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法两国同时进入改朝换代，新朝同样面临巨额债务的问题。但处理结果截然相反：法国顺利化解，英国越滚越大。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完成专制重建，英国的王权越来越虚，这也成为两国政治走向的正式分水岭。
英法两国的政治体制在17-18世纪分道扬镳，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影子。
与前两篇一样，我们的分析，还是从财政和社会结构这两把钥匙着手。
一、财政与重商主义国策
在国王的钱与权，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诞生《》已说明，资产阶级的出现，才让西欧的专制成为可能。资产阶级有钱，又支持国家统一，国王这才可以借助他们的财力压制封建贵族，打破割据。
因此，无论是法国以人头税为主的直接税、以包税制为主的间接税，还是英国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财政对议会的依赖，都是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在王权发展的过程中，两国国王都不约而同实施重商主义国策。
国王这么做，是为了获取金银这种硬通货，积蓄财力，从而扩展自己的权力范围。这里面关键有两点：1、只有实现贸易顺差，一国才可以积累金银，也就是说，出口要大于进口；2、为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一国就得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
“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货币。”
——托马斯·曼（1571—1641年）
对于第一点，他们都实行保护性关税，以关税壁垒控制国外商品的进入。对于第二点，法国的人口和面积都是英格兰的4倍，农业基础遥遥领先，那么，在自给自足上，英法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法国扩大国内的生产和贸易，英格兰以海外殖民供应需要进口的商品。
当西方批评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他们应该去学习一下自己的历史
所以，16-17世纪，法国每一任有作为的君主，都对国内经济进行刺激、监督和保护，积极帮助建立新的手工工场，修建道路便于运输。英格兰则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海外殖民。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英法两国商业经济的本质不同：法国偏向打造自给自足的市场体系，是内向型经济；英格兰着力于国际贸易，是外向型经济。两国都追求贸易顺差，但贸易的地位大不一样：贸易是英格兰的命脉，但只是法国的经济辅助手段。
这在财政体系上体现得也很明显：关税占到英格兰常规收入的1/3，却只是法国税收的一点零头，法国税收主要靠国内的财产税和间接税。
这种选择也造就了社会结构的不同。相对于法国，英格兰人少地贫，技术落后，封建贵族的土地收益明显不如经商，当伊丽莎白一世鼓励海外拓展时，即使是最普通的农民，也看到了发财的机会，随着商业活动带来的财富与日俱增，封建贵族纷纷转向从商，他们投身于国内的圈地运动和国外的贸易，转型为资本家，这就是贵族资产阶级化。
法国的商业活动主要在国内，依赖自上而下的经济政策，资产阶级的获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策红利，而不是本身的进取精神，这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比较像。为了更好维持自身财富，资产阶级偏好从政，委身于国王和大贵族寻求保护和强化特权，这就是资产阶级贵族化。
财富在国内，又依赖政府扶持，那么政府就很容易掌控这些资源，这是法国财政之手能覆盖全国的客观因素。如果是搞国际贸易，那政府就很难控制了，你在国外干了啥、赚了多少钱，全凭你一张嘴怎么说，商人跟政府就成为一种较为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谁靠谁的问题，这也是英格兰财政无法摆脱议会的原因之一。
这就导致，法国财政收入能与国家财富成比例地增长，而在英格兰，二者是严重背离的。这又衍生出，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实力对比，两国是相反的。
从财政和重商主义国策，我们也能看到西欧与中国形成不同文明的原因。中国幅员辽阔，农业条件远超西欧，农业足够支撑平时的国家财政。中国唯一重商的朝代是宋朝，其原因也是由于对华北平原的控制力减弱，动摇了政府税收的根本，所以明清一统一华北平原，重商戛然而止。
