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最近40年时间，美国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1】。
美国并不是个例。如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危险线。
二战后西方世界努力致力于公共福利建设，穷人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如今，为了维持高福利，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已负债累累。
为什么在公共福利建设方面的努力，无法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并不支持政治口号、剥削理论以及“我穷我有理”的逻辑；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规律。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逻辑，穷人赚得少，富人赚得多，都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能怨天尤人，因为市场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货币，这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越泛滥，就越容易引发贫富差距。
货币，是一个深奥的经济学问题。
货币，也是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及信用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逐渐走向自由化。
如今，国际外汇市场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交易，资本管制被打破，国际资本在西方国家自由流通。
但是，货币依然是一个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政府或货币当局，始终垄断着国家货币发行权。这就决定了货币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货币资源的配置受到人为的干预。
当货币超发时，越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越可能获得财富；远离货币发行权的人，财富则缩水。
如此，货币富余者与货币贫乏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会随着货币超发而扩大。这成为了最近四十年富人与穷人拉开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国际外汇套利空间，投资银行由此兴起。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肆虐了近10年的通胀给打下去了，美元重回强势轨道。
沃尔克卸任后，里根政府加快了金融混业及自由化改革，打造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美国从产业资本逐渐走向了金融资本之路——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高赤字、高负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体系从金本位转向信用本位，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无需刚性兑付黄金，可透支国家信用超发货币。
借着强势美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浪潮，美国金融持续繁荣，房地产、股票、信托、债券、基金、期货迎来了史诗级的大牛市。
里根大循环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经济结构失衡的增长。
受特里芬难题的制约，美国在强美元的推动下，金融异常繁荣，而制造业则日渐衰落，这造成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高级人才，与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这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增长。
图：1980-2018年美国GDP增长率及M2增长率，智本社
1946-2006年，M2年均增速6.5%，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比实际GDP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18年，大部分年份M2增速都高于GDP增速。
货币总量，大幅度覆盖了经济总量。这轮经济增长，存在不少货币泡沫。
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后，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影响，美联储逐渐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
因此，从1983年开始，美国一直保持低通胀状态。
图：1960-2018年美国通胀率，智本社
换言之，美国多发的货币没有流向消费领域。
货币流到哪里去了？
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图：1980-2019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智本社
美国金融市场迎来了历史罕见的大牛市，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从业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
2000年到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
高管和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65年的20比1增长到2000年最高时的400比1。即使是次贷危机期间，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也高达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在倒闭前赚取了1100万美元。
这就是“谁接近铸币权谁更富有”的道理。
金融过度繁荣，滋生了一群“食利者”。
过去几十年，美国主权债务、企业债务规模大幅度膨胀，投资银行是债务市场的主要得利者。
投资银行将债券、房屋抵押合同等打包做出金融衍生品获利。
跨国公司则拿着大把美元在全球从事资金贩卖工作，将美元转手贩卖给新兴国家的投资者。
另外，大批中产阶级背负着房贷为银行打工，大批低收入者缴纳昂贵的房租为房东打工。
这是一条金融套利链。
表面上看，信贷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金融机构与借贷者互利共赢。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货币的供给端并不是自由市场。
货币的供给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给金融机构发放廉价货币，金融机构转手贩卖即可获利。
美联储虽然无法控制市场利率，但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基金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很大程度上影响利率走势。
从1980年代开始，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越来越低。受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收益率持续走低，杠杆率持续走高，每次加息的力度都小于降息的力度。
图：1971-2019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来源：兴业证券
受到白宫及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美联储有时无法坚守发币纪律，开启宽松闸门，释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和金融繁荣。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任由资本市场借贷。
但是，这时市场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逆向选择，减少信贷发放。
不过，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的方式，直接购买了几万亿美债，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到债券市场上，刺激股市快速反弹。
美联储还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为花旗、高盛等金融巨头提供贷款，助长了“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换言之，金融巨头及富豪无需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彻底买单，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的惩罚，而中产、穷人该破产还是得破产。
即使危机爆发，富人可分摊风险，而穷人和中产则很难规避。
富人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在全球的房地产及股票、信托等金融资产上；而穷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中产的资产基本配置在房子里。
富人有条件规避外汇风险，而普通人只能将财富寄托于本币命运。
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富人更能够规避风险，而穷人、中产面临失业，收入全无，背负房贷的中产还可能失去房子。
房子，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债务。
所以，释放越多的货币，越有利于金融及房地产资产膨胀，越有利于富人的财富增值；穷人的财富反而缩水。远离资本市场的制造业工人以及设计师、律师、创业者、小企业主，都是货币潮水的受害者。
表面上看，货币超发没有引发物价上涨，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极大地抬高了穷人的住房成本，以及中产阶级的贷款成本。
同时，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穷人无法参与获利，工资增长又缓慢，如此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所以，超发的货币，是富人的甜甜圈，中产的苦咖啡，穷人的鱼骨头【2】。（详见《马尔萨斯陷阱3.0|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
货币超发，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
只有坚守货币中性，货币当局依据货币纪律及科学原则，执行货币政策，该紧缩时紧缩，该宽松时宽松，避免货币超发，才能降低社会的裂痕。
不过，如此理想化的货币政策，即使是当前最完善的央行制度，也很难做到。
参考文献：
【1】贫富差距：美国经济背后的“幽灵”，张鹏，西泽研究院，编译自桥水公司的报告《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 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
【2】马尔萨斯陷阱3.0|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清和，智本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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