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欧洲2500万人,导致明朝灭亡,人类与病毒博弈才刚刚开始

被遗忘的盒子。

巨大的帆船在海面绝望巡游,东罗马沿岸所有港口都拒绝其入内,风浪中尽是呜咽声。

这是1347年的冬天,帆船上多是逃亡商人,他们刚刚经历了灭城之痛。

他们来自黑海之滨的港口城市卡法,两年多前,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卡法闭城不战。

久攻不下后,蒙古军开启漫长围城,直至鼠疫出现。士兵把病亡者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

黑暗笼罩城市,卡法城破,商人们乘船出逃,但瘟疫流言已先一步传回欧洲。

所有港口对船队如临大敌,商船只能在港口外徘徊。无人料到,船上老鼠先行一步,偷偷泅渡上岸。

疫情从意大利西西里岛爆发,很快如黑雪般覆满整个欧洲。

佛罗伦萨人博卡奇奥记录下病情的可怖:腹股沟或腋下出现不明肿块,皮肤大面积青黑,病人3天内死亡,一切以黑色终结。

1347年,意大利沦陷,第二年3月,法国沦陷,黑死病从马赛、波尔多,一路传到里昂、巴黎和诺曼底,最后越过英吉利海峡,当年9月传至伦敦。

1349年英国沦陷,1350年德国沦陷,1351年,疫情传至波兰北部,1353年遍布东欧和北欧。

英国沦陷时,苏格兰趁机发动战争,结果同陷瘟疫之中。

黑色自此成为噩梦的颜色。

一座座城市论为死城,一条条街道化为空巷,大批房屋墙上被涂上黑色的“P”,警示屋内有黑色病人,迅速远离。

这是瘟疫与文明惨烈的相逢。欧洲人从哥特尖穹下,从华丽圣诗中恍然抬头,才发现文明不堪一击。

无人知晓老鼠和跳蚤是传染源。教会宣布,瘟疫是邪灵作祟,猫就是邪灵化身,鼓动人们杀猫,鼠疫因此加剧流行。

各类偏方开始兴起,通便、催吐、火烤淋巴结,小便洗澡以及目光疗法联袂而来。

各类疗法无果后,绝望的人们开始把生病归为触怒神灵。

他们沿街游行,用铁鞭互相抽打,高唱着“我有罪”。然而黑暗并未因此褪去,2500万人在瘟疫中死亡。

这场噩梦持续了近300年,噩梦中,医生的身影形单影只。

他们发明了原始的隔离套装,外观如同恐怖的鸟人。

这些医生头戴礼帽,脸蒙皮套,尖尖的鸟嘴中内置香料和草药,用来隔绝有毒空气,全身则穿皮衣皮裤,并打蜡密封。

然而,即便全副武装,他们的工作也多是搬运尸体,对治疗并无好的办法。当时流行的治疗手段是放血,医生认为,只要毒血流尽,便可痊愈。

中世纪在疫情中垂下黑色的幕布。瘟疫动摇了教会的统治,逝者的遗产催生了资本家,近乎死城的佛罗伦萨中,薄伽丘写出《十日谈》,文艺复兴开始。

1665年,伦敦一场大火后,鼠疫悄无声息退场,只给文明留下一道凄厉的伤口。

那些画着P字的墙壁倒塌或粉刷,往事不愿提起,也渐渐散去。

格林童话中,有一个故事叫《哈梅尔的吹笛人》。吹笛人帮城市引走了老鼠,但市长背信弃义,欺骗了他。

于是,月圆的夜晚,吹笛人吹起笛子,引走了城里的小孩,消失在大山深处。

童话背后,其实是那场大瘟疫。时间的笛音中,潘多拉的盒子总会被遗弃。

在东方,鼠疫加速了一个王朝的灭亡。

1641年春天,山西兴县郊外荒野上,成群的老鼠结队远征,向中原进发。

那是崇祯十四年,大明已到日落时分,持续四年的旱灾,令赤地千里,小冰河时代的开启,让广东下雪,长江淮河冻结。

在阴冷的苍穹下,鼠群奔跑在干裂的大地上。它们越过干涸的河道,扑向大半个中国。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相继大疫,“天行瘟疫,朝发夕死”,在安徽庐州,九成以上人口因鼠疫死亡,繁华大街如静夜,无人行走。

