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世界霸权的权杖，除了英国自身衰落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最大程度获得了欧洲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一种客观现象。除了专利及知识产权外，大量知识、通用性技术、基础科学都具有公共性、外部性。
技术外溢导致的产权模糊、激励下降，降低了市场效用。但是，技术外溢带来的正外部性，又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经济学家罗默认为，技术外溢不影响帕累托改善。但是，技术外溢，却影响着国家力量之此消彼长、兴衰更替。
美国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先进技术。
当时，担任美国第一任财长的汉密尔顿意识到：“一个国家……除非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否则不可能拥有大量财富。”野心勃勃的汉密尔顿试图在美国复制英国“瓦特式”的制造业变革，觊觎阿克赖特爵士工厂的技术及工业管理体系已久。
阿克赖特爵士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绝对旗手。在现在的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里，挂着两幅画像，一副是发明家克朗普顿，一副是阿克赖特爵士。有人将阿克赖特爵士与牛顿相提并论。
阿克赖特爵士是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人，最早获得梳棉机、曲柄梳棉机、粗纺机、进料器等专利权。18世纪末，阿克赖特爵士在英国曼切斯特创建了全球最大规模、管理最规范的纺织工厂体系。仅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巨型纺纱厂，雇佣人数就超过1300人。
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抄袭，阿克赖特爵士严控纺纱技术外流，英国政府将机械发明界定为国家机密并严厉打击外泄行为，通过了禁止纺织机械出口的法律。英国早期（1624年）还颁布了现代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规》，以保护其技术不让对手抄袭。
但是，一名叫做萨缪尔·斯莱特的“叛徒”，突破了阿克赖特爵士的严防死守，他凭借出色的记忆在美国复制了阿克赖特爵士工厂的纺织制造技术。在美国波塔基特市，斯莱特成功创办了全美第一家盈利的水能纺织厂——艾尔玛-布朗公司。
斯莱特的“叛逃”给汉密尔顿和整个美国制造业送来了大礼。汉密尔顿立即考察了艾尔玛-布朗工厂。工厂负责人布朗对汉密尔顿说：“一年内，工厂和机器将在各个地方建成，生产美国所需的全部棉纱。”
这位被英国人骂作“叛国者”的斯莱特，却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创始人、美国制造工业之父（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评价）。（详见《伟大的博弈 | 一篇篇激荡人心的“政治散文”》）
继斯莱特之后，大量移民者从英国、法国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造技术、工业制度及新知识。技术外溢，让美国享受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技术红利。建国100年后，美国的制造技术已经赶超英国。
今天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技术来自二战时的德国、法国等移民。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立国的优势在于，欧洲移民带来广泛的新知识、新制度以及新技术。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认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也是欧洲大陆人带过去的。
英国是一个岛国，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欧洲大陆的战乱。每当欧洲爆发战乱时，资金、人才和技术都流入英伦三岛。因此，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样有利于欧洲大陆的技术、人才和资金流向英国。【4】
这也是英国长期奉行欧洲大陆均势的重要原因。通过拿破仑战争，李斯特发现，欧洲大陆只要战事一起，受益的定然是英国。英国也极力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防止欧洲出现强国，让欧洲各国之间相互博弈。
李斯特极力推动德国统一，试图学习美国，建立统一的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以防止人才、资本及技术外流。
美国身处遥远的美洲大陆，比英国更具有地缘优势。一战、二战点燃后，英国也未能幸免，英国及欧洲大陆大量黄金、人才流入美国避险。
1933-1941年，美国敞开大门接受了来自德国、奥地利1090名科学家和645名工程师。1944年8月，美英成立了联合情报调查小组委员会，专门收罗德国科学家。美国从德国、奥地利获得了几千名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些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布劳恩、海森堡、哈恩、德布斯、多恩伯格、鲁道夫、奥海因、利皮施、舒柏格、诺依曼，等等。
德国、奥地利科学家几乎构成了美国二战后航空航天、核能、计算机革命的核心力量。其中，布劳恩是导弹之父、火箭之父，是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核心人物。德布斯是肯尼迪航天中心之父，帮助美国发送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诺依曼是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在计算机、博弈论、核武器、生物化学等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直接推动者。
爱因斯坦的贡献属于全人类，他向美国总统写信提议制造原子弹，后者批准了曼哈顿计划。
当然，除了地缘优势、历史偶然性之外，美国自身的制度优势和国家力量亦不可忽略。为什么欧洲人才愿意跑到美国，而不是加拿大、澳洲、南美？
技术外溢属于全人类，但能否接得住、接到多少，取决于一国制度的优势及学习能力，尤其是新技术、新知识与新制度及国家力量的相互配合。
特斯拉是塞尔维亚裔，爱迪生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他们都是电气时代的缔造者。诺依曼是匈牙利裔，香农是美国本土出生，他们都是信息革命的缔造者。米塞斯是奥地利人，因战乱躲避到美国，奈特则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后者开创了芝加哥学派。乔布斯是美国人，马斯克则是南非裔美国人。
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成就了美国在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英国陷入“资源陷阱”，与美国的“技术外溢”形成此消彼长，二者差距缩小。美国再加上自主创新，对英国形成超越。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受惠于技术外溢红利的还包括后发的俄国、日本等国家。1900年，电气技术和铁路投资席卷到地大物博的俄罗斯，十年间，俄国铺设了22600公里的铁路，刺激整个欧洲工业部门开足马力。