二、法国的专制重建
法国的专制历史，与中国是高度相似的，总是一治一乱，动乱之后又总能重建专制。
1、贤君名臣
1598年亨利四世以《南特赦令》结束内战，开始波旁王朝的统治，但也继承了1亿里弗尔的债务。国王重用苏利公爵担任财政大臣，开始轰轰烈烈地修复财政和重建法国。
首先削减开支，亨利四世执政21年，法国没有对外征战。
然后开源，他完善弗朗索瓦一世的卖官鬻爵制度和包税制：
1、建立官职税。这与弗朗索瓦一世有关键区别：官职税按照官职售价每年征收，职位可以世袭；以前是按照售价一次性征收，职位到期重新售卖一次。这就导致，卖官收入迎来井喷，赶上并超过人头税。
与弗朗索瓦一世还有个很大的不同，亨利四世将官职尽量卖给易于驾驭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不听话的贵族，从而加速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贵族化。
2、将多种间接税税种统一打包、统一招标，从而减少包税人数量，提高征税效率，这就是“总包税制”的初始版本。包税收入大幅增长，随着商业的发展，包税收入逐渐成为法国政府的主要财源。
最后进行债务置换，拉长期限、降低利息，与我国现在做的一样。
四管齐下，法国在1601年就实现预算平衡，到1610年亨利去世时，法国不仅债务清零，而且实现了盈余1200万。
在修复财政的过程中，亨利四世和苏利公爵休养生息，通过奖励农耕和重商主义国策发展国内生产，减免税负，兴修水利，鼓励出口。不仅扩大了税基，还使法国国力重新恢复，亨利四世因此被誉为“贤明王亨利”，类似于中国的汉景帝。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专制王权的强大回血能力，满目苍夷的法国能在20年内完成重建，而分裂的意大利，在意大利战争后继续沉沦300年。
“法国和我自己，都需要休息休息了。”
——亨利四世
法国的财政体系依然沿袭了过去，但财政结构开始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人头税比重开始降低。1607年财政收入2000万里弗尔左右，其中人头税900万，包税收入800万，卖官收入150万，人头税占比首次低于50%。
其中包税收入来源于关税、商品交易税等间接税，它的迅猛增长意味着商业的繁荣。此后的17世纪，政府都有意降低人头税比重，收入的增长很大部分靠包税和卖官，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大幅增加直接税。财政结构的变化，表示国王力图降低对贵族的依赖，增强王权专制，这就需要持续重商。
在社会结构上，由于依然是平民承担着绝大多数的税赋，富裕的特权阶级免税，社会结构也随之复制了过去。最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从政。
2、内乱的历史重演
有了点家底，又开始浪了。1610年，亨利四世向西班牙哈布斯堡开展，当时的法国被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包围着，每一位雄心勃勃的法国国王，都希望与哈布斯堡军队开展来彰显威望。
明显操之过急了。当时的西班牙，正是美洲白银开采的巅峰期，刚开战，亨利四世遇刺身亡，1200万的积累很快消耗殆尽。
法国又回到了1559年意大利战争失败后的局面：专制王权动摇、大贵族蠢蠢欲动。贵族们甚至在1614年重启三级会议，试图学习英格兰限制王权。但是事与愿违：资产阶级代表的敌对情绪十分强烈，他们呼吁王权的回归。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有很多已经投靠王权，而且还仰仗国王的经济政策。自此，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召开过。
英格兰资产阶级竭力通过议会限制王权，法国资产阶级强力拥护王权，这种鲜明的对比，除了两国资产阶级成长方式不同外，还在于两国封建贵族的实力差别：法国贵族随着商业发展而同步增强，英格兰贵族则因分化而减弱。
在财政结构上，国王对贵族征收的人头税的依赖性进一步降低。1620年，财政收入3100万，人头税、包税收入和卖官收入，几乎三分天下。即使人头税降低，政府依然有钱平乱。而在16世纪，人头税占据国家税收的2/3以上。
今时不同往日，贵族势力依然强大，但不足以像16世纪下半叶那样掀起惊涛骇浪。17世纪20年代，法国南部再度爆发宗教战争，但人数和激烈程度远不如16世纪。
3、法国的张居正：黎塞留
亨利四世去世时，新国王路易十三才10岁，无力处理政事。国家的动乱，就需要一位强臣来处理。他也是通过太后信赖而登顶。与张居正颇为相似。
