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往往都是神秘的，让人望而却步，就像是隔着淤泥看莲。可历史又告诉我们，许多人仍旧想着往淤泥里跳，想要游过去，看一看或者采下那朵莲。
为了保护神秘，也为了保护他人，渐渐地，人们口口相传，一些煞有其事的故事流传而出，几千年来，约定俗成，就像老人们常说的家中不能撑伞、走夜路不能唱歌、黑夜中如果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时不能回头。
而到了现在，许多人认为过往不再神秘，那些约定俗成的禁忌也被视为迷信摈弃，可有些禁忌依旧游走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那些古老的民间禁忌
生活中的禁忌是少不了的，就比如在屋子中不能打伞，应该算是中国广为流传的禁忌，小时候偶尔顽皮，撑着伞在屋里走，温柔点的大人会抢过伞，吓唬说会长不高，而粗暴的，直接上手一顿胖揍。
关于这点，古今中外禁忌大概一致。据说，伞最早是古埃及王室用来保护他们免受太阳神炽热光线照射的，在阴凉的地方打伞是对神的亵渎，会受到惩罚。
而中国关于屋中不能打伞的解释是容易让屋顶漏雨，若是有人在屋子里打伞，山神的庇护就会失效，屋顶就会漏雨。
既然晴天屋子中不能打伞，那去屋外打总行了吧，还是不行，因为会招鬼！
这种禁忌习俗起源于明清时期，许多志怪和演义小说都记述，鬼魂是怕阳光的，必须躲在伞下才能四处走动。
就比如名气最大的《聊斋》，少不了女鬼夜晚打伞外出看见某个精神小伙，上前一个勾搭，衣袖一招，小手一撩，就会有人失踪。
如果是白天，鬼实在饥渴难耐，哪里没有阳光自然往哪里蹿，大白天打伞，不相当于给它们制造机会吗？
除了关于人的禁忌值得一提的还有树的禁忌。“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子不栽鬼拍手”说的就是民间的五大鬼树，桑、柳、杨、槐和苦楝。
“桑”与“丧”同音，屋前不再“桑”，丧事不进门，抬头一片清明，不见有“桑”，说的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意愿。
“后不栽柳”也是如此，“柳”和“流”、“留”音相近，院后不再“柳”一是想留住财宝，免得它跑了，二是柳树作为招鬼驱鬼的树木，如果栽在院子后面难免不安心。
而“院子不栽鬼拍手”是说的杨树，一到夜晚，如果风吹雨打，掌形的叶子就会哗啦啦地摆手，听起来就像是“鬼拍手”，让人联想到不好的忌讳。
禁忌的来源都有哪些
中国最早关于禁忌的记载是在汉朝。《汉书·艺文志》云：“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时而鬼神。”这里的禁忌是“禁止”、“抑制”的意思。
官方的推选再加上民间的传说，禁忌，数不胜数，它渐渐成为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
它一方面是指“神圣的”、“不洁的”或者“危险的”一些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汉书·艺文志》中指的言行“禁止”和心理的“抑制”，这种模式往往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伴生。
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在风俗习惯中，“禁忌”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俗称的“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而若是要将“禁忌”分化开来，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即对神灵的崇拜和畏惧，因未知、不解、恐惧而产生的禁忌，比如有关于孕妇的，不能参加婚礼或者葬礼，不能搬家，不可拿剪刀，不然宝宝会兔唇，而这些明显不科学的禁忌随着时间已然飘远。
二是对人性欲望的克制和限定，比如那些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谚语，饕餮鬼的传说，因欲望而沾染上污秽之物等等。
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说与教育孕育而生，它们将人的欲望圈起来，让它在合理的范围中遨游。
抑制“人性欲望”禁忌的“圈”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一道，那就是“法律”。
“法律”是对于过往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将一些不好的事例记录在案，给予人们提示。比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
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些端倪，古时“法律”的执行者，宣判者，都离不开一副面孔，“以春秋之义！”
何为“春秋之义”？简单来说就是“礼法”，单指儒家的“礼法”，禁忌的第四方面，呼之欲出，就是对“礼仪”的恪守和服从，比如不忠不义不孝之人下十八层地狱，好人有好报，恶人自有恶人磨等等。
最后是禁忌的第五方面，对天地万物的总结归纳，而这一方面就比较科学了，比如身体阴阳平衡的调节，粮仓梁上的蛇不能杀，堂屋燕不能动，古人说它们是屋堂神。
不过后来细想，粮仓上的蛇是吃老鼠的，堂前燕是传喜的象征，往往是好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这个道理，也可以理解成是帮忙守护庄稼的“宠物”。
南方地区吃河豚要送灶王爷一炷香，等香熄了，鱼才可以出锅，看起来是信神，实际上是因为河豚体内的毒素在高温下会变弱，减少对人的伤害。
小时候，每到端午，老人们便会把生石灰撒在桌脚、床角还有房子的墙角边，然后在大门口撒两个相交的圆环，再加一个向外的箭头，驱赶出淫秽之物。
其实这些都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端午时值仲夏，天气开始燥热，湿气蒸腾，五毒尽出，撒生石灰不仅可以干燥地表，还可以驱走虫蚁蛇蝎。
讲到这，我们也可以给“禁忌”下一个论了，它的一部分是科学的、唯物的、礼仪的，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意识形态的升级；可它的另一部分却又是宗教神话的延伸，可以渭泾分明，又可以鱼目混珠。
禁忌存在的客观基础
我们可以很直白地说，鬼神论就是依附于“禁忌”而形成地，起到的作用也是“禁止”和“抑制”。今人看得明白，古人肯定也有人看得明白，比如王充的《订鬼》。
接着向下思考，为什么古人似乎明白却又不明白呢？
这和全世界的民族早期都一样，很容易想到的是崇拜思想，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在那个对社会改造力低下的阶段，想要风调雨顺只能靠天。
还有就是心理作用，比如中国人喜欢拜干爹干妈，其实除了人，在民间，猪、狗、鸡、树木、石头、水井等都能认作干亲，连神鬼也能当干爹，旧时杭州一带就有拜胡干爷（无常鬼）的习俗。所以说人心叵测啊！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是教化作用，秦时的“愚黔首”管理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于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汉朝推出了第一个官方的禁忌论，并推广到民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便是如此，俗称“人在做天在看”。
后世统治者觉得这套学说可行，于是就不断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隐性地增加禁忌以方便管理，所以时间越推后，关于鬼神禁忌的事儿越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明清时最盛。
余秋雨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的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其实，神秘的不止是三星堆，还有那些藏在历史书旯旮角落的真相，以及流散在民间的禁忌传说。
那些神秘的传说有它们存在的必要，科学不是压榨，而是一个解释，如果科学与禁忌能对大众起到相同的作用，那么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无论它们是科学的还是“迷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