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中国的东北和黄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影响东亚格局的战争。奇怪的是这场战争虽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清政府却严守中立，交战双方一方是沙俄帝国，一方是新兴的日本。此时沙俄仍在维持着专制体制，国内阶级矛盾重重，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三十余年，国家已焕然一新，国力蒸蒸日上。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损失最大的却是中国人民，东北人民遭遇生灵涂炭，国土遭蹂躏。
清朝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关注这场战争，在战争没有结束时，清朝驻法大使孙宝琦等人就已经预料到了战争的结局，孙宝琦联合其他几名清朝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向清廷上奏，请求变法。
孙宝琦又单独给清廷上书，认为日本完胜的原因在于实行了立宪体制，是立宪打败了专制，再次要求朝廷变法。只是这次上奏并没有被传达到清廷最高统治者手中，反倒意外在上海的《东方杂志》被全文刊发，引起全国舆论哗然和强烈反响。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的完胜而告终，似乎印证了孙宝琦的预判。
孙宝琦是呼吁立宪的清廷大员，而与他遥相呼应的是身处江湖之远的张骞。张骞，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人。是晚清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因目睹慈禧等人腐败专制与愚昧，辞职下海经商。
经营实业的张骞做得风生水起，1903年，他在家乡通州创办的大生纱厂已经颇具规模，资本雄厚。张骞平素热衷于教育和政治，他在这一年东渡日本，本是为了考察教育和实业，不料竟被日本的勃勃生机所打动，深切地感受到中日间的巨大差距。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正是专制与立宪这两种政体之间的差距。归国后，张骞就与汤寿潜、张元济、赵风昌、张美珝等人研讨立宪问题，推动国内政治改革。
张骞在1904年先后编辑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宣传立宪的著作，书稿完成后，他委托在上海的老朋友赵凤昌印刷。图书印制过程中，张骞数次写信给赵凤昌，催问进展情况，急切之情表露无遗。书籍印好后，他广为散发，尤其是向清廷的高层，比如当时任兵部侍郎的铁良。赵风昌也利用他的人脉，托人向皇宫送了十几本。据说，慈禧太后也读过《日本宪法义解》，她在召见大臣时说：“日本有宪法，对国家甚好。”不明就里的大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答，只好唯唯诺诺地应承慈禧。
日俄战事胶着之际，清廷重臣张之洞与魏光焘准备联名上奏立宪，为此召见了张骞，并一起详细商讨了起草奏折的事情。之后，他与蒯光典、赵风昌、沈曾植等人历经数次商讨，终于写成了奏折的初稿，之后又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张之洞读到定稿后，虽然通篇挑不出一句出格的话，但谨慎、持重的他还是没有立即将奏折呈送朝廷。张之洞劝告张骞：立宪的事情，应当先与北洋的袁世凯商议。
张骞与袁世凯本是老交情，他们俩曾同在吴长庆的幕府当差。吴长庆是淮军军将领，他创立的庆军在对太平军作战中表现不凡。吴长庆好读书，爱人才，被时人称为儒将，他是袁世凯的伯乐，对袁世凯器重有加，特意委托张骞教袁世凯读书。不过，张骞似乎特别鄙视袁世凯的作为，离开吴长庆幕府后，张骞与袁世凯断交二十年。后来，袁世凯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八九万北洋新军，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是清廷的实力派大臣。
袁世凯是新政的积极推动者，他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创建实业……政治影响力非同寻常。为了推进立宪事宜，张骞不计前嫌，主动联络衰世凯的亲信杨士琦，了解袁世凯的最新情况。之后，他致函袁世凯，劝谏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板垣退助等人，主持立宪，成就伟业。袁世凯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当下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没有采纳张骞的建议。不过，袁世凯很快复信，两人二十亲年的隔阂逐渐冰释。
日本人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而中国的立宪主义者们似乎比日本人还要高兴——战争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预测：立宪的日本必将打败专制的俄国。在立宪党人看来，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他们开始相信：宪政不再是洋人们的专利，国家的强弱之别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制度。日本可以通过立宪富国强兵，中国也一定能。俄国战败后，沙皇迫于国内压力，宣布立宪，这—举动深深触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日俄之战的结局迅速点燃了国内立宪思潮的导火线。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战争结束后就刊载评论文章：“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上海的《中外日报》《时报》也纷纷鼓吹立宪。急迫的中国人简单而草率地将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归结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知识分子奔走相告，报刊舆论也大力鼓噪，立宪思潮迅速激荡全国，上自大臣，下到学子，无不将“立宪”挂在嘴边。“立宪”一词炙手可热，俨然成了国人的口头禅。
在日俄交战期间，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也没闲着，各国极尽敲诈勒索之能，向清廷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加紧了步伐，结党、起义、宣传革命思想……闹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一栋普通民宅里，中国革命同盟会宣布成立，孙文被推举为总理。至此，星散的革命势力连成一气，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孙文“一个人的革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内忧外患之下，慈禧太后的宫门不复宁静，奏请立宪的折子纷至杳来，如雪片般送到她的案头。1905年6月，张骞再次写信给袁世凯，从袁氏的个人安危荣辱着眼，敦促他支持立宪。这一次，袁世凯心动了，他联衔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向慈禧太后奏请立宪。
瞿鸿禨与袁世凯在官场上是死对头，两人一向明争暗斗，互唱反调，但此时，瞿鸿禨也赞成袁世凯的看法，认为“我大清该立宪”。云南巡抚林绍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立宪的折子也接踵而至。皇族方面，庆亲王奕劻和他的长子载振支持立宪，一向主张改革的载泽自然站在了立宪一边。这些政治要人的意见深深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决策。
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派遣官员出洋考察宪政。出洋考察大臣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农工商部左丞绍英。他们官衔身份不一，载泽是皇族宗室，端方代表了锐意进取的地方改革派，戴鸿慈和绍英是掌管财政和商业的重臣，徐世昌是统筹军事的官员。他们都是清廷的重量级人物。
9月24日，五大臣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来到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即将启程之际，只听一声巨响，一个名叫吴樾的刺客引爆了炸弹，刺客当场死亡，五大臣受轻伤。爆炸声不仅没能阻止立宪的步伐，反而让清廷意识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自此，清廷在立宪问题上不再犹豫摇摆，而是大踏步地迈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