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3年的一天，贵阳城可谓热闹非凡。
就在这一日，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对应今日的省级行政单位）正式建立。这是在明代十三布政司中，于永乐年间设置的最晚一处布政司，它在昭示贵州“行省制”开端的同时，也预示着明代“行省”版图的基本定型，其影响持续至今。
明朝的贵州比现代贵州小一些，但主要区域基本延续至今。
（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此之前的贵州这片大明江山，仅仅只有一些都司卫所，并没有流官行政机构，这样并不利于中央朝廷对于地方的直接管理。
贵州为什么突然“建省”了？
开凿驿路
贵州山地纵横，崎岖山地里的聚落在古时就像一座座孤岛，并不为统治者所关注。因此在明代以前，这里的实际控制者大多为当地的诸多土司，朝廷对此并无实际管辖。
当时贵州的形状很像一个夹缝中的省份，是周边几个农业大省之间群山汇集之处，无论对外交通还是内部交通都很艰难。
（制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当时经济角度观察，贵州本地微薄的赋税远远不够维持基本的行政运作，必须依靠四川、湖广、云南三布政司的支持。而这一部分资金来源已经超过了贵州各种赋役苛税收入的总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依然经营贵州。
朝廷为什么要做这一项“亏本”买卖呢？由于省内农业区极其分散且为群山阻隔，这使得农业即使有剩余，也难以运进运出，朝廷不求贵州的财税，但求尽量降低在贵州的成本。
（图像来自：Google map）▼
虽然贵州地形条件极其糟糕，但是其区位优势在此扳回了一局。明代开辟贵州的初衷即可解释这一问题——并不在于对本地的重视，而是为了维护入滇之路的畅通。这一点，从经济上经常依靠这三省的补贴中即可看出端倪。
现代交通中，贵州和从四川分出去的重庆，仍发挥着类似的作用，相当于二、三阶梯的衔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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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由中原地区前往云南的主要通道共有三大方向，贵州、四川、广西。
这三大方向中的川桂之路可谓险阻。经行四川的道路，除了要途经金沙江，还要经历初始阶段的蜀道之难。而经行广西，除了要历经岭南地区的瘴气等不良地理条件，本身的线路也非常迂回曲折。
表面上四川盆地和珠江流域进入云南最容易，但如果将起点设为中国中部和东部。
贵州这条通道就显得相当重要▼
虽然这两路确实是中原通往云南的重要道路，但是由于经济成本核算等原因，并不是中原人士的首选。
所以贵州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自元朝之后，由中原地区前往云南的人们，大多以途经贵州为首选，以致于后来“黔路有阻，入滇无路”。
确实路途艰险，且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贵州地区多发的地质灾害对交通是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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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滇黔之路，具体细分之下又可以大致分为两条。
一是贵州东路，行人最多，由湖广进入黔东平溪卫（玉屏平溪），然后沿镇远府（镇远），经省府贵阳，至普定卫（普定）、安南卫（晴隆）、普安州（盘州）等地入滇。
路线一：相当于从今天的湖南怀化，沿舞阳河西入贵州，然后横穿高原，在黔西南入滇至曲靖
（制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
二是贵州西路，沿途地区基本处于当时贵州几大土司中的水西与乌撒的控制，由四川泸州、永宁进入黔西北的毕节卫、贵州宣慰司、乌撒府等地，抵达云南沾益。
路线二：只过境贵州西北部，本质上是四川入滇通道
（制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
贵州本身已相对偏僻，所途经的水西地区更是偏僻中的偏僻，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仍然突出：这是云贵川三省之要害，其所能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贵州西路。后来发生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在明朝后期的天启、崇祯年间，水西、乌撒、永宁三土司联手起事，云南与中原之路立即断绝。
水西的范围大致为今天毕节、贵阳、安顺（普定卫）之间的广阔区域，虽然这一代皆为山区，但正因为山区，朝廷难以进驻，而水西联结其他土司，可以切断途径贵州的交通线。
（下图仅作参考，制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两条路线，据史料记载至少在元代已大体定型，明军收复云南之路，就与此基本一致。
光是有一条简易的路线并没有太多价值，真正作为一条重要运输通道（驿路）的开辟，还是在明代初年。
修整驿路对黔西北的意义极为深远，加速了此地的开发。贵州西路上的驿站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史称“龙场九驿”，在驿路开通之前，这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开通之后，就像换了一番光景。通达效率的提高更是显著，在开设这条驿路之前，由贵阳到达水西之路只有间道一条，通行极为不便。
这条驿路所影响的并不止水西，结合入播四驿（位于播州宣慰司境内的札佐、底寨、养龙、渭河四驿），可以到达容山、草塘等地，进而沟通川黔、川滇多条古代驿路大动脉，极大改善了贵州交通闭塞的状况。
这条线路将之前的两条通道相连，并且大大加强了贵阳对黔西北的掌控
（制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
