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贝克尔在他那划时代的《家庭论》中告诉人们，人类的婚姻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来选择使自己收获最大的对象结婚。
结婚的成本主要来自两类：一是交易费用，比如寻找配偶，了解对方，相亲吃饭，领证办酒席，拍婚纱照，度蜜月等花费；二是机会成本，一夫一妻制时代，面对多个对象选择时，选择了木婉清就意味着放弃了王语嫣。
结婚的收益则主要来自男女双方生理上的互补性快感，以及夫妻情感、儿女情感、安全感、归属感等。
在自由婚姻之前，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基于“活下去”演变而来的。所以，当时的结婚成本和风险都是极高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找到适合的交易对象，只能通过“强制制度”来执行，从而扼杀了婚姻的自由选择。在这种制度下，婚姻最大的收益不是性爱和爱情，而是繁衍后代。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搜索成本、繁衍风险，最大限度获得“人丁兴旺”的收益，原始社会摸索了一套群婚制度；封建社会则实行“父母之命”、“门第婚姻”，如此社会精英、门阀、富人可以最低成本获取最高质量的对象，同时“一夫一妻多妾”又可保证生育繁荣，也降低了他们的机会成本，形成“赢家通吃”、“三妻四妾”的局面。
到了现代自由婚姻时代，由于现代生产力发达，人类的寿命延长，婚姻从繁衍的历史重任中解放出来，人类开始享受自由恋爱、婚姻情感的效用。所以，经济越独立，尤其是现代女性经济越独立，越追求情感上的效用，而不是经济上的依赖。这也是随着经济增长离婚率上涨的重要原因。
另外，避孕套的发明起了不少推动作用，避孕套将人类从繁衍任务解放出来，男女双方则可尽情享受性爱快感及其带来的情感。
此时，婚姻更多遵循的是市场法则，而非氏族规则、家庭伦理。在现代婚姻中，人们可以承受更大的交易成本，可以不断探索自己心仪、满意的对象。
所以，即使是罗玛蒂克式的婚姻，其底层驱动力也不完全是罗玛蒂克，其中还包含性、情感、供养能力、生育能力、外在吸引力等等。
自由恋爱婚姻是一种市场发现程序，一种帕累托改进。从初恋、多次恋爱，再到结婚，离婚，再结婚，就像一种幸福的自发程序，在不断地探索，处于帕累托改进中。
市场存在竞争机制，在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下，遵循科斯定律，“谁用得最好就归谁”。这一点，与原始社会的偶婚制和封建社会的专偶制类似，不管是一妻多夫，还是一夫一妻多妾，都是生育能力强的与供养条件强的相互配对。但是，不同的是，这是一种按照市场竞争法则来自由选择，而不是强制分配。
今天这个社会依然遵循成本与收益的规则，只是“好”的评价标准更加综合，包括经济条件、身材相貌、学历、涵养、情感、性格等等。一般来说，对优秀女性的评价主要是身材好、气质佳、皮肤白、温柔体贴、心地善良等，对优秀男性的评价主要是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好、努力上进、品行端正等。
所以，按照市场竞争的法则，这两种人结合概率要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年轻貌美的女性，与事业有成男性在一起。但是，每个人心中的“好”其实是不一样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可能选择一个事业平平但对她好的男人，而事业有成的男人也可能选择一个相貌普通但贤惠的女人。
从年龄上来说，一般女性在年轻时便是人生的黄金期，而同龄男人还没有展现足够的魅力，年轻女性吸引力要大于年轻男性，年轻女性变得抢手，年轻男性面临年纪相对大一点、事业有成的男性的竞争。此时，男性一般都有紧迫感追求女性，编故事、讲段子、说瞎话、造气氛让年轻女性与其发生关系。
但当男性步入事业巅峰期时，男性的魅力值更大，而同龄女性朱颜逐渐衰退，魅力指数下降，男女之间的地位往往会发生逆转，一些女人可能要哄着、骗着让男人回家了。有些人抱怨，为什么追我的时候“我是小甜甜”，如今却“变成牛夫人”。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七年之痒”现象。一夫一妻制与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优秀男人和优秀女性进行“限购”，增加了“机会成本”，没办法“通吃”，从而有利于帕累托改进。但是，实施“限购”之后，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出轨”、通奸、“买春”，这就出现了“七年之痒”。
所以，恩格斯才会说：“通奸和卖淫是对专偶制的必要补充”。
