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西伯侯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曾前往朝歌救父亲回国。因为不从妲己，被污蔑行刺弑逆，妲己就用钉子钉住伯邑考的手足，将他剁为肉酱，其名曰：醢（hai）。随后为了试探姬昌，纣王和妲己又命人将伯邑考的肉酱做成肉饼，送给姬昌吃下。
每每看到此处，再联想到书中的“炮烙、虿盆”等残忍手段，让人不寒而栗，表现了商纣之残忍。但作者许仲琳如此描述，很多人觉得不过是小说家言，是为了构建人物形象所用。但在真实的商代奴隶制社会的制度下，如何残忍的杀人，是一项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技术。
上图_ 《封神榜》中的 妲己剧照
对人不满就“醢”了他
《吕氏春秋·行论篇》记载：“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说的是纣王无道，因为梅伯正直敢言，直斥纣王荒淫无道，冒颜进谏，所以纣王将他杀掉剁成肉酱。鬼侯（也有做“九侯”）是因为把女儿进献给了纣王，但其女儿不喜淫，惹怒纣王，于是又下令鬼侯煮熟做成了肉脯。随后又将梅伯做成的“醢”，鬼侯做成的“脯”在朝堂上赏赐给其他诸侯。
这些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像是杜撰出来的。但就这两件事而言，屈原的《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史记·殷本纪》、《春秋繁露》等书都分别记载了这些事。
同时《礼记·檀弓》记载：“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即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子路，也是因为参与了卫国的政变，被当做乱臣，砍成肉泥，孔子听闻后极为悲痛，于是就将家中的肉酱倒掉，不再食用。
对待罪人除了“醢”，与其相关联的还有“烹”。在西周后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不来朝觐，于是纪侯向周天子进谗言，诬陷齐哀公，所以周夷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
上图_ 晋文公（前671年或前697年－前628年），姬姓，名重耳
再到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流亡郑国时，大臣被瞻为了郑国的安宁，建议郑文公将重耳杀掉。待重耳成为晋文公后，率大军威逼郑国，将与其有仇的被瞻交出，最后被瞻在被下锅之前，抱着鼎耳向晋国将士大声呼号：“自古以来，无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将烹”。晋文公听到后，为了保全声名，安定军心，只得将被瞻送回郑国。
将“罪人”做成醢之、烹之的事不仅先秦有，楚汉争雄其间，项羽也曾经要烹刘邦的父亲。到了汉十一年，汉高祖刘邦又“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而且在汉代《刑法志》中还规定，凡是被判处“夷三族”罪过的人，都要先被刺面、割鼻、斩首后，再“菹其骨肉于市”。菹即醢也。
上图_ 项羽 （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
“醢”是奴隶社会人祭的残余
荒淫无道的纣王，没有义战的春秋战国有这样残忍的刑罚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向开明的汉朝也沿用“醢”这种野蛮的行为呢？从史料来分析，个人觉得应当是上古奴隶社会中人殉和人祭制度的遗存。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真实的表意，学术界各执一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侧面的反映了春秋及之前的人殉制度。在奴隶制社会，人是物品，尤其是奴隶和罪犯是没有人权的，由于夏朝历史尚有争论，仅就商代奴隶制社会下的将人做成食物、用人祭祀来进行讨论。
1999年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出土了一只盛有两个人头骨的青铜甗（yan），这两个人头骨的从埋入地下的初始状态，就是在青铜甗中。青铜器是祭天酬神的重要礼器，将人头放进带有蒸煮功能的炊具中，其功用应当是献给墓主人或是祭祀神灵所用。
上图_ 战国 青铜甗
在胡厚宣1974年发表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当中就做过统计，仅就当时发掘的墓葬中，所见到的人殉实物，约有4000具左右（因有些尸体破碎，无法拼凑出具体的人数）。在殷商武丁（即妇好丈夫）时期，一次祭祀活动就用了500人作为祭品献给先祖和神灵，用来占卜吉凶。用活人做祭品，是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仅是祭祀活动，就连房屋建设都使用人做祭品。
