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5月14日，河北保定府，中英军事官员合影。前排（坐者）左四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左五为户部右侍郎、练兵大臣铁良，左六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
一个人与一所军校
从清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到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182年间，驻守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共59人66任，但任期超过5年的只有方观承、李鸿章、袁世凯等10余人。
原因就是直隶总督为“八督之首”，管辖京畿重地，位高权重，清皇室忌惮一旦其形成自己势力，就会出现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不利局面，于是就上演频繁换将的戏码。
对保定的军校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担任过6年直隶总督的袁世凯。
1901年11月，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走上了他仕途的又一个高峰。可令人奇怪的是，袁世凯并没有在直隶总督署走马上任，而是在距离保定城30多公里的高阳县城举行了拜印仪式，接过了他梦寐以求的直隶总督的官印。
原来，在一年之前，英、德、俄、日、美、法、意、奥八国，以平定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保定作为义和团的重要中心，是西方侵华势力围剿的重点区域。
根据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以礼相待”的指令，留守的廷雍、沈家本等清朝官员命令守军撤离保定，任洋人烧杀掳掠。然而，他们的软弱退让，并没能换来洋人停止杀戮。
1900年10月，镇守保定的代理直隶总督庭雍，受李鸿章指示，率部下官员礼迎八国联军入城时，却遭逮捕
1900年11月16日，英、法、德、意四国侵略者，在直隶总督署组成“国际法庭”，英军盖司礼少将宣判廷雍等5人死刑，并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这样的审判，在清朝总督衙署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处于走马上任的喜庆时刻，袁世凯特意避开了总督署，或许就是因为阴影还未散去，内心的隐痛尚在。
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将他一手编练的新军一起带到了保定。1895年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逐步兴办并控制了晚清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北洋新军。
然而，在1900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驻扎天津的八国联军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个蛮横无理的照会，严禁清政府在天津周围20华里和津唐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免与联军“相撞滋事”。由此，距离北京距离适中、战略地位重要的保定，就成了新军驻守的大本营。
袁世凯在保定开始了其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后，越来越感受到缺乏适应近代战争要求、堪当指挥打仗重任的将领，已经成为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拦路石”。于是，他在保定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意义上的军校。
其实，早在袁世凯之前，出于图存救亡的目的，晚清的洋务派就开始了创办新式军队、兴建新式军校的努力。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首开船政学堂。此后数十年间，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山海关随营学堂等一批军校相继创办。
虽然这些军校积极吸取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教育方法，但指导思想上依然是守旧的封建伦理，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所以还算不上近代军校。
1902年5月，袁世凯创办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员额定为120人，其中将领20名，哨官长40名，弁目60名，学员大部分是淮军的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
袁世凯期望通过8个月的速成学习，让这些旧军官了解新军所崇尚的德系作战思想和训练方法，能够为其所用。参加学习的学员来源五花八门，年纪最大的60多岁，武官官职最高的为提镇，文职最高的为道员，有的还带着侍卫前来读书，管理的难度极大。
担任督办的冯国璋刚柔并济，苦心经营，让这些学员十分佩服。这个学堂共举办了4期，毕业学员总数为545人。
这座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军校的萌芽，1902年，也被史学界认定为保定军校的肇始之年。同一时期，袁世凯还相继创办了北洋参谋学堂、北洋测绘学堂等短期培训性质的学堂。
袁世凯长期霸占军事教育、使军官成为其附庸的情况，让满清权贵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们提出了两个对策，其一是创办满族人控制的高等军事学堂，其二是坚持要求把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堂办在北京，以便于控制。
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绝不会甘心拱手让出办学事务。1906年，他在原将弁学堂的旧址创办保定军官学堂，造成既有事实。
他还上书朝廷，提出考虑到“学堂次第设立，诚恐缓不济急”，以及“高等教习急切尚难多选，仍不能不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略事变通”，在保定设立军官学堂。
清政府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但提出一旦京师设立大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即行停办。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袁世凯与满清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1906年8月，陆军武备学堂停办，在其原址创办陆军速成学堂（又称通国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协和速成学堂），为全国范围内的新军编练提供人才。
这里还是清政府指定的派遣军事留学生的专门培训机构，当时凡选派出国学习军事的学生，必须参加这个学堂的留学生速成班学习，方才取得留学资格。
经过满清权贵的运作，新学堂转为隶属于由满族人铁良担任尚书的陆军部，标志着清政府逐步收紧了对保定军校的控制权。
在剧烈的权力斗争中，1907年，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被免去了直隶总督一职，其所创办的一众军事学堂，也被清政府所掌管。然而，先前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员已经布满整个北洋军，成为忠诚于袁世凯的重要武装力量。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年7月，在保定正式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直接隶属于陆军部军学司。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教育长大部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面有很多教官来自于日本和德国。
它是效仿日本、德国等西方列强的军事教育，为完成“军官养成教育”而开办的唯一一所全国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军官学校，也是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军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办学历时11年，培养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5个科目共6574人。1923年8月，随着第9期学员毕业离校，囿于军阀混战、经费紧张、生源枯竭的保定军校黯然停办。保定军校自1902年开始，前后延续21年的辉煌办学历程，也就此宣告终结。
