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灾难，也是各国公共卫生的练兵场。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流行病专家戴维 · 海曼（David Heymann）教授的观点，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的实力，是其立即监测和治疗可能出现症状的患者的能力。
那么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实力究竟为何？曾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现为非营利组织 “拯救生命的决心” 工程（Resolve to Save Live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姆 ? 弗里登（Tom Frieden）认为，筛查早期疫情的早期预警系统、实验室信息交互网络、疾病检测设施、快速应急小组，以及沟通、法律、物流和规划能力，这些都是阻止疫情爆发失控的必需要素。
图 | 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分布图(3 月 1 日)。（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以早期预警为例，“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从而导致当我们想要启动全国疫情防控时，需要花费数以千倍的代价和资源。”这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团队给出的分析，相关文章于 2 月 28 日发表在公众号 “华山感染” 上。
多亏在随后的战 “疫” 中，中国做到了新冠病毒的研究数据和疫情信息公开透明，为控制疫情蔓延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措施，在质疑声中赢得第一阶段胜利。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 · 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如此评价：“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宁毅告诉 DeepTech，中国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病毒的传播，让其他国家有时间来准备疫情的袭击，这是一个“突出贡献”。
如今，意大利、韩国、伊朗都成为新冠的新暴发点。宁毅警示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跟上，那么他国的感染者有可能反流到中国。”显然，这是摆在现阶段的新问题。
也有人认为新加坡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色，但他山之石仅能供参考，而不能粗暴地照抄作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新冠疫情面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每个国家都必须针对本国的国情进行自我风险评估。
在宁毅眼中，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实力并非仅仅是数字堆积，而是基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下的战略选择。相对于那些公共卫生硬指标，他更加看重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素质和防灾素质。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
图 |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分布图(3 月 1 日)。（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DeepTech：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称目前还不能认定新冠疫情是全球大流行，你如何评价目前的疫情发展？
宁毅：至少现在中国在遏止疫情发展上做出了贡献。先不说它能不能把这个疾病消灭，我看目前报告的数据，在流行季节应该是能把它遏制的，中国极大地延缓了病毒的传播。目前很多省份连续很多天零确诊，这些省份的情况变得比较乐观了。
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跟上，那么他国的感染者有可能反流到中国。中国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病毒的传播，让其他国家有时间来准备疫情的袭击，这一点还是有突出贡献的。因为对于一个新的病毒来说，延缓疫情，更好了解病毒特性，本身就是争取时间作应对的准备，好知己知彼，控制病死率的同时，有计划地控制各个方面的损失。
其他省份和武汉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早期，武汉的医疗资源挤兑非常严重，间接导致医疗资源缺乏，武汉的病死率非常高。把扩散速度控制住之后，其他省份就有条件来控制病死率和应对其他方面的损失。
我们对早期的疫情处理过程中，如果这次信息透明或者及时有效处理，结果应该会好一些。但是一般来说新发疾病发生的时候，人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来判断和了解这个病原体和疫情发展的特点，决定主要的防控手段。
这里面是有一些问题可以检讨，但是后来的措施对于遏制或者延缓它在国内的传播，甚至国际的传播都是帮助的。
DeepTech：新发疫情是展现各国公共卫生实力的机会，你认为各国的公共卫生实力在此次疫情中体现的怎么样？
宁毅：这里有几个因素。首先各个国家对疫情的判断还不大一样，控制效果的评价并不局限于公共卫生。采取何种控制措施？这些措施能不能得到保障？措施上有很多选择。还要考虑采取措施多久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对公共卫生影响如何，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如何。
其次是各国国民平时的防灾意识和防灾教育。比如，日本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相对来说，其国民对地震、海啸等灾难的心态更加成熟，平时也有演习训练，灾难来临时，人人知道自己的定位和职责。而这次疫情中，武汉的大量患者蜂拥到医院就诊，医疗资源挤兑效应明显。估计日本可能也会出现挤兑，但是防灾意识比较强的话，就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出现，继而很多连锁的反应。同时，有准备的情况下，医院外的预防也会更好一些，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这也和国民平时的健康教育或健康素质有关系。国民会更加了解预防疾病的基础知识，再加上应急的强化教育，可能更好地应对疫情。我们遇到武汉这种情况，如果要达到相同的教育效果，可能要花相当的一段时间去教育民众，这也是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而疫情控制中时间不等人。
另外，关键是对本国的疾病控制体系能力的综合评估，如何更主动地防控疫情，包括处理疫情的预案和各种资源的准备。这是一个软实力的考验，软实力也不是短时间建立起来的。
当然，这个病毒和气温有关系，温度高也可能会减低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和毒力。目前还不确认这一点，需要从新加坡的疫情发展了解更多信息。
从中国全国范围来看，在新冠疫情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更好的了解，各个地方已经形成了这种快速扑灭一些小规模流行的能力。
DeepTech：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实力体现出来是一个很综合的事物，它并不是说能定量的指标。目前这个情况下，武汉是一个特例吗？
宁毅：一个国家公共卫生的实力是综合的。首先，公民教育很重要。且不评价日本和新加坡做法的对与错，至少他们平时有应对灾难的演习和训练，他们对公民的防灾认识还是有一些信心的。特别是因为日本灾害频繁，如海啸和地震，它并不是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国家领导人出面，而是第一时间老百姓就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保护自己，服从大局。
另外，公民的基础教育质量很重要。公民基础教育好的话，你让他做什么事情，他们很快能够理解。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问题。同时我觉得长期的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就包括了从民众一直到各个级别卫生从业者的公共卫生教育。
第三点，可能还要看疫情对经济上的影响。比如新加坡，若是新加坡作出一些特别激烈应对的话，对其经济发展也是致命的。应对措施的成本和它的损益，需要做一个综合评价。
公共卫生实力更多还是一个软实力，所以这就是一些因素的综合考量了。
对于武汉而言，其病死率一开始是很高的。《柳叶刀》报道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首批 99 名患者中，截至到 1 月 25 日的死亡率至少为 10%。早期阶段病死率如此之高，这让当时的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常严格的措施，也是其决策基础。湖北省目前病死率已经大幅度降低，那么我们再看湖北省外，粗病死率接近 0.6%，接近于流感的病死率。
DeepTech：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实力比较突出，一些学者对新加坡这次表现出来的公开透明表示赞赏，你怎么看？
宁毅：新加坡的确信息透明公开，对其疫情控制很有帮助。我们中国也有成功的经验，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北京的鼠疫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比较公开透明，人们比较警觉，人们也知道怎么主动防，当时整个过程中人们也没有太恐慌。
现在阶段的疫情还是公开透明的，比如 2 月 20 日发布的北大人民医院疫情。但是，在数据的公开解读上还存在很大问题，让人们感觉到和实际情况不符合，需要专业人士有更细致解读。比如前面讲的粗死亡率 2%-3%，可能和医生的感觉不一样，他们似乎感觉更高一些。因为简单地呈现一个数字，没有考虑到很多重症病人还没有结束治疗周期，很多病人也刚刚收治，比较粗暴地列为分母呈现出来，需要有一些正确的解读。这也是我讲的公共卫生软实力的呈现。
宁毅简介
宁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美年公众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关村美年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他在北京大学、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分别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助教，卫生部公务员，华盛顿大学助理研究员，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终身系列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导师，葛兰素史克医药研发有限公司流行病学总监和高级学术委员（全球 Senior Fellow），GSK 清华全球健康中心博士后导师，中关村美年健康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