在一组商代建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建筑奠基之前，要先在该处挖一个坑，里面埋一条狗或者一个小孩儿，一座建筑有多少个奠基点，就有几个这样的人殉坑。而在放置柱础的仪式上，要用牛、羊、猪和人做祭品，挖坑埋掉。安放大门的时候，则要在大门内外左右分别挖坑埋葬人兽，等到建筑落成之时，需要的祭品更多，就是这样一组建筑的落成，总共使用889名人作为祭品。
上图_ 东汉的陶狗，用于陪葬的器物
如此庞大的人祭需求，以当时的人口和生产力来说，仅以奴隶做祭品是难以满足的。因此在商代奴隶社会充当祭品的人中，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种即王朝周边的“夷人”，通过打仗俘虏、周边国家进献、平民捕猎的方式获得，这其中最多的就是羌人。
《说文解字》中说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但是从商代大量使用羌人祭祀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测：羌是否指的是像羊一样可以被当做祭品而有两脚的人呢？
在“羌人”之外的第二种就是奴隶主们固有的奴隶了，这些或是家生或是买卖的奴隶，也是重要的祭品来源，另外因违反当时的法律，被统治者憎恶并抓捕的罪犯也是重要的祭品来源。
在《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一书中，列举了多种用人做祭品的方法：土埋、水沉、曝干、烹煮等等骇人听闻的手段。这也与商纣将梅伯醢之，鬼侯脯之的记载可以相对照，此外即使是炮烙等手段，也使用了烹饪的手法。蒙昧时代把对祭品使用的残忍手法，在后世转嫁到奴隶主眼中的“罪人”身上自然寻常不过。
上图_ 帝辛（约公元前1105年―公元前1045年），即商纣王
汉代以后逐渐消失的“醢”
在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尤其是汉朝之后，这样带有原始野蛮的人祭痕迹的刑罚就很少再露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绝迹，因为这样的野蛮刑罚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前文交代，西汉凡是被判处“夷三族”的人，“枭首”后都还会遭到“醢”这样野蛮的对待。同样到了晋朝的时候，“醢”虽然没有写在国家法典中，却在《晋书·刑法志》中追加了一条，即“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表明此时的“醢”已经变成了隐性的保留刑罚，只有在应对十恶之首的谋逆大罪时才拿来使用，成为国家强权对不法者的恫吓。
上图_ 杜杞（1005—1050）字伟长，金陵（今江苏南京）人
野蛮的刑罚，适用于“野蛮”的人群，即便是在文风鼎盛，号称文明巅峰的宋朝，在偏僻的角落也可以瞥见残忍的肉刑。北宋庆历年间，广西环州思恩县的欧希范等人造反并攻入环州城，第二年两浙转运使杜杞就率兵前来剿灭。后来欧希范的同伙被招安，杜杞在赏赐给叛党的酒中下了曼陀罗花，趁机将这些造反者一举拿下，三天之后又抓获了欧希范等五十六人。
于是杜杞下令将这五十六人剖腹，把他们的内脏绘制成《五脏图》，然后将他们全部“醢”之，传送到附近的寨子和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区中，以儆效尤。当此事发生后，朝中大臣弹劾杜杞残暴，但杜杞只是被皇帝下旨申饬，并未多做惩罚，跟随杜杞作战的官兵也依旧得到相应的赏赐，以此可以看出高层对于采取这样的做法是默许的。
上图_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至于明清两代，正史中再无此种记录，当然袁崇焕被“磔”，随后被民众争相食之，不属于“醢”或者“烹”等刑罚之列。将人用烹制食物的方法残忍对待，可以看做是集权统治下威权主义对民众和各方势力的威胁和震慑，美剧《纸牌屋》中总统曾有名言：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让他们感到威胁和恐惧。可能就是这些残忍刑罚的出现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1】《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2】《史记》 司马迁
【3】《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下篇胡厚宣
【4】《甲骨文与殷商人祭》 王平、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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