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乱世，钱币私铸猖獗，加之汉初尊崇黄老，实行无为而治，因此秦末汉初私铸之风横行。当然从某方面来讲，私铸减重的半两钱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秦半两使用笨重的问题，但是私铸之风一旦出现，就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坏钱的出现，使得货币流通体系变得阻塞。
在这种情形之下，汉朝初期的统治者们对钱币的纪值与轻重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执政期间的改革。他们根据汉初国困民穷，物资极度匮乏的国情，并充分考虑到前朝遗留下来的“秦钱重，难用”，以及民间私铸疯狂的货币现状。开始了汉初最大规模的一次钱币改革，这次改革期间虽有反复，但其成效斐然，使得汉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解决了汉初货币流通方面的问题，迎来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汉文帝与汉景帝的货币改革主要是对重达十二铢的秦半两钱进行减重，对于其上纪值钱文“半两”二字并未作出改动，这次减重使得原本重如其文的“秦半两”的重量缩减到原先重量三分之一，史称“汉半两”，亦称之为“四铢半两”。其减重幅度达66%以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大规模的货币减重行为，为后世的钱币改革特别是汉武帝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虽然文景二帝开创了盛世，改革了货币，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解决秦末汉初的货币混乱现象，但是汉朝建国时采用的是“郡国并行制”，因此文景二帝在货币上的改革并没有触达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王。汉初的诸侯王根据分封规定，他们有自主铸钱权，在“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元鼎四年这段时间里，他们也相应的铸造了减重的钱币，并且对钱文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改，譬如“三铢”、“四铢”、“五铢”。诸侯王自主铸钱使得诸侯国国力日盛，逐渐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既不利于中央的统治，也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于是西汉的削藩运动在汉景帝时期展开，历经“七王之乱”，最终被汉武帝时期主父偃的“推恩令”这把无形的剑所斩草除根。
武帝时期，频仍的征战，导致“文景之治”所积攒的国帑耗费一空。在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诸侯王们各个因铸钱而盆满钵满的情况下，汉武帝于建元六年至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3年，这二十七年时间里进行了六次目的不一的货币改革。有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私铸；有的是为了搜刮诸侯王和富商大贾的财富；有的是为了将钱币铸造权收归中央，统一货币形制。这六次货币改革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汉武帝在元狩五年、元鼎二年、元鼎四年进行的第四、五、六次货币改革，这三次货币改革使得从秦昭襄王时期开始铸造的（一说为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始铸）、统一了中国古代货币的半两钱，在流通使用了将近两百年之后，最终被废弃。
在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的这几次次货币改革中充分体现了汉王朝在崛起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强大的宿敌匈奴，文景二帝时采用的是“和亲”的方式，汉武帝时期因为文景之治时期积攒了雄厚的物力、财力，加之武帝时期组建了一支十分能征善战的军队；
第二大问题是，国力日盛的诸侯王，景帝平“七王之乱”，武帝实施“推恩令”使得诸侯国图本瓦解；
第三大问题是，以诸侯王为首的民间盗铸钱币的行为，武帝采用给钱币加铸“边郭”的方式，彻底杜绝了民间盗铸者采用“磨钱取鋊”的方法获取铜料铸钱的方法，其次武帝将诸侯王、郡国的铸钱权收归中央，建立了由专职官员分工铸钱的“上林三官”，“上林三官”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造币厂。“上林三官”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五铢钱时代。
“上林三官五铢钱”重约3.5~4克，基本上都是用铜范亦或是制作精美的泥范所铸。其工艺先进、铸工精细、钱形规整，展示了武帝统治时期整个汉王朝雄姿英发、文武昌盛的国情。
经汉武帝六次货币改革产生的“上林三官五铢钱”首次实现了全国货币铸造权的统一，为武帝后期的政治上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而且“上林三官五铢钱”基本上确定了后世钱币铸造“外郭”的形制和一枚小平钱钱的标准重量。乃至于，后世称重单位中最基础的计重单位“一钱”就是直接来自于“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重量，这一重量标准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并直接影响了古代日本、朝鲜、安南等东亚国家钱币铸造的重量，是整个东方货币世界的基础货币重量。时至今日，“一钱”这一重量单位仍然能够见诸于中医的药方之上。
总之，汉武帝改革后定形的五铢钱，虽然在后世略有变异，但仍然是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唐朝初期）中华大地上最主要、最正统的法定货币。从它的诞生到消亡历时七百余年，它见证了汉王朝的强盛、三国的尔虞我诈；目睹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们的风流、才情与桀骜；经历了隋炀帝开通大运河、设科考、重开丝路等伟大战略的实施。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它被象征盛唐气象的“开元通宝”所替代。当然，在它740年的超长“服役”期间，亦不乏有与它的造型迥异的钱币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由那个断送了西汉王朝性命的“新莽政权”所铸造的“莽钱”。关于“莽钱”笔者将会在下一篇中进行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