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战败后的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组成的管制委员会负责管理，朱可夫是这个管委会的最高长官。然而，由于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双方秉承着既合作又对抗的原则，处理战后德国事宜，朱可夫往往处于一对三的局面。
尽管国家间的争执不断，甚至是相互指责，但丝毫不妨碍军人们之间的私下友谊。在德国，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可谓是一见如故，几乎成为苏、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典范。当然，两国的关系虽未如愿，可二人的友谊还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俩人的交往是从相互挂勋章开始的。
战后的德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特别是柏林，全市25万栋建筑，有18万栋被彻底摧毁或成了危楼，市内交通中断，民生设施全部停工，未埋葬的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一副凄风苦雨的景象。朱可夫作为军政一把手，有责任恢复正常秩序。
善于鼓动的朱可夫，自然明白宣传的重要性，恢复柏林广播是他最有成效的举措，广播里不断地播放军管政策和“安民告示”，让惊恐未安的柏林市民走出家门，积极投入到家园重建中去。同时，尽快恢复水、电等民生设施的复工。
同时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粮食运抵柏林，也是恢复正常秩序的根本。在朱可夫的努力下，一个半月后，中小学复课的学校达到580所，甚至有120家电影院正常营业。当然，播放的影片都是苏联的电影和纪录片。
苏联人所做的一切，美、英等国都看在眼里，他们惊讶于柏林迅速恢复正常的同时，也纷纷赞许朱可夫的管理能力。于是，艾森豪威尔等人借签署“四国”共管宣言之际，授予他美国最高军事勋章，这让朱可夫感到十分的惊喜。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二战进行了5年，彼此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但不曾谋面的两人，见面时的第一句话，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你原来是这样”，说完后哈哈大笑起来。也许是“英雄惜英雄”，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俗话说得好，“有来无往非礼也”。朱可夫将自己授勋的情况，向最高统帅做了汇报，并建议苏联政府也为西方盟国将领们授勋。这个建议得到最高统帅的支持，不仅能拉拢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反苏联的势力是一个很好的回击。
不久，朱可夫亲自来到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授予艾森豪威尔“胜利勋章”。要知道在此之前，苏联从未给外国人授予最高荣誉，而且这枚勋章的价值不菲，它是由五颗红宝石和钻石镶嵌而成，艾森豪威尔对此十分高兴、爱不释手。
然而，美、苏两国关系紧密，有人不高兴。
1945年7月，尽管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相识时间不长，但很快对彼此的真诚和军人的直率所打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向世人展示了两国和谐、密切的关系，也促使了“四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初期，合作和友好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不过，这个关系大多还得益于战后不久，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余温未退”，而且使德国尽快的“站起来”，也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同时，西方国家更加希望苏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也不想过早地将矛盾公开化。
尽管如此，朱可夫并不愿意和艾森豪威尔讨价还价，尤其是美、英军队依然在原定苏军控制的地方驻军，他甚至不惜与其“撕破脸皮”，提出抗议。最终，美、英军队撤出了驻军。当然，艾森豪威尔理解他的做法，两人的关系并未受此影响。
还是有看不下去的，那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波茨坦会议期间，他意外地在大选中落败，新任的首相赶到波茨坦取代了他。离别前夕，各国政要都来到他的下榻处参加招待会，算是对昔日的“老朋友”表达一下惜别之情。
招待会上，丘吉尔对朱可夫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鲁门和苏联统帅分别提议为丘吉尔干杯，感谢他为英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让所有人惊诧不已的是，轮到丘吉尔时，他突然转向朱可夫祝酒，这种“不合规矩”的举动让人浮想联翩。
作为坚定的“反苏分子”，丘吉尔这一手的用意很“毒”，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反苏”的立场，不愿向苏联统帅祝酒，并提醒西方国家不要与苏联过分亲密；另一方面“拔高”朱可夫，挑拨他与苏联统帅的关系，达到“从其内部瓦解”的目的。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倒是把朱可夫给整蒙了，竟然在感谢时，口误称其为“同志”。这让在场的苏联统帅不以为然，其他的苏联代表纷纷向他投去了质疑的眼光。总之，老奸巨猾的丘吉尔临走前，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这个插曲并未影响俩人的关系，朱可夫一直致力于缓和两国关系。
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中，杜鲁门言语中所表达出的“冷战”思维，让苏联统帅深感加强苏、美关系的必要性，他与朱可夫商量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一事，朱可夫提议由他邀请其参加体育节，在这个敏感期间是比较合适的。
在他看来，由他个人邀请，就不是政治活动，而是以军事活动家的身份来访问，就避免了因国家间的矛盾，出现难堪的局面。同时，通过两位大国总司令在国际上影响力，也表达出友好、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可谓是一举两得。
更重要的是，从他个人来说，更希望这次交往，加深俩人的友谊。艾森豪威尔应邀来到苏联，在朱可夫的陪同下，他在莫斯科红场与苏联统帅一起观看了开幕式，面对欢呼的人群，两人相拥在一起挥手示意，所有的人都认为，美苏关系紧密。
闲暇之余，俩人促膝交谈了很久，从列宁格勒战役讲到莫斯科会战，又从非洲战场讲到了诺曼底登陆，彼此更加的了解和敬重。让他们十分高兴的是，在艾森豪威尔访问期间，日本投降了。这对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可谓是功成名就了。
访问结束后，朱可夫返回了柏林，继续履行苏占区最高军政长官的职责。不久，收到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去美国访问的邀请函，他欣然同意。但一场大病，推迟了访问时间，并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升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艾森豪威尔回国任职后，朱可夫在柏林的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在解除德军部队等问题上，同英、美代表进行着反复的斗争。尽管他清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并在交涉中，常常处于“以一对三”的不利局面。但他始终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所以说，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个人必先保证国家利益，哪怕是国家元首，也不能随心所欲，甚至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每一句话，办的每一件事，都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可夫无疑是做了很好的榜样。
大家认为呢？欢迎留言和讨论。
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欢迎搜索关注“白杨树下谈历史”//学习历史，传播文化正能量//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