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鹿鼎记》叫《小白龙》,韦小宝叫任大同

在台湾新竹清华规定每个学生都得在校住宿,大学部一间寝室四人,研究生一间两人。到了暑假,要回家的就把自己的用品打包,集中放置在指定的储藏室里,等假期结束后再取回。要继续住的,也行,交一小笔水电管理费即可。

学生们都怕麻烦,不想把东西收拾起来搬进又搬出,基本上人人都交暑期住宿费,至于住不住就没人管。不过包括我在内,约有一半的同学在暑假仍然留在学校里头,因为回家也不知道能干嘛。

留在学校过暑假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曰“苦行僧派”,假期留校帮老师学长做研究。这批苦行僧大体上是午后才起,胡乱填饱肚子后就一头扎进实验室,到了半夜三更才回寝室就寝。这些都是未来的精英。

另外就是我这一派,曰“名士派”,也是过午才起,一群人花两三个小时在校园踅摸一阵,吃吃喝喝填饱肚子后,下午打球、游泳、爬山,消耗无穷尽的体力,晚上饭后聚在湖边聊天吃西瓜,深夜里回寝室开始奋战读书,直到天色微明再抱头大睡。读啥书,教科书?不,各有所好,什么都读,但读的最多的是“禁书”。

当年台湾禁书一般可分为四类:第一大类就是色情类,这类禁书在华人社会里不管去到哪里都是禁书。但是色情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进了大学不去了解了解怎么可以?但是色情书刊也不能天天读,天天读下去不精尽而亡才怪!

第二大类就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原本乃是神游意淫之物,和时政当局一点边都扯不上,为何在台湾会沦落成禁书?这是因为武侠小说里头的“黄”“黑”“红”本质和当时的政策相违背。“黄”就是风流韵事,小说里的大侠往往红粉知己无数,香艳描写跑不掉,这可是违背社会习俗的。“黑”就是黑社会,武侠小说里的拉帮结派可海了去,从少林武当开始,没有哪个武侠小说不拉帮结派的,就连韦小宝也和天地会、神龙教会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前面两个因素是小事,最后的“红”最重要,就是小说作者是不是“共酋”“共干”“附共”“陷共”之一。

不过,被禁没关系,台湾人秉持华人优良传统,实在聪明得很,把书名、作者改一改,照常印刷配销上架。广大租书店店主就和“警总”展开猫鼠大战,都是另辟一屋收藏改头换面的武侠小说,熟人来再租。就算真的被逮到也没关系,振振有词地和查禁人员磨嘴皮,说书名、作者都不在查禁名单上。反正最坏状况就是书本被没收,不过没收了也没关系,再进就是。

出版社也知道这些书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翻印盗版的质量很差,缺页,破损,印刷不清,乱改名,很正常,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读者千辛万苦地找正版、完整版。

在我记忆中,当年看的《鹿鼎记》不叫《鹿鼎记》,叫《小白龙》;韦小宝不叫韦小宝,叫任大同;《笑傲江湖》不叫《笑傲江湖》,叫《独孤九剑》;《书剑恩仇录》不叫《书剑恩仇录》,叫《剑客书生》。以上都还好说,书名和故事本体还有一点牵连,还能猜出原来面目。《忏情记》最扯,本尊居然是《倚天屠龙记》。至于《射雕英雄传》,因为这“射雕”二字实在太吓人,所以盗版改名就干脆连“英雄”都改没了,叫《萍踪侠影录》。

我们这群“名士”除了翻江倒海地将大陆、香港前辈的经典找出,恶啃一通外,对台湾本土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的作品更是青睐有加。当然对新起之秀,比如台湾的古龙和温瑞安,香港的黄易、黄鹰,也无一落下。

