树林里,仿佛在等待谁的拜谒,似乎又从不理会谁的扣问。鸡犬自在如常,住家也只是在我们的询问下偶有指点,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股世外的安详。

往北去,是当年“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如果说“北大旧址”的小矮房还依稀透着当年“苦心志、劳筋骨”的历史影像的话,“试验农场”则完全没有了清华的蛛丝马迹。车子“哼哼”地往前窜,湿湿的季节风抚过辽阔的田野。天是灰的,地是绿的,天灰得无边无际,地绿到天边地头。对了,地头,远远的地头是围堰,远远的看不出高度和宽度。上了围堰才知道它不像远看那么脆弱,上面的杂草高过车顶,有一段铺了岩石,视线方得伸展——左边堰底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右边是正值汛期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湖面与堰内落差该有10余米。北大教授张广达的《绿色生活》有言:“在堤内,人们仰头可以看到湖内帆船好像是在高过堤内地表八九米处的天际缓缓滑行。有时水位涨到离堤面只剩二三十厘米就漫过大堤的危险高度。”这情形年年汛期都能再现,只是如今堰上满是严阵以待的防汛队员,堰内生产生活该没有了当年的威胁。

堤上下来,路边静卧的清华大学援建的电排站仿佛还在强调“清华”和这片当年炼狱般土地的渊源,“劳改”队员在那非常年月挖出的游泳池也已满是田田的荷叶。临别时,人已很疲惫,垦殖场的临时向导却意犹未尽,意兴盎然地透出个信息——场内前两天出现了野猪,还咬死了一个农民,末了问我们有没有时间去了解……

车子驶离垦殖场,老师调侃着那向导临别的余趣:“他也是闲得慌!”“闲得慌”,我琢磨着这句话。我们不是吗?只是文化人的词用得好,叫寂寞。因为寂寞我们思考,因为寂寞更多人选择著书立说。回想前面学者的“警告” ——作为江西的文化人不知道鲤鱼洲是不应该的!这或许并非文化上的自大,更深层次或许可以理解为寂寞的文化在寻求认同。想想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耗时十余载著就洋洋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一个是国学大师,一个是古代歌妓,我们从中读出的便是古今才美的惺惺之态。只是古者无知,来者无奈,透出的便是现代人无边无际的寂寞。

  荒蛮鲤鱼洲,美丽鲤鱼洲,寂寞鲤鱼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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