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今天，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大部分属于数量型增长，未来中国的经济要持续高速增长，必须将经济增长的方式从数量型转变为效率性。
人口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及迁移，以及货币的大规模扩张，都可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大量迁移带来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更为剧烈，货币增长对房地产及金融领域的短期刺激非常明显。
人口及资本的数量型增长，容易给予人错觉：经济会一直保持高增长。
以中国过去高增长的速度丈量未来经济增长的高度，并不符合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及规律。
持续高增长的国家，尤其是数量型增长的国家，都要做好进入低增长的准备。
数量型增长为何不能持续？为什么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马尔萨斯是最早发现数量型增长存在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父亲老马，坚持古典人口观，即人口规模越大越好，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与老马争论不休。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指数级增长，而土地及粮食则是几何级增长。长期如此，人地矛盾必然爆发，人类将反复陷入饥荒、瘟疫及战乱之中。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历史上，尤其是农耕时代，人类确实反复掉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深远，信徒众多。休谟、小穆勒都认同马氏主张，李嘉图虽表示怀疑，但无以反驳。
今天，我们知道，近代工业社会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氏预言落空。
但是，与休谟、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范式”相比，马尔萨斯实际上更加深入地思考了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一难题。他非常敏锐地洞悉到了数量型增长的本质问题：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土地的边际产出会持续下降，即人均产值逐渐减低。
举个例子，在耕种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100亩地，持续增加耕种农民的数量，粮食产出会增加；但农民增加到一定规模时，产出则会下降。比如，100亩地，从1万个农民增加100万农民耕种，粮食总产出几乎不会增加，但边际收入和人均产值却不断下降。
马尔萨斯认为，粮食、农业、工业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事实上，在技术水平恒定前提下，劳动力、资本不断投入到一定量的土地、工厂之中，人均经济产值会长期持续下降。
所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数量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提高技术水平，光靠大量投入人口、劳动力、货币的国家，必然会遭遇增长递减的悲剧。
现实经济中，劳动力堆积和货币堆积的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效率低下、资金空转及资本泡沫。
比如制造业，数量型增长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如服装、电子零配件等。这些领域的市场既定，若技术不革新技术，持续大量投入劳动力必然导致整个市场饱和，生产效率持续下降。
比如基建、房地产及金融市场，若技术水平不变，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收益率会持续下降，基建投资拉动的效率下降，房地产库存高企，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资金难以流入制造业实体。
货币扩张带来的投资报酬递减，是最近十年全球房地产及金融资产泡沫化的根源。
但是，马尔萨斯与斯密一样，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人口并未指数级增长。
斯密认为，人口数量会随着工资的增长而增加。可是，历史数据显示，工资持续增加，但人口增长率却持续下降。西方国家、中国都符合这一定律。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指数级增长并不符合近代历史事实。
理论上，工资上涨，劳动力供给会增加，但为什么人口增长率却减少？难道违背价格及供给规律？
其实这一定律并未违背市场规律。事实上，在劳动市场中，供给并不是人口规模，而是创造力，既包括劳动力数量，还包括智力。
所以，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都不能完全代表劳动市场的供给。工资上涨，劳动人口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但创造力会增加，如一个工程师代替过去100个工人的产出。
二是忽略了技术及知识创新。
与斯密一样，马尔萨斯也没有关注到身边正在爆发的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确实反复地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主要原因是技术长期停滞，经济增长率极低。技术长期停滞状态，正好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条件。
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边际收益是长期递减的，人口规模持续增加，边际收益及人均产值会越来越低。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的阈值时，就会爆发饥荒和战争。
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技术不变这一条件，技术水平推动了经济报酬递增，促进了粮食及工业品大规模增加，人类解决了饥荒、温饱问题，社会福利大幅度增加。
具体到农业及粮食上，育种技术革新、大规模机械耕种、农药化肥使用、耕种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深度加工，极大地促进了粮食增产。
马尔萨斯之后，小穆勒（斯图亚特·穆勒）是古典主义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于1845-1848年期间，当时工业革命成果已显著而非凡。这本书出版后第三年，即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英国及世界各国的工业成就在水晶宫里闪耀世人。
因此，穆勒自然不可能无视技术革命。
在《原理》一书中，小穆勒将工业制成品成本及价格下降归因于“过去七八十年的机器发明”。小穆勒认为，“对抗农业劳动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在于发明与创新，包括改进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改良税收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对“富裕的有闲阶级”进行“更加可靠的指导”。这是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的。
小穆勒并未假定技术不变，他还就人口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生产技术”三个变量，区分为五种情况。如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
但是，小穆勒敏锐的发现，却得出李嘉图式的结论。小穆勒，从小受到其父亲老穆勒（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与李嘉图是好友）的严格训练，大量地继承了斯密、李嘉图及马尔萨斯的思想。
与李嘉图一样，小穆勒认为，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收入增加，劳动收入基本不变。小穆勒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口及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技术进步。
如此，小穆勒与技术增长理论擦肩而过，经济学从此与技术渐行渐远。熊彼特评价穆勒没有真正把握身边真正发生的、多方面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革命。
穆勒之后，即19世纪下半叶，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边际三杰”发起了边际革命，边际递减规律大行其道，经济增长理论逐渐边缘化。边际主义假设技术水平不变，极度推崇均衡范式，否定规模递增的经济增长逻辑。
从1870年到二战结束，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长期停滞，直到1947年，罗伊·F·哈罗德爵士和埃弗西·多马，这两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出现。他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
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日德展现强劲的复苏力量，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并非脆弱不堪，其内在可能隐藏着某些稳定的增长要素。不过，哈罗德-多马模型结论与凯恩斯理论类似，认为“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
多马之后，新古典主义崛起，增长理论百花齐放，其中最著名的是索洛模型。
索洛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发现，在劳动、资本之外，还发现了“索洛残余”，即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价值。1957年，索洛认为，87.5%的经济增长，都与技术有关。
技术进步率，通常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指扣除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作用之外的增加值，即小穆勒假设的资本、劳动增长率不变情形，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值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纯技术进步一般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
技术及知识要素，我们称之为“技术红利”。
索洛将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到前所有未的高度，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与索洛类似，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技术界定为外生变量或者是稳定的内在变量。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如果将技术纳入生产函数中，这一不确定性的要素打破了古典主义长期坚持的均衡范式，容易促使结论倒向类似多马的不稳定性的结论。
1960年代之后，核能、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及信息技术革命开始，技术对经济的冲击已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们开始不满足于技术是外生变量的解释。经济学家阿罗提出“边干边学”理论，强调技术的累积性。经济学家舒尔茨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内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到了1980年代，保罗·罗默在阿罗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的内生性，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小罗伯特·卢卡斯在舒尔茨的基础上，提出了卢卡斯模型，也就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卢卡斯和罗默，从劳动力和资本中内生出科技、知识与人力资本，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以及延续性。至此，经济学家彻底搞清楚了经济增长之根源——技术及知识增长。
技术及知识增长，是一种效率型增长或质量型增长，有别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数量型增长。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技术及知识革命，具体包括交通能源及各类工业技术创新，以及基础科学、系统性知识、法律体系、金融制度、经济政策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专利保护法、股票制度、央行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现代经济学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都属于工业革命中知识变革的重要组成分。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一次伟大的风格切换：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虽然从工业革命至今，数量型增长依然重要，但是效率型增长的重要性不断地增加。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明白，人类进步的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诉诸于技术及知识创新。
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经济的增长，已经从数量型增长为主转向了效率型增长为主，只有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与知识革新，经济增长才能够持续。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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