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当上士兵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要解散连队?

朱可夫,苏联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将领。他倡导的大纵深战役理论,成了克制德国“闪击战”的法宝。哪里有危险,他就在那里,每当他来到一个“胶着”的战场,军民都会欢呼雀跃,仿佛已“稳操胜券”,俨然就是苏联战场上的“定海神针”。

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不平凡的经历。朱可夫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名垂军史的元帅,如果没有战争,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毛皮匠,平凡地度过一生。那么,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是什么样的经历,激励着他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苦难的童年,塑造了朱可夫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性格。

1896年,朱可夫出生在沙俄时期一个贫困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二婚,但没有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比朱可夫大2岁,名叫玛莎。这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年代,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每天过着日升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

父亲经常外出做皮匠,母亲在家除了照顾孩子,也经常给富农和地主家打短工,整天忙忙碌碌的,一家人的日子依然艰难。朱可夫从小就很懂事,到河沟里抓鱼贴补家用,和姐姐一起帮着母亲锄草、割麦子,一家人一起劳作,其乐融融。

到了上学的年龄,朱可夫上了一所教会学校,父母希望他学有所用、出人头地。朱可夫十分喜欢学校的氛围,喜欢看书,他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优秀。“被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可夫,在家里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说话也有了一定的分量。

比如,姐姐玛莎因学习不好留级了,朱可夫的父母也是旧有观念,认为女孩子“无才便是德”,决定不让她上学了。朱可夫据理力争,指出姐姐留级的原因,是家务活太多,上学时间少,并希望姐姐继续上学。父母被说动了,玛莎很感谢他。

在偏僻的小山村里,消息闭塞,朱可夫和其他同龄孩子不一样的是,他更喜欢在村里的小茶馆里,默默听着大人们讨论国、内外的大事。他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知道他是替工人、农民说话的人,也知道各地爆发的大罢工、武装起义。

尽管从不插嘴讲话,但思想上有些早熟的朱可夫,在其幼小的心灵深处,已经深刻地理解了阶级之间的不同和矛盾。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没有错,朱可夫从小就具备了乐于好学、乐天知命、坚持不懈的优秀品质。

小学毕业的朱可夫,到莫斯科成为皮毛匠,开拓了他的视野。

20世纪初的俄国,国家不稳定,民众生活穷困,尤其是农民,更是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为了生计,许多农民家庭都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城里,学一门手艺,朱可夫的父母也有这样的打算。于是,小学毕业的朱可夫,去了莫斯科舅舅家。

他的舅舅是个皮毛匠兼皮货商人,11岁的朱可夫先从学徒做起,干够四年半才能出师。他每天6点起床收拾作坊,给师傅们打下手,晚上很晚才能收拾完睡觉,而且时不时地挨师傅的打,就连舅舅也经常无缘无故地打他一顿。

不过,悟性很好的朱可夫,一年就学会了皮毛匠的全部工艺,并当上了徒工的头。但好学的朱可夫,常在空余时间读书,并和舅舅的儿子一起看书,两人相互勉励,共同进步。最终,舅舅也同意他到相当于中学水平的夜校去学习。

尽管工作很累,但看书、学习成了朱可夫最大的乐趣。他常跑着去送货,把舅舅给的车马费省下来,用来买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学完了公办中学的所有课程,并通过了考试。当然,他依然关心国、内外的大事,看报纸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朱可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创办的《真理报》和《明星报》,他是百看不厌,更加理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的道理。反抗、武装斗争成了他内心中最热血的冲动。

1912年,16岁的朱可夫出师了。让他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回家看一看父母和姐姐了;但让他心酸的是,生活的艰辛,让父母明显得苍老了许多。随着见识的增多,朱可夫再也不想安分地当一名皮毛匠了,他要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

因为,朱可夫明白“乱世出英雄”的道理, 他要去当兵。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朱可夫报名参军,很幸运地分到了骑兵部队,这让周围的人十分羡慕,因为骑兵是当时最有“范儿”,地位高的的军种。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吃得苦比一般的步兵多了许多,朱可夫不以为然。

尽管暴躁的军士们吓坏了涉世不深的新兵,但朱可夫却很快适应了军营的生活,并且在各项训练课目考核中,成绩优秀,成为去教导队参加培训的30人之一。到了教导队,他遇到了更暴躁的军士,久而久之,朱可夫也潜移默化地学会了粗暴地对待部下。

很快,这位军士发现,不爱吭气的朱可夫怎么整也整不垮,反而越整身体越结实,越整拿得第一越多。教导队的集训不长,但却是朱可夫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好学的他,很快迷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战略战术,以及如何管理部队。

1916年,朱可夫结束了教导队的学习,到第10骑兵师成了一名准军士。他随部队开拔到罗马尼亚与德军交战,在一次作战中,他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荣获了一枚勋章,但不久,他被地雷的气浪震伤,昏迷一天一夜,并再获一枚勋章。

出院后的朱可夫,因为伤势未痊愈,部队安排他到骑兵第5团负责训练工作,并授予军士衔,这让当兵不到一年的朱可夫有些沾沾自喜。但此时的士兵,厌战情绪越来越高,甚至正常的训练都无法进行。原来,俄国国内的斗争形势愈发激烈。

各地都有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反对沙皇、争取自由的罢工运动。在沙俄军队中,也有许多士兵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秘密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朱可夫也是其中之一,并成为连队的士兵委员会主席。但不久,他宣布解散连队,各回各家。

原来,著名的“二月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形成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一个是俄国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苏维埃政权,局势依然很乱。朱可夫的境遇也不容客观,连队解散后,投靠到乌克兰的一些军官们开始追捕他,他躲藏了好几个星期,才历经磨难地回到了家。

“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朱可夫参加了苏联红军,编入骑兵第1师第4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是布琼尼,南部军队集群的指挥官,就是大名鼎鼎的伏龙芝。朱可夫在这支杰出的队伍里,多次与白匪进行战斗,并逐渐成为了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

老舍曾经说过:“行动是信仰的肢体。没有肢体,信仰只是个游魂!”朱可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追求真理,在他看来,信仰就是方向,信仰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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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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