所以，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技术外溢和“索洛替代”，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存在技术均等化趋势。先发国家陷入资源陷阱，后发国家则凭借技术外溢快速缩小与先发国家的距离。（详见《三大周期叠加 | 美国到底怎么了？》）
不过，英国的衰落，美国人值得警惕。因为美国达到经济颠覆后，目前又开始走英国当年的老路。
二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到了1970年代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1971年布雷顿森林解体，意味着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和信用货币时代。1970年代开始，全球同时涌现三股浪潮：信息技术浪潮、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以及金融资本主导的投资银行浪潮。
这三股浪潮在1982年里根及沃尔克改革（解决滞胀危机）成功后快速爆发。从此，美国走上了金融资本主义之路，主要表现与当年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大幅度扩张信贷货币，华尔街金融机构获得大量廉价的美元在全球从事货币贩卖生意。
里根政府放松了金融管制，推动金融混业，刺激投资银行发展。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大量货币资金进入投资银行及金融投机领域，证券、期货、外汇、债券、保险及金融衍生品大肆扩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五大湖区制造业投资日渐凋零。原本纽约中心区的工厂逐渐被金融及跨国公司办公楼取代。
当年，英国在全球大肆放贷，资金进入公债领域，而不是制造业。过去四十年，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英镑采用金本位制，货币扩张能力受限。而1971年之后的美元是信用货币。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肆无忌惮地扩张美元，助长美国金融机构成为全球化的美元“倒爷”。
1980年代初，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美国金融巨头认为，国家不会破产，将大量信贷发放给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结果，花旗银行在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中遭遇重创。
最近四十年，华尔街的信贷资金遍布全球，在国际投资银行市场中贩卖资金。其中，债券、外汇及金融衍生品的规模急速膨胀，造成相当程度的资金空转、资产泡沫及债务危机。
二、乘着全球化产业大分工浪潮，美国跨国公司将产业逐渐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资源及低成本排污国家。
二战后，美国将纺织、钢铁产能转移到日本，而后转移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八九十年后，产业转移梯度延伸到中国内地。
日本、韩国的芯片、汽车、发动机、紧密机床、化工材料等，承接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技术红利。中国的空调、电视、手机、汽车、个人计算机等亦如此。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强大竞争的压迫感。1992年中国进一步开放，美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迎来井喷时代。
这时全球化浪潮中再次出现技术水平均等化趋势，后发国家的技术快速缩小了与美国的距离。
全球化人才的交流及信息化的传播，大大缩短了技术及知识获取的成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遵循阿罗“干中学”理论，在短时间内学习并改进了美国转移而来的制造技术、流水线、设计工艺、股票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等。
反观美国，因为产业转移和“索洛替代”，采用廉价劳动力替代技术革新，导致国内制造业空心化、技术创新缓慢。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研究增长模型时发现，劳动与资本形成替代关系。当劳动力更具优势时，资本则让位于低廉劳动力。
美国跨国企业与当年英国的企业一样，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在全球不断地寻求价值洼地，吃尽各国廉价劳动力及资源红利，放缓了技术革新的步伐。
美国五大湖区产业的空心化形成的铁锈地带，与华尔街的纸醉金迷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7年，索洛发现，“高速的信息技术投资与缓慢增长的生产率”形成矛盾。这被称为“索洛悖论”。
为什么信息技术革命，没有像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一样带来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变革？
美国经济学家戈登认为，计算机革命根本不能与19世纪末的伟大发明相提并论。戈登认为，信息技术只对部分产业发生作用，而对构成美国经济总量的大部分产业几无促进作用。
其实，信息技术革命真正对全产业发生作用的，并不是计算机及互联网，而是智能制造。但是，过去几十年，由于全球产业转移，跨国公司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替代，减少了对工业智能化的投入。
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第三次技术革命往纵深发展，以至于美国在最近20年并未形成新的技术突破，如今整个世界陷入技术周期低谷。
对于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是，中美之间的技术趋于均等化，而中美之间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却没有像李嘉图所言的趋于均等化。换言之，中美技术差距快速缩小的同时，中国依然还保持着相当的低成本优势（美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美国精英阶层对此次危机做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批判里根政府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里根大循环），试图依靠政治力量打破美国金融资本-中国低廉制造的全球产业链。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反应，与当年英国张伯伦对美国的态度类似。张伯伦构建的零关税的英联邦经济帝国，与特朗普试图构建的“三零”贸易区类似。
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与当年的英国一样掉入了全球化廉价劳动力构建的“资源陷阱”，犯了焦虑不安的“英国病”。
当全球资本洼地消失，劳动力价格上涨，美国制造业才会倒逼技术升级，重回工业智能化之路。但如今这一路径并没有按照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方向走，这是对美国能否持续维持全球经济领先的最大考验。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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