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国内战争，开始转向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军队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以伏龙芝为首的军事家们积极创办教育、研究军事，名誉海内外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以及坦克、飞机的广泛应用，苏军的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然而，一场权力斗争，几乎将苏军的高级指挥层“一扫而光”。作为苏联名将的朱可夫，为什么安然无恙？他有什么“生存法宝”吗？
朱可夫乐天知命的性格，既能出成绩，又不张扬。
1924年，已是团长的朱可夫到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去学习。来这里学习的大多都是“农工干部”，他们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也缺乏一定的理论知识。用掌握先进军事思想的年轻指挥员，取代保守的旧军官，正是伏龙芝等人创办教育的初衷。
这些经过战争洗礼的“农工干部”，十分清楚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学习刻苦、训练认真，从军事理论、政治课到骑兵战术、野外生存训练等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比着学、比着练”，不甘落后，充满着对学习的渴望，对训练的狂热。
具有中学知识水平的朱可夫，与他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是，在学习上尽管总是名列前茅，但从不拒绝任何人的帮助，能与每一个学员相处融洽。在他看来，军校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名学员都是自己的战友，帮助每一个是他最大的乐趣。
二是，懂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军校的政治讨论课，他都积极参与，但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会进行“非左即右”的批判，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他不偏激，能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事务，不是他不愿“随大流”，而是坚持自己的底线。
更重要的是，朱可夫更喜欢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能力和个性。他可以与同学比赛骑马特技和障碍跳跃，能够在学习上遥遥领先，赢得大家的赞许。但他不属于任何派别，他认为在学校就是学习的地方，与之无关的事情不去做。
但朱可夫不是古板的人，他也喜欢创新。比如，深造班结业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更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他和两名学员商定骑马返回部队，这可是近1000公里的路程，一路上跋山涉水、没有人帮助，十分辛苦，他们走了7天到达部队。
这一“壮举”，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他不是唯一的“英雄”，甚至因为另外两位学员的存在，让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这都与朱可夫的性格有关，他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对手，熟悉他的人，只有佩服而没有嫉妒，这一点很重要。
更关键的是，他是军政 “一肩挑”的主官，省去很多“麻烦”。
苏联红军的内部制度规定，如果中级指挥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可以兼任政委，如果不是，需要另配政委。而朱可夫恰恰具备“一肩挑”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既要负责部队的作战和训练，又要做好党政工作，是骑兵团的“一把手。
这样的任命，让他更专心地投入到部队建设中。在其他团长和政委“扯皮”的时候，朱可夫却可以一门心思抓训练，这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而且因为政令统一，官兵们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部队的执行力和战斗力更强了。
在军区每年组织的军事演习中，他的骑兵团都能“技压群芳”、无人能及。当然，朱可夫也是做政治工作的高手，他很少讲大道理，总是深入浅出地通过自己在旧社会、沙俄军队的经历，让学历不高的士兵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如何去干。
凡是到过朱可夫部队的人，都对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以及“勇夺第一”的劲头印象深刻。当然，他也作为军区重点培养的干部，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去进修。这是他第二次到正规的军校学习，对于爱学习的朱可夫来说，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1929年，朱可夫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战役理论，这其中就包括了伏龙芝、沙波什尼科夫、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理论著作，尤其是总参谋部在战争的作用，以及由兵器技术革命带来的大纵深战役理论，让他耳目一新。
随着苏联工业化的发展，坦克开始大量装备部队，这些都是基于大纵深进攻理论的需要，强调坦克、航空兵、炮兵等实施立体进攻的作战模式。可以说，这一理论在当时世界军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朱可夫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理论。
高干班学习结束后不久，朱可夫回到了原部队。“一肩挑”的身份，让他更加专注于坦克战术的研究。同时，也让他在师长、军长的位置上，少了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从而没有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个“一肩挑”功不可没。
当然，有人“庇护”，是朱可夫走向高级指挥的关键。
1930年底，朱可夫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而这个监察部的领导就是布琼尼，他既是朱可夫的“老上级”、老相识，又与苏联领导人在察里津保卫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让“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朱可夫，可以避开“灾祸”。
在监察部的日子里，朱可夫参与制定了各兵种的训练条令。作为苏联红军第二代条令，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战斗的胜利取决于各兵种的协同作战。特别是规定了坦克、飞机、生化武器的防御方法，这些条令反映了苏联军事科学的最新成果。
同时，朱可夫还参与了骑兵改编工作，一个标准骑兵师，由4个骑兵团和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编成，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不过，他也坚持将坦克独立出来，不要与行动缓慢的步兵分在一起，会降低坦克威力，但遭到了上级的否定。
1933年，朱可夫被任命为骑兵第4师师长，这可是布琼尼“起家”的部队，足见布琼尼对他的信任。当然，朱可夫也不负“老上级”的期望，在他的努力下，过去纪律涣散，训练糟糕的“劳动部队”（负责盖营房的部队）重振了往日雄风。
不仅完成了各项修建营房的工作，而且在军政各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多次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布琼尼更是代表苏联政府，授予第4师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朱可夫也获得一枚列宁勋章。从此，他进入了职务提升的“快车道”。
1936年，苏联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大多数旅级以上干部，没有活到苏德战争爆发。朱可夫却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从师长、军长、大军区副司令员，实现了“两级跳”，这时的他只有38岁。当然，快速的升迁也与苏联的“大地震”有关。
总之，朱可夫遇到了其军事生涯的转折点，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辉煌。他没有牵连进权力斗争中，既得益于“老上级”的庇护，也与他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往往一句错话，就有可能人头落地。
不得不说，朱可夫的为人之道和处事原则，令人称道。没学历不代表没文化、没心机，有些人生的智慧，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靠一点一滴的阅历积累起来的。取得优秀的成绩，让人佩服但又不嫉妒，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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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