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游有一段江水受山势所阻，形成“U”型河道，经江汉，入长江。襄阳坐落这段汉江南岸1.9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位置特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华夏第一城池”之称。
这座三线城市，有什么底气能够如此显摆呢？
“天下之腰膂”
襄阳东控桐柏、大洪，西扼武当、荆山，汉江环抱，其战略地位非比寻常。清嘉靖地方志丛书《湖广图经志书》认为：襄阳“挟大江以为池,而崇山以为固……南极湖湘,北控关洛,独霸汉上。”一番话道明了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
明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结合历史事件，系统论述了湖北的地形，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腰膂是人的腰背，襄阳是天下的腰背。它地处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狭长通道的核心位置，是中原地区南北陆路交通的重要中转站，还是沟通中原和长江的水路航运的关键节点。《孙子兵法》有言：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可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南船北马”汇集地
秦岭横亘东西，阻遏南北。襄阳位于秦岭山势低矮之处。从陆路看，襄阳是陆路交通汇集的枢纽，其中尤以“南襄隘道”和“荆襄大道”最为著名。
北上的南襄大道经伏牛山和桐柏山的丘陵隘口，直趋南阳盆地，进入中原，穿鲁阳关，沿“趋洛之捷径”三鸦道，可抵洛阳。此道在军事上视为“出奇之道”。据《左传》记载，楚庄王出兵南襄隘道，示威周室，成就了“问鼎中原”的典故。
南下的荆襄大道是古代最重要的官道之一。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指出：“古代中国之疆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而中隔秦岭、伏牛、桐柏、大别诸山脉，使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郡，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而襄阳向来就是联系长江中游与中原、关中地区的交通枢纽。”
由襄阳东去，穿过桐柏、大洪之间的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组成的“义阳三关”，经随枣走廊，趋安陆，直逼汉口，直接威胁江淮平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安全。著名的“曾候乙墓”就是在随州发现的，高大上的随葬品足以证明随枣走廊的繁荣。襄阳出南襄大道向西有“蓝武道”，出武关，下商洛，抵蓝田。历史上有“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围绕蓝武道相互攻伐，秦国最终掌控蓝武道，进占南阳盆地后，攻灭了韩、魏、楚等国，为争霸天下跨上新的台阶。
就水路而言，襄阳向北取道汉江支流唐白河，便可泛舟南阳，向南顺汉江，进江汉，下长江。早在春秋，楚国灭邓，在襄阳建立了“北津”码头。晋代史学家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称：“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
时移唐朝，借助便利的水陆交通网络，南来北往的船只从汉江和长江云集襄阳，一时间“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盛唐诗人张九龄坦言:“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杜甫有诗云：“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亦云：“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由此奠定了襄阳“南船北马”繁荣盛况。
兵家必争之地
清末学者吴庆焘在《襄阳兵事略》中说:“自汉以来，起中原而争天下者，惟晋以楼船出巴蜀，沿江东下取吴，外此，这出师之途无过二:曰淮北，曰汉南。而江不与，淮北不得志，则汉南重，而襄重起东南者亦然。”襄阳扼守着南北交通的咽喉，本身三面临江，背靠岘山，军事价值不言而喻。
《三国演义》共有120回，有31回和襄阳有关。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命曹仁主动放弃荆州，着力经营襄阳，保持了制衡荆襄的形胜之势。事实证明，曹操以退为进的战术，确实起到了分化孙刘联盟的作用。
荆州作为荆襄大道的终点，周瑜占据后不但在此对抗曹操，还要在合肥抵挡曹军，二线作战着实吃力，而刘备退居二线，坐享其成。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自荆州北伐襄阳和樊城，曹操大惊，一度动了迁都的念头。而襄阳位置太过重要，东吴按捺不住，向关羽亮出了刀子，三国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十三世纪，宋蒙交恶。以巴蜀为主的西线，蒙古大军进展不顺，连蒙哥大汗也死于钓鱼城下，直到南宋灭亡，巴蜀仍未平定。以江淮为主的东线，有淮河和长江为屏障，该地区城市密布，河道纵横，不利于骑兵机动。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叛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的中路灭宋策略，他主张：“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忽必烈认可了刘整的建议。次年，宋蒙襄阳大战拉开帷幕。咸淳九年（1273年），南宋守将吕文焕力竭不支，被迫降元。六年后，南宋正如刘整预料的那样惨遭灭国。
清朝名士王万芳在《襄阳府志》评价:“襄阳为楚北大郡……代为重镇，故典午之东迁，赵宋之南渡，忠义之士，力争上游，必以襄阳为扼要;晋之平吴，元之伐宋，皆先取襄阳，为建瓴之势。”足见襄阳贯穿于古代战争史之中。
在古代有关中、巴蜀、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四大经济区，控制了它们，相当于掌握了天下，而襄阳处于连接四大经济区的中心位置。它既能在南北对峙时，作为促进统一的前进基地，又是在战乱时变成地方割据或平安叛乱的中心，故此，吴庆焘总结：“大率襄之为地,一统,则小丑跳梁者易以平;分裂,则重镇屹立者难与争。”
综上所述，襄阳称作“华夏第一城池”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襄阳府志》《襄阳兵事略》《襄阳耆旧记》《唐代交通图考》《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湖广图经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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