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经济活动有其自然周期，政府不应该深度介入市场。但是，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导致市场中断，这并非“正常”的经济波动。
这次疫情让市场被迫中断，企业猝不及防，打乱了企业主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出手救市，修复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供给系统，帮助企业主重构市场预期及信心。
但是，政府出手，不应该是救楼市，或是救车市，亦或是救任何一个产业、市场或企业，而应一视同仁地“救市”。
那么，政府救市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一、救市，重在政府让利。
真正的救市，不是救某个产业、某个市场、某家企业，而是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格局。
为什么这时政府要向市场、国人让利？
企业及国人纳大量的税收供养庞大的公共系统，希望爆发战争、大萧条、自然灾害时，政府能够动用公共资源及公共权力，维持社会及市场的稳定。
疫情之下，政府需要向市场让利，修复企业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比如，政府大幅度减税、降费、降社保，甚至短期内免税、免社保。
我们看到政府也在推行类似的举措，但我认为，中国的税费、社保还有相当的下降空间。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这些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肩负的责任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纳税，支撑政府及公共系统。
按全口径统计，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泽平宏观）。所谓全口径，除了公共财政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是央企及国企上缴的利润。
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这两部分存在，企业及国人上缴的税费应该大幅度下降。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让利于民。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义先驱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赋税论》阐述了这一方法。
威廉·配第在谈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征税时，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土地中划出大约六分之一的土地，大约四百万英亩，作为国王的领地。国王收取地租，大约为两百万镑，作为税收以支持公共开支。
威廉·配第认为，国有地租等同于纳税，那么民众就可以免税，或减少纳税。他说，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新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如果爱尔兰实施这种办法，那么任何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缴纳原本英国缴纳的免疫税。
威廉·配第说：“如果一个国家平时就把地租的一部分以征收土地税的形式留给国家，而不需要对国民征收临时的或突然的税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
有人会说，政府负债率也在上升，疫情也导致政府收入下降，财政没钱怎么办？
我们国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性质和集体性质（远超配第所说的六分之一），还有数额惊人的国有资产，每年出售土地的收入以及央企的利润惊人，仅烟草公司的利润就达万亿之巨。
更重要的是，央企及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偏低，且存在缴纳不足的现象，政府还有很大的征收空间。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我们对比一下其它国家，法国国企税后利润上缴国家50%，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国企利润需上缴1/3甚至2/3。
柳传志曾建议政府收回大型国企利润的一半，用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若将利润上缴比例提高到30%，烟草、石油等垄断行业提高到50%，同时，大幅度划拨国有资产填充社保账户，那么政府财政则更加充裕，更能切实可行地降低企业及个人的税费、社保负担。
这次疫情来袭，民间对经济忧心忡忡，主要还是因为政府有钱、央企有钱、极少部分人有钱，但是大部分国人现金及资产有限。
每次灾害来袭，政府应多向市场让利，向国人让利。国人手上有钱心中不慌，也不给政府添乱，藏富于民才是抵御经济危机及不确定性的灾害的良策。
二、救市，重在公共用品。
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更多的钱还给市场，让市场去支配钱，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那么，政府手上的钱，该怎么用呢？
财政应该发放给高级人才作为住房补贴，还是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上？应该给比亚迪百亿补贴，给房地产商补贴，还是应该给创业型企业、低收入者免税。
救灾与救市是两回事，干预市场与建设公共用品也是两回事，救灾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公共财政，应该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场补贴上。
完善的公共用品，有助于我们抵御灾害及风险。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不足、效率低下。
钟南山院士说，中国疾控中心只是技术部门，地位太低，没有行政权。他还说，SARS之后，很多研究就不搞了，对突发性事件重视不够，没有持续的科学研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在治疗上有点束手无策。
