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兴盛，始于战乱时代的移民潮。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内地逃难者大量涌入香港。
1941年香港沦陷之前，人口暴增至160万，其中约75万来自战时赴港避难的移民。
香港沦陷后，大量人口又迁移回内地。其中，经济学家张五常便随其母亲绕道韶关赴广西桂林一带避难。
1943年初香港只有98万人，1945年5月更只剩65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人口又回流香港。
1946年，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155万。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无法去台湾者，部分迁移至香港。当时，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十万难民。
这年4月，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两年后在港病逝。再过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后赴美定居。
1950年中，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香港人口的非自然性增长，以及城市公共用品的严重稀缺。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大量难民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大量难民露宿。各栋楼底下，楼梯口，坐着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
所幸的是，当时香港快速成立了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数目之多史无前例。大量救济金、物资、粮食，来自欧美国家的募捐。规模之大，远超香港政府之供应。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他们初来香港，主要从事苦力、家庭佣工、产业劳工的工作，其中失业率超过15%，家庭主妇占24.5%。
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40%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10%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2】（Hambro，联合国救济难民高级专员公署撰写的调查报告）。
受移民和战乱的冲击，当时香港很多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工作及生活每况愈下。据后来的社会调查显示，35%的儿女辈从事的职业及其收入都更低于父辈【3】。
经济不济，生活困难，以及殖民文化带来的社会地位失落，很多移民者以及本土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过着异常艰辛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给香港带来第二波移民。这些人多数来自广东的农民，越过梧桐山、深圳河、深圳湾冒死逃到香港。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都属于当年的逃港者。
这些移民，日后成为了香港兴盛的中坚力量。
1960年代中后期，经历两次暴动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
战后移民及出生的孩童，此时逐渐成年，成为强有力的劳动力。
移民“父子”两代人逐渐在香港扎根下来。1966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53.8%。
守得云开见月明，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二战后稳定的环境，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化红利，香港工厂兴起，大力发展制造业，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厂打工，逐渐摆脱了低收入阶层。香港社会开始向上流动。
此时，香港出现了一小群富裕基层。
“中产阶级”这个词开始在香港出现。
当时，中产阶级，并不是指战后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社会名流、洋行买办，也不是后来兴起的职业经理人、金融人才以及技术人才，而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基础的移民群体中通过工作、创业逐渐富有的一个阶层。
1972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显示：“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4】”
中产，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房子。
拥有房子，才能算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才拥有归属感。
一篇1972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评论文章写道【5】：“1962年至1966年，只有26%的新落成楼宇售予自住的业主，但到1968年至1969年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49%。”
中产在香港买楼自住，说明他们愿意在香港“投下注码”，从过去的移民，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从过去的过客心态，转变为“主人心态”。
或许，没有任何一类人像移民者那样渴望一个家，渴望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拥有栖身之地。正如当下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希望买得起房，成为城市的主人。
香港第一代中产兴起的标志当属美孚新邨的落成。
美孚新邨位于九龙荔枝角，前后十年分八期完成，第一期于1968年至1969年落成。
此时，“香港四大才子”之黄沾，正好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记他》（邓丽君演唱）。
黄沾出生于广州，1949年跟随父母移民香港。此后，才华横溢的他在电视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并在美孚新邨购房。
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个现代化的私人社区，设计理念先进，公共配套完善，当时香港的中产在美孚新邨购房，渴望一夜之间跃升为“中等公民”。
虽然也有不少香港中产居住在九龙塘、港岛、葵涌的高层大厦，但是似乎只有美孚新邨，才代表着“华人中产家庭”。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个具有中产代表性的“美孚新邨”。
所以，房子，是城市中产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不安情结，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现实冲动。
中产的崛起，代表着香港正在打破阶级的固化，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标志着香港正在走向一个本土意识的市民社会。
美孚新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新希望。
从六十年末开始，香港政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67年，香港塑料花制品出口总值达8.23亿港元，占香港工业出口总值的12%。李嘉诚在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吸引内地居民非法进入九龙和香港岛。内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这实际上，大大吸引了廉价劳动力来港。
香港在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狮子山下发展黄大仙工业区。这里附近的寮屋区居住着密集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都是移民以及非原著居民。这里还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临时居住场所。
狮子山下寮屋区的9万居民，后来成了工厂的工人。
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吃苦耐劳，奋力打拼，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经常轮班、加班。
他们半数以上在工业区的制衣厂、电子厂、塑料厂、金属制品厂打工，剩下的在服务业就业，其中女性超过六成。
他们的辛勤劳作，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改善了自己的家庭，晋升为中产，实实在在的干出了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东方明珠”的荣光。
1973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
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
此单元剧播出了200多集，持续时间达21年，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1979年，黄沾撰写了与节目同名的歌曲歌词《狮子山下》，由罗文演唱，此曲顿时红遍香江，更成为《狮子山下》的主题曲。
《狮子山下》是香港真实历史，是香港精神代言。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那个时代，移民者、中产阶级、香港人虽然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历经艰辛，但凭借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携手共进，他们坚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到1970年代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成为了产业工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就职。到1980年第三季度，黄大仙工业区工开设3634间工厂，雇用了91036名员工。
但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开始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兴起。他们成了中产阶级的第二梯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金领阶层。
到1981年制造业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到1991年降至28.2%。金融、保险、地产以及商业服务的劳动人口占比从1961年的1.6%，上升到1991年的10.6%。零售、商业、酒店劳动人口占比达22.5%【6】。
新一代中产，部分是移民一代的子女，他们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变命运。当时，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给予这批孩子提供了稳定的教育及生活环境。通过教育，移民者实现了代际晋升，向社会上层流动。
另一方面则来自新移民。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的淘金热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律师、会计师汇聚于此。
这一代香港人，缔造了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文化以及职业经理文化。香港女性，成为亚洲职业女性之典范。
在国际市场竞争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塑造下，香港练就了接近德国、日本般苛刻、严谨、近乎“强迫症”般的城市性格。这频繁地造成了两地的文化冲突及误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这颗“东方明珠”冉冉升起，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并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那一代移民者，那一代奋斗者，实现了“中产梦”，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参考文献：
【1】香港中产处境观察，吕大乐王志铮，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Tak Wing Chan,‘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in Hong Kong’,Occasional Paper No.45,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Robert E.Mitchell,Levels of Emotional Strain in Southeast Asian Cities 2 Volumes（Taipei：Orient Cultural Service）。
【4】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香港政府，香港：天天日报有限公司；
【5】Keith Hopkins,‘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in Hong Kong’,in D.J. Dwyer（ed.），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 in Asi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2）；
【6】Census and Staristics Department,Hong Kong 1981 Census Main Report:Volume 1 Analysis（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82）;Hong Kong 1991 Population Census:Main Tables（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92）；
文 | 智本社
智本社 |一个听硬课、读硬书、看硬文的硬核学习社。微信搜索「智本社」（ID：zhibenshe0-1），学习更多深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