特别是古龙作品,很快成为我们的新欢。因为前面几位名家,其作品看多了发现几乎都落入同一个模式里头。第一,年代大部分落在宋、元、明、清;第二,地点大部分是在大陆,偶有涉及“番邦”;第三,书中人物大概都能分成正邪两派,大部分时间是邪派人物呼风唤雨、吃香喝辣,正派人物含辛茹苦,到处拜名师苦修,但最后一定是正派获得胜利;第四,男主角一定是允文允武、英俊潇洒,女主角一定是美艳多情,要么武功平平,要么完全不懂武功,要么就是武功高得惊人,比男主角高出好几个层次;第五,结局基本上是正派大仇得报,男主角携众美退隐山林。

由于前面五点基本一致,所以武侠小说里头最吸引人的不是剧情,而是里头描写的各种武功秘籍、练功心法、灵丹妙药、奇禽异兽等等。我同学“阿山”就说他看武侠就直接翻到练功段落,其他部分就略过,自行想象即可。

古龙的小说就不一样,好人坏人往往分不清,写作手法千变万化,名作《萧十一郎》居然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看着小说,脑海里会自动生成一幕又一幕的场景。他又首创浪子角色,这浪子角色深受我们这群还没毕业、对未来怀有无限憧憬与幻想的人所喜爱,每个人都想成为李寻欢,每个人更想成为楚留香。

就这样,几个暑假下来,我们几乎把中国武侠史上的名著读了个遍。

第三类禁书是政论杂志。台湾的政论杂志,鼻祖是《自由中国》,由五四一代领袖胡适和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教育家杭立武、前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张佛泉等自由主义派人士在1949 年11 月创办,主编是西南联大哲学系金岳霖嫡传弟子、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

这派学者认为宣传自由民主是当务之急。刚到台湾时,蒋介石非常欢迎这个论调,可是当他地位稳固后,开始实施强权政治,终究成了极权主义。

但《自由中国》的这群书生可不干了,矛头开始指向蒋家政权,蒋介石一开始为了面子只得容忍,可是雷震等人骂着不过瘾,还要组成反对党竞选参政,实施真民主,这下子就捅翻了马蜂窝。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借口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涉嫌叛乱,把雷震抓了起来,把殷海光赶出台大,殷海光日后抑郁而终。就这样,《自由中国》关门大吉。至于胡适,其名头实在太大,当局不敢动他。

当年在我们手里传递的《自由中国》已经是卷卷的、皱皱的,借看的时候都再三叮咛“别被搜出来”。夜里,躲在棉被里看里面的文章《抢救教育危机》《我们的教育》《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自由与容忍》,真让人热血沸腾,觉得是个青年就要有大无畏精神,向权威挑战。

接下来的《文星》杂志是萧孟能、朱婉清夫妇在1957 年11 月创立的刊物,早年编辑是《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风格有点类似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这可以从第1 期的目录看出来:

永远奔向战争的海明威

美国文学一瞥

艺术欣赏:乐之在“得”

今日贝多芬—西比留斯

漫话人造卫星

地平线诗选

文星画页

从第55 期开始改由李敖做编辑,整体风格从原来的西方文化思

想艺术介绍修正成当下社会人文现状的关怀。第55 期目录就成了:

高本汉介绍

中西文化问题与胡适

五四运动纪念

妇女与性观念

其他论述与杂文

文艺

文星画页

既然要关怀社会现状,就必然要戳到执政官员的痛处,哪个社会没有黑暗面?

同时,国民党败退来台后,得有自己思想文化的主轴。“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大旗,国民党不感兴趣,自由民主反极权最后成了反党反蒋,《自由中国》就是个好例子。

思来想去,最后国民党还是把蒋介石一生服膺的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大旗,在1960 年4 月10 日成立了孔孟学会,表面上是说“三民主义”之崇高理想就是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但其实是要大家高举从《荀子·礼运篇》中衍生出来的“天地君亲师”,要认清楚“天”“地”之后就是“君”,“君”就是蒋介石,暗喻大伙儿可得好好地服从领袖的领导。


▌摘自《我在宝岛长大》,龚显耀(著),北京紫图图书公司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