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里，雾霾都是秋冬的事儿，一般跟夏季沾不上边儿。然而，连日来“桑拿天”和雾霾似乎联起手来，让京津冀地区的人们不胜其扰，雾霾话题重新回归。《生命时报》邀请权威专家，说说雾霾那些事。
受访专家：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彭应登
全球空气在变糟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全球城市污染数据库2016年”，该数据库覆盖103个国家的3000多个城市。
根据WHO的标准，全球80%以上的城市空气中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污染水平超标。
榜单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是伊朗的扎布尔，夏季连月沙尘暴，PM2.5年均浓度达217微克/立方米。排名第二至第五的都是印度城市，分别为瓜里尔、安拉阿巴德、巴特那和赖布尔。
WHO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2008~2013年间虽然一些区域有所改善，但全球城市空气污染水平上升了8%。
贫穷国家的城市民众所受影响最严重。污染较轻的城市大部分在欧洲、美洲及西太平洋的发达地区；而东地中海、东南亚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是空气污染水平最高的地方；紧随其后的是西太平洋区域的低收入城市。
WHO将城市PM2.5平均浓度由高到低排列，前一百名城市中有30个中国城市，并且中国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中，前八个均位于河北省，分别为邢台、保定、石家庄、邯郸、衡水、唐山、廊坊、沧州，其中邢台和保定还进入全球PM2.5污染前十，年均浓度分别为128微克/立方米和126微克/立方米。
北京以85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位列中国第11、全球第56。
“当肮脏的空气像毯子一样裹住我们的城市，最弱势的城市人群受影响最大，也就是最年轻、最年老和最贫困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妇女和儿童卫生事务助理总干事费拉维亚?布斯特雷奥博士说。
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炭等污染物，可以深入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增加患脑卒中、心脏病、肺癌以及哮喘等急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导致全球每年三百多万人过早死亡。
好消息是，许多城市正在监测空气质量，通过促进更清洁的交通、更高效的能源生产和废物管理来控制空气污染。半数以上高收入国家及1/3的中低收入国家在五年间将空气污染水平降低了5%以上。
低收入能跟污染划等号吗
世卫组织这份最新报告中，有两点最引人关注：中低收入国家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更严重；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8个城市全在河北。
低收入国家的空气污染情况为何如此严峻？彭应登指出，在基础建设比较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会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经济欠发达，当地政府的环境治理水平、环保意识就更差，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寿命也就更低。
这些地区的能源结构往往不是清洁的，产业结构不是绿色、可循环、可持续的，所以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反过来，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一方面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健康，影响劳动力素质和水平，还会对社会环境和资金笼络造成阻力，阻碍经济发展。
还有一种情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体。由于经济发展太快，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水平不平衡，大气污染问题突出。比如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中国就有多个特大城市空气污染情况靠前。
中国污染重灾区为何集中于华北？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实施空气质量检测的161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9.9%。
东部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健康环境水平最高，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健康环境水平最低。
当年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达到91，珠三角城市群PM2.5浓度仅为41，与上述WHO的数据统计相符。
彭应登告诉记者，空气污染的形成与技术成因和社会成因有关。
技术成因包括污染处理水平、国家对地方的技术政策支持、地区自然状况等；
社会成因包括社会发展水平、生活习惯、宗教习俗等。
沿海地区地势开阔，污染物扩散条件好，自然净化能力强，比内地先天就有优势；经济更发达，能用于环保的资金更多，技术支持完善，治理水平超前，所以控制污染的水平就好。
相比之下，三面环山的京津冀经常处于静风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横向扩散；人类活动密集，能源消耗大，而且城市间挨得近，污染物输送现象严重，污染物发生累积。
谈及更深层面，彭应登指出，环境保护成效与城市管理水平和政府监管力度有很大的关系。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河北的产业结构和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本就不利于空气质量改善。
据统计，华北地区的煤炭消耗量达到美国的总和。而当地法治基础相对薄弱，目前约有1/5的钢厂没有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是违法建设的。
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肆释放空气污染物，却没有纳入当地政府的监管视野，导致了‘放大效应’。尽管河北正在花大力气压缩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产能，但难度很大，大量违法钢厂还在顽固抵抗。
如果不拿出决心治理，不把‘盖子’掀开，北京下再多功夫治雾霾都难以改善。
彭应登说，对比起来，北京、天津、武汉、成都等法治相对完善的地区，污染控制得就比较好。
“举个例子，山东在大气整治方面就比河北做得好。临沂位于鲁西南地区，属于内陆地区，空气污染一度很严重。
但2015年初，临沂市领导被环保部约谈后，空气质量有了大幅改善，污染物减少50%以上，空气质量指数改善1/3。
还有甘肃兰州，克服了很多不利条件，改变能源和产业结构，在城市治理上下了功夫，空气质量也改善很多。可见，尽管很多内陆地区缺乏沿海的先天条件，但只要政府重视、公众增强意识，还是可以让空气更清新的。”
满足当代需要，不损后人利益
近年来，北京致力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津冀两地成为北京部分产业、产能转移的主要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北京将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都疏解到河北了，反过来又怪河北烧煤、炼钢污染了北京的空气。”
彭应登对此表示，北京向河北疏解企业，肯定会带来环境压力，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疏解企业，不能是简单的转移，而应该是升级换代。
十多年前首钢往唐山曹妃甸搬迁，并非简单地将污染型设备搬过去了，而是完全淘汰掉落后的设备，用先进的循环经济理念和先进的工艺设备为产品转型升级，不是污染转移。
如今的北京产能疏解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河北也要好好规划，将疏解过去的产业安排入住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集中管理，把可能造成的污染降到最低。河北完全可以通过广阔的腹地和园区优化规划，来化解这些问题。
我国在空气污染的治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效，区域一体化治理的思路正在被实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正在对周边地区进行经济和技术的扶持，一起改善空气质量。
以京津冀为例，北京、天津两市分别投入4.3亿、4亿，帮助河北应对空气污染。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彭应登表示，关键在于调整能源和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提高天然气等低排放能源的使用，减少煤炭消耗。各地方政府各尽其责，把自己区域内的污染控制好，把各自的责任落实到位，治霾的成效就能最大化。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协调员卡洛斯?多拉则指出，各国部门间采取协调行动非常重要。
卫生部门负责找出空气污染带来的负担和干预办法带来的益处；交通部门要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生产能源的工厂应避免使用煤。另外还应改善室内能源消耗，将更清洁的能源用于室内照明和家庭烹饪。
18世纪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过快，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引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许多发达国家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付出了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惨重代价。
我们应吸取经验教训，建设既富强又美丽的中国，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人利益，让今后一年四季都是蓝天。▲
（生命时报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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