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整个夏天里来回行军，既不夺取一里土地，也不丢失一里土地，接着就会进入冬营。现在出现了一个无知的、脑袋发热的年轻人，他从布洛涅飞到乌尔姆，从乌尔姆飞到摩拉维亚中部，还在十二月里打仗。他的战术体系真是大错特错。”
——英国文学家、史学家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某德意志军官在1805年的感慨
编者按：在多数现代人看来，十八世纪的战争艺术自然是华丽、笨拙而滑稽的，它乍看起来如同风景画一样：穿着五颜六色军服的步兵排成整齐的密集队形，追随着飘扬的军旗在乐声中步入战场，身着耀眼制服的骑兵同样展开成队列……而在战略层面则缓慢到了旷日持久的地步，元帅和将军大人们确信胜利源自明确、刻板、毫无差错、永无止境的机动和冗长的补给车队。这样的战争自然只是愚蠢、怯懦或者说没有现代人“智慧”的将领进行的礼节性游戏，就连他们的游戏工具也不过是些扑着发粉、梳着假发的士兵……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要采用这么呆板的战术，并且还凭着这么呆板的战术去大杀四方呢？
十八世纪，从托木斯克到里斯本的广袤土地上，步兵战术方面近乎唯一的战法便是“排队枪毙”，排列极其整齐的步兵战线展开集体射击和冲击，松散的队形在会战中几乎可以忽略。
▲旧时代的终结，乌尔姆投降
首先，正如其它任何时代一样，十八世纪军人的作战方式既不是凭空出现，也并非全然出于礼节。十八世纪中前期的多数军人认为战斗的基础在于齐射和冲击，纵然齐射变种众多，但其核心仅仅在于以口头命令使排成整齐直线的部队展开同时射击，鉴于个人单凭声音至多能给不到一千人组成的密集步兵队列发号施令，最重要的作战单位“营”通常情况下数量便在500至900人之间。排成前后三列密集横队，展开猛烈射击和决定性冲击的步兵营自然成为了一切战斗部署的基础。
▲丰特努瓦之战
然而，非正规军中的散兵往往能够在灌木丛、村庄等不利通行的地形上给未能展开队形的敌军造成相当的杀伤，横队也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战斗选择，它在起伏地形中往往会严重妨碍部队机动与战斗。换而言之，武器的限制并非密集横队成为主导队形的唯一因素。的确曾有许多军事史学家强调十八世纪的“雇佣兵”士气低落，因而任何过度分兵都有可能导致大量逃亡。然而，熟悉历史的读者难免会问：“为何十八世纪的雇佣兵士气会如此低落？”毕竟，恺撒时代的罗马军团是典型的雇佣军，古斯塔夫二世、蒂雷纳手中横扫中欧的部队同样以佣兵为主，但他们作战极为英勇，甚至较之征召兵军事纪律更为优良。
▲募兵者
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随着欧洲各国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逐步开始走向专制与中央集权，君主们拥有了较以往更多的财政资源，从而令军队的规模得以显著增长：以法国为例，它在十七世纪初的常备军尚不足2万人，1690年便增加到37.5万人，与此同时，法国虽然不断开疆拓土，它的总人口却仅仅从1800万增长到2000万。数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新老“雇佣兵”间的差别。随着规模的扩张，佣兵中的天性好战的志愿者比例大为减少，士气与纪律自然出现巨大变化。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欧洲居民的生活水准在十八世纪得到了大幅提高：按照保存至今的零星统计数字，1679年前西欧男子平均寿命仅有30.1岁，1680-1729年间略增到34.7岁，等到1730-1779年间便迅速蹿升到45.8岁……尽管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值一提，却令当时欧洲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大为改变。他们的生命要比祖辈人长得多，而且生活也更为舒适。如果要让这些人远离日常的职业，积极投身到杀戮同类的事业，便只能依靠宗教和民族仇恨。然而，在十八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宗教的激情则早已熄灭。在传统思想出现危机，能够阅读的人口数量猛增的十八世纪，这一状况变得尤为明显。
上述所有物质与精神生活演变都令平民的从军意愿越发淡薄，往往只有“社会的渣滓”才会选择士兵职业，这反过来又令社会更为鄙夷军人，“狗、妓女、士兵不得入内”成为公共场所的常见标语牌。十八世纪的法国战术理论家吉贝尔伯爵曾感慨：让那些不知如何生活的人离开土地、面对死亡很容易……但启蒙和财富却在改变这一切的面貌。它们创造了众多新职业，制造了各个方面的机会，刺激着身体，软化了勇气，让人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时至今日，我们无法呼吁国民保卫国家：只有贵族依然保有此类想法，其他所有阶层都十分忙碌，都有自己的羁绊、职业与利益。