“七年之痒”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在一段婚姻中，随着热恋退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满足感、性刺激等效用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递减。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婚姻第七年左右边际效用降到了一个低点，然后容易出现婚姻危机。而“出轨”、通奸、“买春”、再婚，实际上是在构建新的生产效用函数，试图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用（幸福感、性刺激）。
但是，边际递减也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干扰，在某个阶段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孩子上大学、刚入职场，婚姻危机可能会增加。另外，从职业上来看，据调查，全职妈妈，IT男、金融男的出轨率最高。全职妈妈在家庭里所获得的认可、效用远不如职场，有些忙碌的IT男、金融男在职场的效用要大于在家庭。
市场除了有竞争机制外，还有奖励和惩罚机制。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获得一段满足的爱情，那么这个奖励会让双方感到幸福。相反，如果双方不适合，那么惩罚可能很痛苦，有些人选择离婚，再根据市场自发程序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就像买进股票后不断下跌，这个时候，有人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然后及时止损，割肉清仓，再寻好股。
离婚成本是一个关键因素。一些婚姻离婚成本低，所以可能仅仅因为“做饭难吃”、“不爱洗澡”、“睡觉放屁”、“闺蜜说丑”、“爱看手机”等就把婚离了。而一些婚姻离婚成本高，比如胡适想离婚，他老婆提刀来见，没离成。
除了结婚、离婚、出轨，其实不婚、不生，也是遵循市场法则。
不婚和不生，意味着家庭组织的消失，人类繁衍的衰退。这对人类的存在来说不是好事，但确是非常现实的经济选择。
不婚族群的增加，与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关系。婚姻制度从杂婚，到群婚、对偶婚，再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的专偶婚，实际上都遵循一个生存逻辑——经济能力越强，婚姻群体越小，当经济到达今天这个水平，一些人不需要结婚也可以很好地生存，解决了安全感的问题。这是从成本和风险上考虑的。
“凭本事单身的人，为啥一定要结婚？”
另外一个是收益，有些“单身贵族”的生活可能比结婚更精彩。
婚姻是一项契约，意味着责任与约束，任何一种婚姻制度都会约束人的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自由与爱情》
现代社会随着企业组织、社群组织的兴起，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归属感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比如，很多单身贵族参加游戏、登山、阅读、斯诺克、徒步等社群，从而获得更多的归属感。
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试管婴儿的出现，有些单身贵族选择代孕解决生育问题。
“想要一个鸡蛋，干嘛非得买一只鸡回来？”
这样，单身贵族既解决繁衍问题，又能从孩子中获得最大的养儿效用，同时不用面对夫妻情感问题、家庭关系问题。
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不婚”一族，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不婚，而是觉得经济条件还不够好、没有遇到合适的，他们只是还在处于市场的搜索和发现之中，在帕累托改进之中。
按照市场法则，这群人经过充分的市场博弈，不断地参与竞争，在步入婚姻之前，积累更多的恋爱经验，积累更多的财富，把自己调整的更好，然后“反复确认过眼神”，“试婚”之后才会走进婚姻的殿堂。美国的数据表明，这样的年轻夫妻离婚率较低，而年长夫妻反而离婚率高。
所以，我们需要给年轻人多一些帕累托改进的时间。
不生，也是遵循成本收益法则。农耕时代和原始社会，经济遵循是数量型增长，也就是“人多力量大”。所以，人丁兴旺关系一个国家和一个家族的生死存亡、强弱兴衰。古代战争，基本上是抢粮食、抢地盘和抢人口。
所以，古代将婚姻制度服务于经济增长和人类生存。
但是，1801年12月，在基督学院院长家的晚宴上，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一本正经地说：“人口出生快，粮食跟不上，国家将陷入麻烦，从古至今皆如此。”
当时，桌上的小威廉·皮特首相点了点头说：“去年我向众议院解释为何放弃新《济贫法》，不能让这个国家陷于人口太多的麻烦。”
事实上，一年前皮特还坚持“人多力量大”的主张，但后来却被马尔萨斯洗脑了。马尔萨斯的父亲坚持传统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与父亲经常为此争吵，从而吵出一本《人口原理》。
后来，托马斯·卡莱尔批判马尔萨斯时说：“（经济学）不是快乐的科学……我们能美其名曰的只是‘忧郁的科学’（正如现在经济学家担忧人口问题一样）。”