1624年，黎塞留成为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兼法国实际统治者。一个人能行驶独一无二的权力，不在于他有通天本领，而在于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黎塞留的统治基础就是王室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支持。
黎塞留基本继承了苏利公爵的政策。坚持重商主义国策不动摇，以从政的资产阶级（穿袍贵族）稀释封建贵族的血统影响，削弱三级会议省的征税自主权。只是他做得更加坚决。
黎塞留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了法国的海外贸易，占领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组建贸易公司与荷兰争夺市场，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加强贸易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国力和丰富了税源。
黎塞留政策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在人口不增反减的基础上，1624年财政收入3500万，1634年达到6000万，是亨利四世时期的3倍。
有了钱，黎塞留才能创建38艘舰艇的大西洋舰队和25艘舰艇的地中海舰队，陆军人数从1626年的1.2万人增加到1635年的13万人，而且都是新式装备。法国的军事实力连上几个台阶。
二战前法国最大的战列舰取名为“黎塞留号”。
在财政结构上，卖官收入占比从1/3提升至1/2，人头税维持1/3不变，包税收入降至1/6左右。包税收入大都是与商业活动相关的间接税，占比下降一半，也体现了黎塞留对商业活动的大力支持。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养肥的商人又通过买官还给了国家。
在社会结构上，这个时期的最大变化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此消彼长。资产阶级得到大力扶植，贵族则得到了分化：对于叛乱贵族，要么杀掉要么流放，不惹事的贵族则继续重用，这就是“佩剑贵族”。
资产阶级的成长，也给法国带来了科学与艺术。17世纪的法国，产生了欧洲最多的数学家和许多伟大的文学戏剧。而专制王权的强大，也使得法国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有人得到好处就会有人得到坏处。在法国，最广大的平民依然是最大牺牲品，黎塞留对他们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心。
“比起艰苦的工作，长时间的休息会把他们惯坏。”
——黎塞留
黎塞留执政时期，平民的反抗从未停止。1624年的凯尔西暴动、1631年的普罗旺斯起义、1635—1637年间的克洛堪起义、1639年的“赤脚党”起义，但都被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黎塞留实际上是一位“国家至上”的集权大师，与中国的商鞅、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是一样的人物。而黎塞留的政策，也确实为法国欧陆霸权奠定了基础。
163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相继击败丹麦和瑞典，即将统一德意志《经济瓶颈引发的第0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这将直接关系到法国的国运发展。黎塞留果断出兵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和西班牙。
战争有多烧钱呢？亨利四世时期军事支出700万里弗尔，内乱时期增加一倍达到1500万，1635年开战直奔4400万。
这个时候，法国的财政积累显示出了威力。1635年7000万，1639年8500万，1641年达到1.2亿，增长非常快。增长动力来自于人头税和包税收入。
1635年人头税3900万，直接增加2倍，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维持在4000万左右。包税收入增加得最迅猛，从1000万增加到5000万，一度超过人头税。
财政的给力，使得征战较为顺利，西班牙和德意志节节败退。即使1642年黎塞留去世，战争也在正常推进。1648年，哈布斯堡承认失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法国取代西班牙开始成为西欧大陆的霸主。
法国的巅峰时刻，是以牺牲德意志为代价的；正如19世纪德意志的崛起，是以击败法国为背景的。在近代史上两国就是一对你弱我强的冤家。
