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不尽快复工，这个死亡的人数将远远高于冠状病毒。
当所有人都恐惧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时，张文宏看到了另一种“死亡”——社会秩序中断的危险。
比如，医院不堪重负，医疗物资紧缺，其它病症如心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得不到及时、持续的救治，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在最艰难时期，医院多数科室都停止接待非重症病人以降低感染、节省医疗资源。但很多病症得不到及时治疗，也会因感染、恶化拖成重症，或者疾病突发，威胁人的生命。
武汉市每月平均有一万多婴儿出生，若医疗资源不够，孕妇及出生婴儿的风险则会增加。
当然，也有人说，疫情期间全国人宅在家里，也会减少交通事故死亡，甚至提高婴儿出生率。
所以，社会秩序中断，市场受阻，这笔“生命账”要看整体，不能光看肺炎病毒。
经济学家梁建章在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隔离的经济账》，给我们的生命算了一笔账。
有人说，复工复产是要钱不要命。其实，若没有了“钱”，也是要命的。
梁建章教授指出，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据此推算，“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1】。
这意味着什么？
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国内已超过3000人。但若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困难，导致GDP下降1%，那么人均寿命也将减少10天左右。
人均寿命减少10天，这一宏观的数据，不容易触动人心，毕竟没有落到个人身上。
若具体到个体，可能有人因体检被耽误而突发脑溢血死亡；可能有人因企业开不了工而破产、失业、降薪，诱发离婚、疾病、寻短风险。这些消失的生命及生命期限，也是实实在在的。
图：防控级别与死亡率的关系，来源：智本社
我们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时，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所以，在这场疫情面前，我们要经营好生命总账本，但更要经营好经济总账本。
当然，有人会说，生命是无价的，怎么能用经济来衡量呢？怎么能为了保经济而放弃生命呢？
生命固然无价，但只要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生命便无法摆脱被“定价”。因为市场意味着风险，风险意味着成本，成本意味着投入，但因资源稀缺，投入总是有限的。
问题来了，我们需要拿多少钱来控制一个个风险？
比如，交通安全投入。事实上，政府拓宽道路、增加交警，汽车厂商改进设计，都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政府和汽车厂商需要投入多少钱确保交通安全？事故率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一个投资边际收益率的问题。
去年3月，埃塞俄比亚波音737MAX客机坠毁，157个生命消失。我写了一篇文章《航空安全三大悖论 | 人类能否摆脱空难的梦魇？》：“航空安全只是航空公司作为一种成本收益的考量项。”
在航空事故赔偿与航空安全保障成本之间，市场会指引每一家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零配件商及保险公司，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精准计算。
随着安全边际投入增加，事故概率会下降。当事故概率引发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投入时，企业就会停止增加安全资金。这种事故风险，我称之为“小于号风险”。
以马航MH17事故为例。2014年马航MH17民航客机在乌克兰边境被导弹击落。这次事故是马航一次失败的赌博。为了节省燃油成本，马航忽视国际民航组织的危险警告，拒绝更改航线，最终导致近三百条鲜活的生命消失。
人们批判资本家将他人的生命，纳入其成本收益的计算题之中（马航确实应付出代价）。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将他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纳入自己的损益表中。
福利经济学家擅于计算生命的价值，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做过这样的计算【2】：
从上海飞到新加坡，假设同一时间只有两个航班可选。这两个航班来自AB两家不同航空公司，他们的其它方面的水平是一致的，只是B公司的安全记录比A公司更差，事故死亡率高百万分之一。
通常，人们都会选择A公司。
但是，若B公司的航班票价比A公司低10元。你会如何选择呢？
这时，有人便会在百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与10元之间权衡。只要你权衡了，不管你选择A还是B，都表示你对自己的生命在估价。
若你选择B说明，你对自己整个生命的估值是1000万（10元除以百万分之一）。若你选择A说明你花费了10元，降低了百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冒险的旅行。生活面临交通事故、病毒、污染、投资等无孔不入的风险，我们很多选择都是在给自己的生命估价。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一项冒险性的平衡艺术。疫情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我们要花多少投入（金钱、时间等成本）来化解这个风险。这时，我们需要算一笔经济总账。
这次疫情，欧美的应对与中国大为不同，不容易让我们理解。
意大利是第一个失守的欧洲国家，最开始时，意大利人照办足球赛事、“橘子大战”，甚至不主张戴口罩。大规模传染后，才大面积封城、停赛、停课。即便如此，他们的封城力度完全还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前几天，英国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接下来采取温和防御策略，具体措施是让民众居家隔离，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政府主要救助重症患者，同时还不停学，体育赛事照开不误。
再看瑞典，瑞典官员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阻止疫情在瑞典传播。
国内媒体将英国及瑞典这种“佛系抗疫”解读为缴械投降，试图让群体免疫来抗击病毒。但要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国家。
再看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美国1.6万人死于流感，新冠肺炎才几十人，不算事。不过，当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球星中招，NBA停赛，特朗普立即宣布，切断与欧洲的旅游，联邦财政拿出700亿用于公共医疗以抗击疫情。
真正让特朗普紧张起来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传言巴西总统中招，特朗普六天前与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连续两次熔断，资本市场极度恐慌。
以上这些表现，足以说明欧美“小政府”在疫情面前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
中国模式是大政府来掌控经济账本；欧美则是个体自己掌控自己的经济账本。这里的个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等。