事实上，SARS后，中国政府投资了7.3亿，建立了一套“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但是这套系统在这次疫情面前没有任何作用，甚至很多地方医院根本就不知道或不会使用这套系统。
目前，中国有些领域的公用用品投入巨大但效果有限，比如反复挖路，浪费惊人，给市民带来不便；有些领域的投入则奇缺，比如基础教育。
政府建设公共用品的经济学逻辑是，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完善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提升科技水平，有利于国人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的冲击。
三、救市，重在改革开放。
目前，我们最担心的是，财政出钱，央行买单。
上面政府让利和公共用品建设的钱，都应源自财政系统，而不能是银行系统。为什么这个钱只能财政出，不能银行出？
首先，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实在太大了。最近七年，中国的M2从100万亿增加到了现在的200万亿。疫情之下，央行又推出了几万亿。
其次，中国财政不缺钱，缺的是使用效率和效果。
第三，财政出钱、央行买单的模式，不是救市，而是加剧风险，拖延问题。
所以，真正的救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目前，银行系统和财政系统表面分开、实际关联。这种制度存在诸多隐患，政府借钱太容易，增加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降低施政效率，挤出私人投资。
怎么改革？
先看货币系统，货币系统缺乏独立性，央行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刺激经济便找银行。这样，货币闸门守不住，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央企投资，而私人企业融资成本很高。
货币系统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旱的旱死，涝的撑死。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而是改革货币制度。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确央行的目标。
西方国家的央行目标非常明确，如欧洲央行、澳大利亚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胀率。美联储有三个目标：通胀率、就业率及金融稳定。
目标明确，货币政策执行变得公开、透明且有效。当通胀抬头时，紧缩货币；通缩时，扩张货币。
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只能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本身，不能服务于任何宏观经济目标（欧根货币目标优先理论）。通胀率作为单一制目标，其实是抓住了货币的本质。
目前，中国的央行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如此“清闲”。但是，央行还是需要明确其政策目标。什么情况下扩张货币，什么情况下紧缩货币，标准是什么。
否则，央行就会忙成了四处救火的“央妈”：股市缺钱，放水；楼市缺钱，放水；股权质押暴雷，放水；财政缺钱，放水；疫情来了，放水。
货币作为公共契约，货币政策作为公共政策，任何为了非公共利益的“倾斜”，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输送”，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二、银行系统与财政系统逐渐独立。
虽然这两个系统不可能一下子独立，但这是大势所趋，且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了。
央行与中央财政逐渐独立。
货币政策目标只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本身（如通胀率），而不服务于政府、企业或任何组织的利益，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央行系统的独立性。
目前中国还很难做到，但是央行推行明确的目标，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至少是起到制约作用，“督促”财政政策更加有效。
2018年，央行与财政部“掐架”，“央妈”实在忙不过来，忙到最后货币政策被“掣肘”。左右为难之下，只希望“财爸”能够积极一点。
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逐渐独立。
商业银行的信贷为什么多数流向国企，而不是私企？
这是体制的天然歧视。行长听市长不听市场，发行再多的货币，私营企业依然缺钱。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商业银行也好，地方国企也好，都面临市场竞争，自然向效益看齐。
打破垄断的改革动力来自哪里？
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开放倒逼改革。
三、逐渐降低利率，进而实现利率市场化。
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大教训是，在市场时代，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驾驭如此庞大复杂的资源配置系统。
近些年，金融整治后，货币调配权明显向上集中，信贷市场收得很死，央行用尽浑身解数地调配货币，设立各种专项贷款、定向降准、降息。近期，央行设立了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还有1000亿新增支农再贷款、3000亿支小再贷款。
其实，货币的调配，还得交给信贷市场，由市场价格（利率）来决定。
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太高，需要逐步降低利率，然后推动利率市场化。但是，这一过程不能“放水”，具体做法可以收回更多的基础货币。
只有掐住了“钱袋子”，财政过“穷日子”，政府才能告别土地依赖和信贷依赖，进而想办法推动改革，想办法搞好经济，提高税收收入，提高国企经营效率。
这才是深层次的“救市”。
人性相通，能靠颜值（印钱）混日子，谁愿意打怪练级（改革）。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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