若未能击败哈布斯堡，黎塞留只是和苏利公爵齐名的大臣，而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历史地位。正是他以一己之力，将法兰西带到了欧洲之巅，建立了足以俯视全欧洲的力量，他被法国人称之为“法国外交之父”。
代价就是，耗完了几十年的积累，1643年开始陷入赤字财政，法国再度爆发债务问题，迎来新一轮的动乱。
三、英格兰专制的中道崩殂
财政与专制，如同马太效应：越有钱，越专制；越没钱，连同你有的那一点专制也要夺走。英国就走上了没钱的不归路。
“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新约·马太福音》
1、穷人欠钱难翻身
1603年詹姆斯一世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开国君主，却很不幸，需要弥补姨祖母伊丽莎白一世300万英镑的亏空。这点钱，对法国波旁王朝而言是九牛一毛，对英格兰而言是一笔巨款。因为英格兰国王的收入太少了。
1604年，詹姆斯一世的常规收入是46万英镑。300万英镑相当于6年多的财政收入，这个债务比，与法国的亨利四世差不多。
在《国王的钱与权，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诞生》说过，国王的强大，取决于军队和官僚机构；国王的富有取决于平民上缴的税收是否充足。古往今来，历来如此。这些条件，詹姆斯一世一个都不具备。
亨利四世有近3万的常备军和3万人的官僚队伍，詹姆斯没有；法国是穷人缴税、富人免税，而英格兰无论是通过议会征税，还是在议会外征税，都是直接面向贵族、资产阶级这些富人。亨利四世财大气粗，詹姆斯一世财殚力竭。
一个欠债的富人，依然有大把的资源可以左右腾挪，运作得好就能缓过来；而一个欠债的穷人，基本就是等死的节奏。
詹姆斯一世一上台就鼓吹“君权神授”理论，企图对议会施加道德绑架的压力，但议会不予理会，只批了很少的钱。事实证明，没有实力支撑的理论，没人当回事。
多说几句议会特别税。英格兰的国王没有直接税，直接税征收只有议会批准的“1/15和1/10财产税”“补助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法国国王没有人头税的情况。议会特别税就需要评估纳税人财富，但议会成员代表英格兰的富人阶层，他们各种方法逃税。英格兰国力明明是蒸蒸日上，但议会特别税节节走低，伊丽莎白一世前期一次能征收15万，后期只有8万，詹姆斯一世就剩下5万了。
对比法国，我们就能知道英格兰逃税多么恐怖！同时期法国直接税（人头税）1000万左右，英格兰只有法国的0.5%。依然是前两篇屡次提到的问题：向富人征税，是不可行的。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英国人是估计财产价值最高明的能手，他们的钱囊受到的损害最少。”
——弗朗西斯·培根
1610年，当年财政赤字5万，累计新增债务50万。詹姆斯一世无可奈何，只得在可怜巴巴的40多万常规收入身上动心思。常规收入构成中，王室领地和关税各占1/3，剩下的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封建特权收入。
王室领地一直是满负荷状态，没有上升空间，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宗教改革中没收的大量修道院土地，亨利八世就卖了2/3了，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所剩无几，詹姆斯一世拼命卖地，也不过勉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2.5万磅的水平。
1611年国王提高关税税率和增加商品类别，关税收入直接增加一倍，达到15万英镑。这算是国王最大的安慰了。
然后大量提升封建特权收入。不断出售各种商业特权，这种特许经营权确实带来不少收入，詹姆斯一世出售的专营权是过去的2倍，每年能带来10万磅收入。还有优先购买权，国王可以低价购买商品，这种“价格双轨制”每年带来5万英镑，比过去增加1万多。但是，这种增收难以有进一步提升，因为这种“国进民退”极大损害了民间经济，超出一定边界后，就会遇到强烈抵制。
所有这一切，都起到了增收的效果，缓解了本朝债务扩大，但是除了关税其他都不可持续，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但解决不了债务问题，更无法应对战事，总体债务依然在增加。
詹姆斯一世还学习法国卖官鬻爵。然而，法国的售价水涨船高，英格兰的售价却不断贬值。一个男爵，1620年是1万磅，1625年降到8000，1627年暴跌至5000。国王无钱无权，官位自然也不是香饽饽。
詹姆斯一世还想通过借钱来借新还旧。俗话说救急不救穷，都铎王朝的国王们可以多次向外界借款，而且经常是无息借款，但詹姆斯一世总共才借过2次而已。