中国模式是刚性的、集中式的、整齐划一的，欧美模式是柔性的、分布式的、多元化的。在欧美模式中，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及政府，都会根据疫情发展计算生命价值，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梯度式的状态。
图：防控无差异曲线，来源：智本社
个人根据疫情选择是否出门、上班，企业选择是否开工，NBA选择是否停赛，社区选择是否封闭，政府选择是否提升防控级别，美联储选择是否降息。
比如，疫情蔓延和油价崩盘重创美国金融市场后，美联储采取降息以及“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救市。
又如，疫情快速在美传播后，国会众议院制定了一项应对新冠病毒法案，确保带薪休假、失业保险以及提供免费病毒检测。
从个人、企业到国会、美联储及政府，所有人的选择都是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单独做出来的。特朗普不能命令国会、美联储、企业、个人怎么做，甚至很难命令州政府怎么做（联邦制）。
再看美国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第一防控是防控入境，当防控入境失败后，进入第二道防控，即温和防控。所谓温和防控，类似于防控流感，政府只针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轻度患者自行隔离。
如果温和防控失败，全国失守，美国才会转入战时防控。
如西班牙刚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购买食品或药品、住院、上班或其他紧急情况外，所有西班牙人必须待在家中。但是，根据西班牙宪法，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持续15天，以后议会需要讨论并决定是否延长。
所以，中国式防控，是美国最后一道防控。除非不得已，他们不会轻易启动。
为什么不会轻易启动？
站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特朗普需要算一算经济总账。
到3月15日为止，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染率为0.0000086（美国流感传染率为0.08），病死率为0.02（美国流感病死率为0.005）。那么，在整体人群中，新冠死亡率极低，远远低于流感。疫情对美国整体人均寿命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联邦政府实施中国式管控，可以预计美国金融市场立即崩盘，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定然波及全球经济。特朗普定然不会做这种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但是，这种算法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疫情是动态的。任由疫情扩散，感染人群、重症患者、死亡率都会增加，也可能导致GDP下滑。要知道，目前新冠疫情的重症比例在10%-20%之间，病死率可达3%-5%。
所以，联邦政府不得不像个人、企业一样，随着疫情的变化，计算得失，拿捏尺寸，选择是否增加或降低防控级别。
由于疫情在美国快速传播，目前，美国已十几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宣布该市从3月16日起实施宵禁。
若不是经济全球化，中国、美国各家采用各法消灭病毒，也就相安无事。但是，当今这个时代，病毒与资本一样在全球快速流通。
从病毒传播路径来看，第一波中国，第二波日韩伊朗，第三波欧美国家，然后回流国内出现第四波。
前两个月，欧美国家抱怨中国封城，切断供应，中断经济，或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
如今，暴风眼转移到了欧美国家，不少中国人对欧美国家“佛系”抗疫极为不满。
欧美国家做好了与病毒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英国政府说：“延缓疫情高峰至夏季，而后控制疫情”，“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减少峰值、扩大峰值，而非完全压制它”。
英国卫生部长透露，最坏的情况是，全英国80%的人将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万人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60%-70%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5000万到5800万人。
美国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可能将出现9600万个确诊病例、480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因此丧命。
图：不同管控模式下的疫情走势，来源：网络
把新冠疫情当流感，如此“视死如归”？
这其实是欧美政府核算过经济账做出的选择。
欧美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个人与政府都各自防御，人人有权也人人有责。即使特朗普没防控好，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年连任大选失败，美国制度不需要为此负责。
中国的政府压力就要大很多。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
如果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与病毒共存，那么中国的输入性风险一直无法解除，防控就不能完全彻底解除。如此，定然会影响中国复工复产、外贸出口及经济恢复。
但是，欧美这种温和防控与中国模式是冲突的。
欧美责怪中国将病毒传染给他们，中国指责欧美防控不力导致病毒扩散并输入中国。这种指责难免就会上升到政府国家治理及意识形态上。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如何在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恢复之间寻找平衡。
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我们该如何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本质上，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探寻更加科学的国家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很显然，中国擅长打闪电战、歼灭战，美国更像打持续战、消耗战。
各有优势，国外这么一直消耗下去，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不得不探寻，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机制，这也正是我们一直苦苦摸索的平衡：病毒防控与经济恢复。
即使中国打赢了歼灭战，国外依然还有输入；即使新冠疫情最终被彻底消灭了，依然还会有其它病毒及风险出现。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隔离的经济账，梁建章；
【2】驳张五常之福利经济学全是废物的说法，黄有光；
【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巴斯夏。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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