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历史特约作者：一声雷）
我是研究宋史的一代宗师，钟情北大一辈子不离不弃。我是谁？
我叫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我13岁进入县城读书，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我从小就记住了胡适、陈独秀等人名字，以及一个神圣的地方——北京大学。
1923年（16岁） ，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24年秋（17岁），我读了罗曼·罗兰一篇短短的《贝多芬传》，备受鼓舞，决心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1927年（20岁），因参加学生罢课，我被学校开除。我不得不回到家乡谋生，但心中燃起了更强烈的渴望——我要上北京大学。
1930年秋（23岁），我前往北平，一边在北大旁听，一边在中学补习，报考北大。结果我没有考好，没被北大录取，而被私立的辅仁大学录取了。我不甘心，1932年夏（25岁），我再次报考北大，终于如愿以偿，读了文学院史学系。
文学院的院长是胡适，史学系有孟森、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教授，真是名家如云，阵容强大。能够向这些名师学习，我感觉幸福得要飞起来了。
大四时，我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毕业论文是《陈龙川传》。这篇毕业论文，胡适给我打了95分的高分，逢人就称赞，令我大受鼓舞。
1936年（29岁），我大学毕业，胡适留我在北大史学系当助教，帮钱穆和罗尔纲搜集整理史料。这真是莫大的荣幸。
在胡适的启发下，我开始研究与陈龙川关系密切的辛弃疾。
1937年（30岁），我发表了《和总辨正》，指出梁启超等人研究的种种不足，获得陈寅恪、夏承焘、胡适等人的称赞。
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被日军攻占，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南迁了。而我还想继续研究宋史，就暂时躲在有美国背景的北平图书馆查资料，苦读了两年。
1939年（32岁），我应傅斯年邀请，自天津辗转上海、香港、越南，抵达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不久，我出版了《考正》。
1943年（36岁），我到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教，讲授《中国通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我又相继出版《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辛稼轩交游考》等著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我写的《岳飞传》正式发行，真是双喜临门。这是史学界第一次跳出民间传说，专业研究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岳飞，澄清了岳飞头上的“军阀”污点。
1946年（39岁），胡适任北大校长，我也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北大，任校长秘书。正式复课后，我任史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及《隋唐五代宋辽金史》课程。
1948年（41岁），国民党败局已定，胡适离开北大，跑去了南京。傅斯年也再三邀请我去台湾大学任教。他们两个是要为蒋介石殉葬去的，我跟国民党又没有任何瓜葛，于是我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继续留在北大授课。这几年，我相继出版了《王安石》、大幅修订的《岳飞传》、《辛弃疾（稼轩）传》、《辛稼轩诗文钞存》等，学术成果累累。教授们都戏说：“邓广铭现在成为‘作家’了！”
我提出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
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我遭到历史系学生铺天盖地的批判，不许我再上课。
1960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负责编写《中国史纲要》，特意邀请我编写该书的宋辽金史部分。这是中国权威的历史著作，我感到肩负重任，全力以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革命的对象。1969年（62岁），我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从事围湖造田的劳动，直到1971年才被遣返学校。
1976年（69岁），文革结束后，我担任了北大历史系主任。1982年，在我“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的倡议下，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此后十年间，研究中心培育出了许多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此后20年里，我出版了八本著作，其中我最看重的是《岳飞传》、《王安石传》。
1998年1月10日，我因病在北京大学去世，享年91岁。朋友们很看得起我，尊称我为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宋史第一人，其实“未名四老”才是我一生最好的写照。
（1994年，邓广铭(中)，臧克家(左)，季羡林(右)共度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