其次，与现代国家相比极为薄弱的十八世纪国家机器同样难以应对庞大的雇佣军，它既无法组织遍及全国的警察机构，也不能展开卓有成效的全面宣传，甚至无法对部队逃兵实施有效惩戒。因此，几乎所有战略战术都必须考虑到如下前提：士兵并不关心战争，如果补给太过恶劣，行军太过艰苦，士兵的逃亡便不可避免，追回的概率却微乎其微……我们只需回顾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命令便可意识到将领们需要如何费尽心机为士兵保持足够给养，“一旦军队进入敌方领土，我们就必须控制附近的所有啤酒和烈性酒，蒸馏酒尤其需要注意，以防士兵缺少他不可或缺的酒……战时应当每天提供两普磅面包，每周提供两普磅肉，这是贫穷的士兵所应得的。”
弗里德里希的训令中还包括了若干堪称精华经验的防止逃亡技巧：1. 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否则不要驻扎在树林附近。2. 每天都要多次点名。3. 时常派出骠骑兵巡逻队，搜索营地附近地区。4. 在夜间将猎兵部署到农田里，在黄昏时将骑兵哨兵数量加倍。5. 取水和收集粮秣时不许士兵散开，应当由军官小心指挥。6. 鉴于劫掠会导致各种混乱、无序状况的恶化，一切此类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惩罚。7. 在行军时，除非部队整装待发，否则不能撤回部署在村庄里的卫兵。8. 以最严厉的命令禁止士兵在行军时脱离队列。9. 除必要情况外均应避免夜行军。10. 当步兵正在通过林地时，派出骠骑兵进入左右两侧巡逻。11. 将军官安排到隘路两端，以便确保士兵处于正确位置。12. 向士兵隐瞒你可能被迫进行的退却机动，或者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好听借口。13. 高度重视必需品的日常分配，确保部队拥有充足的面包、啤酒、肉类、白兰地等。
▲被捕获的逃亡者，这样的不幸军人在十八世纪比例并不高
显然，这样多少有些阴损的技巧反映出了社会背景：士兵并没有对敌人的憎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的渴望，一旦待遇恶化，便会在第一时间选择代价并不算高的逃亡。诚如萨克斯大元帅所言，大部分士兵“应当变成机器，只有军官的声音能够让他们成为活物”。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Delbrück）对此进行了相当精辟的概括：我们意识到这些战术反映了军队的组成：普通士兵只需要服从。在行军当中，士兵左侧有一名军官，右侧有一名军官，身后还有一名排尾军士。他们按照命令展开齐射，然后冲入敌阵，但不会期望出现实际交锋。在这样的战术里，只要士兵还在军官手中，他的个人意愿就没什么用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冒着风险将千差万别的士兵塞进同样的队列里。
于是，这些日后被称为“线式战术”的十八世纪战术根基便在于全体展开成横队、军官和军士严密监视士兵的步兵营，因为横队的侧后方一向极为薄弱，各个步兵营的单薄横队间也不能留下过大的空隙，最终整支军队往往会列成两条展开成横队的庞大战线，前后战线之间相距200至300米。骑兵所能做的便是不断护卫己方侧翼并打击敌方侧翼。这样的作战队列自然显得过分笨拙，在机动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得缓慢而缺乏灵活性。
不过，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欧洲的异数，“老弗里茨”晚期的糟糕军政管理和近乎可怕的军民比例更令它状况堪忧。因此，我们绝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普鲁士一隅，如果审视全欧，甚至只需观察大王死后的普鲁士军队发展，我们会发现，尽管横队依然是主流战术队形，但无数变革已经从看似优雅的“蕾丝战争”（guerre en dentelles）躯体上破茧而出。
▲1757年科林之战普军总参版地图，这便是典型的十八世纪军阵
参考资料：
Соколов О. В. Армия Наполеон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Империя?, 1999.
Delbrück H.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920.
Guibert J. A. H. de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 Liege, 1773.
Saxe M. de Mes rêveries. Amsterdam et Leipzig,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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