交通的改善也为进一步经营云南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央王朝的文化、制度、先进技术得以在之前封闭的地区得到广为传播，移民也随之进入，当地的旧有风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可以说，驿路的开通沟通了云南的同时也为当地旧有的秩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保护驿路
入滇驿路虽已建成，并处于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囿于当时交通资源的条件以及明王朝本身的实力，朝廷在这片地区的权力实际仅仅触及驿路及其附近沿线，所控范围基本上就是呈线状分布，而非面状，其周围的纵深都由当地的土司或其他“蛮夷”所把控。
基于此，必须在沿线附近大量设置军队来维持其畅通。当然，大量驻军的存在也意味着巨量粮草的需求，明代西南地区的卫所制度解决掉了这一问题。
类似于当时北方长城沿线的卫所制度，该制度确定一部分人世为军户，进而屯田自给，既解决了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兵饷问题。这种制度在富庶的中原腹地，表现并不明显；但在新开辟的边远地区，因兵源、粮饷都难以筹办，成效显著。
很多人会想到用水运的方式来支撑当地驻军，但在当时并不现实，通航河流有限、流域极其分散、沿途缺乏定居点都是障碍，最好的方式就是驻军可以在当地自食其力
（乌江沿岸，图片来自：google map）▼
而贵州的平原虽然稀少但并非没有，让驻军占住主要平原和交通节点，在自我给养的同时可大大震慑当地土司。
（贵州-毕节-对坡镇附近，图片来自：google map）▼
同时为了进一步经营贵州，明廷凭借该地的贵州（贵阳）与永宁（叙永）两大卫的武力外加驿道沿线的兵力，降服周围的各种叛乱，势力进一步扩大。
这一时期，当地部分大小土司也被改制，他们分隶于都司卫所，其中的宣慰司相当于卫，部分直隶于都指挥司（明代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相当于今日的分军区），宣抚、安抚、长官司相当于千户所，直属于军民卫或宣慰司。
土司职官同于卫所，几无差别。但在实质方面，字面差异的称呼方式往往意味着职能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朝廷控制的程度。
卫所士兵籍隶属军户，按照朝廷法例，每一个军户家庭的详细信息在军籍黄册上都有详细记载。凭借这套制度，明王朝对军户进行严密的管理与控制。而这些军户的户籍并非当地原住民，主要以外省兵源为主，其中以南直隶为最多。
当年的军屯移民建起了大量村镇，很多传承至今，仍清晰记得祖辈来到贵州的故事。
（图片来自：凤凰城主 / 图虫创意）▼
这种制度在当地许多土司地区难以深入，原住民在官府的户籍册上并无记载，置身户籍制度之外就意味着逃脱了明廷的直接人身控制，也不用直接当差。
而从政治、文化权利方面来看，原住民在当时被称为“苗”“蛮”“猓”，言辞之中带有贬义，而军户则作为当差纳粮的化内之民，应举做官是其不言而喻的权利。正是这种移民人口的权利实现过程带动了文教科举在贵州的兴起，也进一步影响到原住民的文化发展。
所以，卫所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武力后盾与军事控制，它还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与文化传播。
镇远著名的祝圣桥机建于明洪武年间，镇远作为明朝从湖广进黔的第一站，发展至今仍是黔东重要的交通节点。
（贵州-镇远，图片来自：千夜Black / 图虫创意）▼
文化交融
朝廷以卫所为据点，以点带面，逐步改土归流，扩大实控区域，其中的移民以及文化交流无疑是当地社会实现改造的一项重要因素。
移民的进入同时意味着新的文化与礼仪的传播，从中州而来的文明与当地原生文化融合，形成新的硕果。
从习俗之中便可发觉，在省城、卫城等汉人聚居之处，内地的岁时节日几乎被完整保留。像我们今天经常庆祝的立春、寒食、端午等等，在当时的贵州也是重要节日。
镇远端午赛龙舟
（贵州-镇远，图片来自：dreamstime / 图虫创意）▼
而在驿道以及城池周围则是另一种景象。由于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接触颇为频繁，民俗文化中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如许多原住民被编户后，也参加读书应举，礼俗方面产生重大改变，诸如改汉姓。
另一面，许多移民汉人由于与原住民的交流频繁，文化习俗上也会受到影响，学习当地土语，练习当地骑射击刺的民族武艺，接受当地民风等等。其中许多民俗大多在今日还可见到，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成为今天的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流行于安顺、平坝一带的安顺地戏，据说源头就有屯堡人民借神戏演戏武事之意
（图片来自：李林1020 / 图虫创意）▼
在开辟与保护驿路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掉一个异常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当时执政水西的彝族女君长奢香夫人（没错，就是凤凰传奇唱的那首歌）。
她与时任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之间围绕着修驿的恩怨传奇故事，至今在贵州大地上广为流传，成为今日贵州民间一笔不小的文化财富。
奢香那时的遗迹在今日或许还能有所寻找，其真假莫辨位于大方的墓地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附近也修建了“奢香博物馆”，向世人述说着当时发生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
[2]温春来.明初贵州水西君长国与中央的关系——奢香故事之考证与解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6):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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