1968年，生态学家保罗·奥利克继承了马尔萨斯衣钵，写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爆炸》，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输掉了养活所有人类的战争。到20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将会饿死。”
22年后，奥利克向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送去了一张支票，金额是57607美元。这是十多年前两个人的赌注赏金，奥利克输了，这20年多年里人口增加了20多亿。
所以，马尔萨斯的预言没有成功，今天我们面临的不是人口多的问题，而是人口低增长、劳动力不足。
究其原因，从成本上来考虑。贝克尔说，孩子是耐用品，可以给父母带来极大的效用。但现实中，养儿育儿成本是中国城市家庭中非常高的一项费用。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则可能带来负效用。养娃往往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净损失”，孩子妈妈可能会失去工作，不但家庭收入减少，家庭开支还增加。
其中，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孩子教育与学位房挂钩，教育的成本与房价成正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教育成本应该是全球最高的。
从收益来说，多生孩子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也就是养儿育女的幸福感会逐渐下降。相反，很多家长选择把一个孩子培养好，来增加满足感和幸福感，从而提高养儿的效用。所以，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从多生娃转向养好娃，一个国家也从人口数量往人力资本方面发展。
不婚、不生、出轨、离婚的高发，说明家庭逐渐在走向衰落，越来越多家庭解体和消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市场力量的强大正在瓦解家庭组织。与限制自由相比，追逐自由确实更加诱惑人。
这似乎是不可逆的，那么未来家庭会消失吗？该如何拯救我们的婚姻和家庭？
市场的问题终归由市场法则来解决：
发现老公出轨，举头暴打，同归于尽，这是胡太太。
发现老公出轨，增加涵养，打扮漂亮，这是梁太太。
胡太太增加离婚的成本，放弃一方则损失惨重。
梁太太则是加大婚姻的机会成本，对方回头一看，原来最好的在身边。“让自己男人永远害怕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觊觎”，打击男人的生殖扩张的野心。
婚姻中，需要避免滑落到中年油腻男人或中年庸俗妇女的难堪境地。如此，婚姻的边际效用会大幅度下降。
避免边际效用递减的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不断提高婚姻的技术含量。比如改变相处的方式，改变过生日的方式，改变关心的方式，改变送礼物的节奏，等等。经营婚姻就像经营一家技术公司，如果技术不迭代，客户的边际效用必然递减，最终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不断地迭代技术，幸福感才会增加，婚姻才会更好。
这是经济铁律。
不要试图挑战人性，人性是脆弱的。
婚姻遵循的是市场法则，有市场就有价格，有价格就有成本收益的核算，没有绝对的忠诚，只是价码不够。当年，陆小曼的老公王赓就大意了。
敬畏，依然是最重要的。
很多婚姻其实是被自由以及自我膨胀所毁灭，自由的放纵以及经济上的成功让我们失去了对人性与世界的敬畏。
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时所说的：“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
参考文献
【1】《家庭论》，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商务印书馆；
【2】《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加里·斯坦利·贝克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3】《古代社会》，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商务印书馆；
【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5】【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谢苗诺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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