穷人翻身本就极难，还是一个欠债的穷人。最终的结果就是，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时，债务不仅没缩小，反而还扩大了100万。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
并且，国王与议会（富人）的关系不断恶化，根源在于议会对国王财政的见死不救，与国王挖空心思增加税收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王努力增加封建特权收入，也损害了议会代表的富人的切身利益。
工作之后，我越发相信“为富不仁”这个说法。富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国家和百姓都是可以弃之不顾的。中外都如此，明朝灭亡时，官员家里都堆满了银子呢。
詹姆斯一世的专制努力，激发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反抗。当他们之中的清教徒企图用加尔文教限制国王时，这就是政治改革了，国王自然无法容忍，强势镇压。这才有了1620年102名清教徒远走北美，这就是《一个神权国家，怎么就成了西方民主的基石？》中提到的美国源头。
2、孤注一掷
查理一世比詹姆斯一世更为艰难。不仅面临持续扩大的债务，而且收入后继乏力，地越卖越少，官职售价越来越低，逃税越来越严重使得议会特别税不断走低。最要命的是，同时要应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对外战争。
1629年，查理一世继位才5年，债务又增加100万。父亲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前途，他必须另谋出路。
1629年，查理一世向议会“求救”，但议会拟定《权利请愿书》，要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进行制度化。国王同意了，但他发现征税更加受限制，感觉被忽悠的查理一世，一怒之下，解散议会，进行孤注一掷的“个人统治”。此后英国进入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直到1640年革命爆发。
为了弥补议会特别税的缺失，查理一世重新搬出骑士罚金：所有年收入在40磅以上需要宣誓成为骑士，否则要处以罚金。这是一项古老的政策，伊丽莎白和詹姆斯都没有实施过。到1635年，共获得17万英镑，基本填补了议会特别税的缺口。
光有这个不够，必须要有持续稳定的税收。借战争需扩建海军之际，1635年查理一世向全国征收“船税”，当年就获得10万，后两年增加到20万，极大缓解了财政无力状态。但是，“船税”本就是特殊情况下征收的，年年征收就会遇到抵制，1638年降到80%，1639年雪崩至20%。
至此，财政基本崩盘。
给予国王致命一击的，是1640年的苏格兰叛乱。查理一世既没有钱，也没有常备军，于是只得与苏格兰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国王赔偿30万英镑。查理一世自然是拿不出这笔钱的，不得不重启议会。国王当到这份上，也算是窝囊透顶了。
在议会上，1629年《权利请愿书》的要求基本得到落实，形成了1641年制度化的《大抗议书》。国王没了财权，意味着要重组政府了。在建立新制度上，议会发生了分裂：激进的清教徒要求按照加尔文教组建民主政权，这些人占下议院的一半左右；剩下的议会成员，反对进一步变革，能限制君权即可，形成了保皇派。清教徒早在16世纪60年代就有这样的诉求，直到现在才正式成为一个选项，直观反映了英国王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虚弱的。
这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抉择问题。中国清末的民主革命，也发生过这样的巨大分歧。国王自然是支持君主立宪了，虽远不如专制王权，但总比下岗要强。1642年，查理一世离开伦敦，招兵买马，为仅剩的权力做垂死挣扎，内战一触即发。
小结
如果说16世纪，英国的专制只是赶不上法国的发展速度，那么进入17世纪，则是彻底的此消彼长：一个走向倒退，一个走向强化。其背后原因在于，法国国王能从全国征收源源不断的税赋，英国的财政乏力，使得它的专制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642年，法国的黎塞留去世，英格兰进入内战状态，1648年法国紧随其后，也爆发投石党之乱。相似的外表，却有着不同的实质：法国是历史重复的封建贵族反抗王权，而英国无论哪方获胜，专制都是不可能了。
下篇我们将看到专制、独裁、共和、君宪的集中出现，未完待续！
END
参考资料：
[1].近代早期法国的赋税收支，熊芳芳
[2].论都铎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财政体制性质的演变，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