一所军校与一群人
在21年的办学历程中，保定军校先后培训了近2万名学员。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各个省市的优秀学生，经历了严苛的考核才能入学，他们具有较强的能力和自我意识，因此管理这些学员，就成了一项颇为头疼、考验校长和管理层功力的技术活。
在保定陆军军官军校的历史上，曾数次发生风波。
第一个风波爆发于1912年。彼时南北议和后，上海革命党人领导的学生军编为入伍生团，后经陆军部批准插入保定军校学习。但军校学员认为自己都是经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的正规渠道一路培养输送进保定军校的，而南方来的入伍生显然不够入学资格。
两拨人互相看不起对方，数次发生激烈冲突，以至爆发械斗。最终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作出决定，将入伍生先行送入陆军第一、第二预备学校学习，培训合格后再送入保定军校学习，这才平息了冲突。
这次风波表面看是学生之间的冲突，究其实质还是辛亥革命后南北两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直接碰撞。
1913年，发生了校长蒋方震自杀事件。蒋方震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任校长，他对军校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力推崇德国式教育方式，弃用了日式军事教育，全面整顿教育秩序，调整人事安排，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然而，他的改革却触动了“日本士官系”和“北洋速成系”（毕业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的军事派别）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抵制和造谣中伤。
受到重重掣肘的蒋方震，陷入了痛苦与失落之中。1913年6月18日清晨，蒋方震在学生早操后进行了约50分钟训话，随后就回到办公室开枪自杀。
袁世凯听闻消息后，专门协调日本使馆派出军医、护士，赴保定进行救治。后来，蒋方震的情况大为好转，但心灰意冷的他还是辞去了校长一职。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保定陆军军官军校的学员们也是群情激奋。袁世凯为了压制学生情绪，调整了校长人选，安排自己的爪牙王汝贤任校长。
王为了控制学生思想，严禁他们阅读报纸，禁止讨论政治问题。然而，还是有很多学生偷偷翻阅日本使馆编辑的《顺天时报》，了解袁世凯称帝的相关消息。
有一次，学生方其道看报时被发现，王校长大发雷霆，责令痛打40军棍，把方打得血肉模糊。这个举动点燃了学生的怒火，他们冲进了校长室，把里面的各类设施砸了个稀巴烂，就连门口台阶的砖块也砸了下来。
王汝贤赶紧搬来救兵，让他的弟弟、时任保定第八师师长的王汝勤调兵遣将，震慑住学生，控制住局面，并将方其道开除。
1920年，处于直皖战争漩涡之中的保定陆军军官军校，遭受了建校以来一次最大的洗劫。直系军阀曹锟获胜后，不但将保定军校内训练用的新式大炮全部掠走，还将皖系降军15师收容在军校校舍，压扣官兵的粮饷，企图迫使他们加入直军。
然而，15师的官兵发生哗变，将校舍内洗劫一空后四散而出。直军以镇压兵变为由占领军校，又掠去了2000多支步枪、300多匹骡马。
受此变故，保定军校停办了有一年多时间。复校无门的军校学员张煦光，身着军官制服，在北京街头拉人力车，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陆军军官学校纪念馆中墙上写有军魂字样的尚武堂
许多雄踞一方的军阀，都有在保定军校读书、培训、工作的经历。例如直系军阀冯国璋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皖系军阀段祺瑞曾担任过陆军参谋学堂、测绘学堂等多所保定军校的总办。
直系军阀吴佩孚1904年1月以总分第一名毕业于保定陆军测绘学堂第一期，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孙传芳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第一期学员，他们俩在北伐战争中，被大量充斥在北伐军中的保定军校师弟们所打败。
保定军校名声在外，就连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都对它青睐有加，安排自己的儿子张学良于1918年报考保定军校。
当时已经过了考试期，但是在时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段芝贵的特别推荐下，校方为这位少帅考生和其他三名有关系的考生安排了专门的考场。
无奈张学良他们还是不会做数学题目，考官只得找人代答，最终四人都被顺利录取。但是张学良后来并未入读保定军校，而是进入了东北讲武堂学习。
保定军校走出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时间最长的历史人物，莫过于蒋介石。
1906年4月，蒋介石立志报考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但到了东京才知道，只有清政府陆军部保送的学员才可报考，最终悻悻而归。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先行报考具有派遣军事留学生资格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1906年底，他从1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顺利拿到了当年向浙江平民家庭开放的14个入学名额，成为了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员。
蒋介石能言善辩，精通于察言观色，很快在教官与学生之中左右逢源，还敢于站出来与侮辱中国学生的日本教官针锋相对，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1907年冬，清政府陆军部从保定军校选派赴日军事留学生，蒋介石在考试前一天深夜才拿到了准许考试的通知，最终成为65名留学生之一。1908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启程前往东京，进入士官预备学校，终于实现了他的留学梦。
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们面对着不同的人生抉择，秉承着不同的理想信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当中也有很大一批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叶挺、赵博生、董振堂、张克侠、何基沣。
1917年，叶挺在保定军校读书期间，与邓演达、严重交往甚密，他们时常指点江山、针砭时弊，彼此志同道合，于是成立了“断金会”，取义“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后来，这个秘密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1924年，叶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第四军独立团作战勇猛，屡获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关押，1946年被释放后死于空难。
而赵博生、董振堂，于1931年12月14日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1.7万名官兵，携带2万多件武器装备加入红军，极大地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一大批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国军将领，在解放战争中或起义，或投诚，比较有名的有张治中、陶峙岳。
保定军校何以走出这么多著名将领，以至于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学者研究指出，其一是除了达官贵人之外，普通学员的入学考试极为严格，保证了生源质量；其二是借鉴了外国先进办学思想，课程丰富，教学严谨，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其三是崇尚尚武精神，锻造了学员过硬的战斗意志；其四是中央政府办学的举国体制，保证了优厚的办学条件和保障水平；其五是保定军校毕业学员遍布当时的军队，很多发展成为当时独霸一方的军政要员，为后来毕业的师弟们成长进步给予了极大帮衬。
（作者：王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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