帝国境内,到处都是奄奄一息的城市。

崇祯十五年年底,鼠群攻陷天津,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群冲入京城。

幸存者笔记中记录了文明的崩塌。

官员相坐喝茶,起身时才发现一位已“不起而殒”;两人骑马出行,前面的人聊天未得应答,回头才发现后者已死于鞍上

一个富户满门死绝,两名小偷入室行窃,结果也死于屋中。

一位叫吴彦升的官员,准备去温州赴任,一个仆人死了,他令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等不回,寻找时发现那仆人也死在棺材店中。

秋天时,京城已无孩童街头玩耍,史书记载称“日出万棺”。

日落后,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府无从禁止。

士兵、小贩、雇工、流民大面积死亡,《崇祯实录》记载称“死亡日已万计”。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城时,京城士兵已不足万人。他占领的是一座凄寒的死城。

他的行军路线和鼠疫传播路线一致,人人迎闯王背后,其实是被鼠疫驱赶的恐怖。

破城之前,一位担任候补县佐的福建人,已发现了治疗方法,患者每日排成长龙。破城之后,他被乱军所杀,大势难回。

最终,鼠疫因宿主大面积死亡暂退,相关的记忆,也因王朝更迭,沉没在史书角落。

多年后,上海交大学者发表论文称:鼠疫亡明,复杂的政经乱局背后,瘟疫改变着历史走向。

学者称,伏笔很早便已埋下,明嘉靖时,大面积牧场被开垦为农田,草原鼠与人类频繁接触。此后,连年旱灾令鼠群外出寻水,饥民又食鼠充饥,鼠疫已不可避免。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帝国始于扩张,王朝终于鼠疫,疫情背后,藏着文明的警示。

鼠疫的阴云一直到二十世纪才散去,也直到此时,人类才知鼠疫元凶是杆菌。

1898年,荷兰科学家发现了烟草花叶病毒,1915年,英国学者发现了噬菌体,1940年,德国人锁定了人鼻病毒,感冒的元凶。

两年后,青霉素开始大面积普及,1978年,最后的天花病毒被关入实验室。

1988年,世界上每天还有1000人患上脊髓灰质炎,到了2014年,数字已减少到每年仅有1人。

这场漫长博弈中,人类似乎已占据上风。然而,随着研究深入,我们才发现与病毒纠缠之深。

80年代,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采集北大西洋海水,研究发现,每升海水中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

学界推算,海洋中的病毒,连成排的话可长达4200万光年。这些病毒释放了10亿吨碳元素,我们每呼吸十次,有一口氧气就拜病毒所赐。

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绘完,人类审视进化之路,才发现有近10万病毒片段残存基因之中,占人类DNA总量的8%。

生死纠缠横亘亿万年。在遥远的罗马,病毒一词诞生时,本意便是蛇的毒液和人的精液,同时代表着死与生。

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了解病疫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失去敬畏的时代。

首例艾滋病毒,从西非白顶白眉猴传至人类,完成了9次物种跳跃;甲型流感在百年间,完成从飞鸟、猪、鸡、鸭到人的传播。

1999年,美国乌鸦离奇死亡,脑炎很快全国蔓延,15年间,超过78万人感染。

疫情起源是孩童从非洲带回的宠物鸟,将尼罗河畔的病毒,传到遥远的美洲。

人类砍伐雨林、进军草原、猎食野味,不断催生着疟疾、霍乱和新型流感,像撬开一个个潘多拉盒子。

那些盒子,最终又被遗忘在角落。

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却总忘记我们只是地球的过客。

《血疫》的作者,纽约记者理查德·普雷斯顿,调查了埃博拉疫情后写道:

“如果地球是一个有机体,人类就是地球上的寄生生物,生物人类群落的无限扩张,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为此,地球的免疫系统开始反击,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艾滋病、埃博拉可能只是大自然清除人类的第一步、第二步……”

而扉页上那句话,在这个寒冷的春天,更为刺眼:

文明和病毒间,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