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迎来曙光，海外却在急速恶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积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过中国境内，欧美国家似乎呈现“失控”之势。
让很多中国人费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扩散，而是欧美国家的防控方式：
美国开始麻痹大意，瑞典早早缴械投降，英国居然想用”群体免疫“应对病毒。
这种“佛系防控”不是视死如归吗？
昨天，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释放7000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特朗普似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甚于疫情扩散。
不过，对他国的批评已无法改变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趋势。
当下，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国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打这场疫情防控战，接下来中国再也打不起“武汉保卫战”，不能如此严防死守、长期消耗。
若海外持续输入病毒，中国怎么办？
从欧美国家之前表现来看，他们将新冠疫情当作流感来处理，准备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问题在于，欧美的佛系操作，与中国的管控模式是相冲突的。
首先，利益上的冲突。
不同的管控方法，决定了疫情的扩散程度。中国的办法是打歼灭战，快速消灭病毒，然后再搞经济。欧美的办法是打消耗战，把战线拉长。
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相互关联，海外与中国的抗疫步骤不同、方式不同，就会形成利益冲突。
如今，海外病毒快速蔓延，中国不敢放松，防止输入性风险。这样会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交流，影响众多企业生存、工人就业及家庭收入。
其次，这使得中国的防控陷入被动。
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引发输入性风险。这种输入性风险持续的时间、影响的深度，完全不由我们控制。中国的防控便陷入被动：
一是继续严防死守，打响“输入性防御战”；二是与欧美国家的步调调成一致，防控输入的同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能否做到既防控输入性，又能让国内解除警惕，促使经济恢复？
有可能，但是国内各级政府的压力很大。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例输入性病例，地方政府便不敢松懈。
最后，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中国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经济上的损失，情感上的负担，心理上的压力，国家层面的前途。
过去两个月，全部国人在家禁足，绷紧神经，万众一心，期待胜利。如今，欧美国家这么一搞，感觉我们被耍了，甚至怀疑过去这么紧张是否过度了。
欧美国家冒险打消耗战，中国该怎么办？
预计，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要远比中国更长，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只要一个欧美国家持续扩散，全球就有感染风险，中国就有输入性风险。
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谁都不愿意，但没办法）。
中国又不能采用美国模式，只能在现有防控基础上进行调整：
第一，相互信任，减少指责，耐心等待。
疫情最开始，欧美国家指责中国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转移到西方国家，中国反过来指责对方的防控措施。在经济学里，病毒传染属于外部性矛盾。
欧美国家最终看到了中国控制了疫情，同时，中国也要相信，欧美国家可以控制疫情。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
另外，欧美国家发达的医疗技术，不仅有助于他们控制疫情，同时也在困难时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比如瑞德西韦、3M公司。。
如今，与其指责他国，不如提供适当的援助。助人等于助己，海外尽快控制疫情，中国也尽早解脱。
第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鼓励疫苗及特效药研发。
公共卫生及医疗技术，是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消耗战的关键。如果我们有疫苗、特效药，或者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就不需要以举国之力打歼灭战，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场让利，放水养鱼。
受海外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恢复可能比预期更缓慢。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但是，大基建、强刺激并不是好的选项。强刺激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引发财富分配不公，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相反，政府及国企向市场及时、持续、大规模让利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免税、免社保、免利息的时间；通过政府贴息及担保的方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免息、低息贷款。同时，加大对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学会与新冠“共存”。
中国高层说，这次疫情防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
如今，不管疫苗何时出来，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歼灭战刚结束，消耗战又将开启。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不仅仅是市场风险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如今主要的风险是输入型病例，这其实就是全球化市场风险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打个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机，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马路杀手”还是撞上了你。虽然你无责，但是你却承担了外部性风险。
兜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经济账本这个问题：如何探索一种适应于全球化市场的国家治理模式。
与病毒长期作战，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需要激发每个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的创造力。激发创造力的前提是明确和保护每个人的权责利，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行事。
具体做法是，“减压不减责”。中国需要采取持续的出入境管控措施，严控输入型病例，同时合理降低国内防控级别。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压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御政策。
所以，这时要给地方政府“减压”，但是不能“减责”。怎么做到呢？
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责任尽量划分清楚，不能一出事不分青红皂白地问责，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赋予各街道、社区、家庭及个人部分防御权限，同时也划分清楚责任。
当然，这么做只是有限的调整，暂时的应对之策。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要应对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各种不确定的病毒风险，需要建立一个权责明晰、保护个体、激励创造的制度，即一种包容无数小个体、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集体冒险的旅行。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集体行动的大考题。科学的国家治理，则是一种平衡艺术。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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