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秋天，广西西林人岑毓英终结了云南长达16年的回民战乱，并因为功勋卓著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八位封疆总督之一。
战后的云南满目疮痍、人口损失巨大。但是，人口死亡的最大原因却并非战争。
16年的战乱期间，云南的人口损失为238.7万人，而澄江、武定、楚雄、蒙化（巍山）、大理、普洱等府、厅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47.2万。鼠疫加上战争，为这个西陲省份带来了令人不堪回首的损失。
鼠疫与自然
1814年的一封名为《奏报滇南流行病证情形》的奏折中写道，“滇南疫气流行已十余年，染疾者会呕血，身上出现肿块。此疫俗称＇痒子病＇，染上后两三天内就会丧命。去年和今年，痒子病流行于临安一代，死者己不下十万，患者其状可悯…＂
“痒子病”就是鼠疫。
当时国人对其病原的认识还很模糊
很多错误的方式造成了很大损失
（图片来自：Everett Historical /shutterstock.com）▼
云南自古受鼠疫所侵扰，有明确记载的悲剧发生在18世纪前期的昆明。当时“痒子症大作”，一户25口人的人家，在一周之内，就死去了2/3。
云南好发鼠疫不奇怪，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
虽然众多大河流经云南
但鉴于云南的地形，实在收益有限▼
云南位于青藏高原东南侧，属青藏髙原南延，山地髙原丘陵陵约占总面积的94%。东部的滇东、滇中髙原，存在很多起伏和缓的低山和丘陵，发育出了各种岩溶地形；西部为橫断山脉纵谷区，相对髙差较大，地势险峻。多山，是云南地理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云南梯田虽美，但也是环境下无奈的人工改造
遇到干旱的年景，梯田则更像干涸的黄土高坡
（图片来自：zuj777 / 图虫创意）▼
而当高山地形叠加上气候交换区的气象位置，就在云南形成了强对流空气，经常容易突发连绵的暴雨，在地面上的体现则是洪涝灾害。在高温潮湿、降水充沛的夏季，水灾更甚，这本就是各类疫病的天然温床。
在当时条件下，想在崇山峻岭间筑坝还是很难的
暴雨洪水泥石流，也只能干看着
（图片来自：西直门折返段 / 图虫创意）▼
水灾之后，旱灾常常紧随，继而引发饥荒。营养状况不佳导致人的机体极其脆弱。此时就到了蛰伏已久的细菌等微生物趁虚而入的时候了。它们先是将老鼠作为宿主，继而将人类当做目标种下杆菌，鼠疫由此爆发。
老鼠喜欢潮湿，阴暗的地方
这种地方也是细菌容易滋生的地方
成了宿主，再合适不过了
（图片来自Juliet967 / 图虫创意）▼
如嘉庆二十二年，大姚县、剑川州、楚雄县旱，大饥，大疫；道光十四年，河阳县、宣威州大饥，疫疠交侵……
不仅如此，由于云南位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交界地带，也是中国破坏性地震较频繁、灾害发生情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大量人民因地震伤亡，而患处和尸体无法及时得到妥善处理时，就为鼠疫杆菌等疫病菌的滋生提供了条件，于是疫病的爆发与地震也发生了关联：
文献有载，＂乾隆五十二年，嵩明州二月地震，四、五、六月大疫＂；＂嘉庆五年，邓川州正月地震，秋，中所大疫＂。
鼠疫与现实
但鼠疫的泛滥并不单靠自然因素便能实现，毕竟“灾疫之由，虽属自然，实关人事”。
一方面，清代之后人口大量增长，同时很多人家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与疫病产生关联性较高的生活方式：人畜杂居。在卫生条件变差时候，蚊虫跳蚤易滋生，为鼠疫出现和传播提供了媒介。
山区的地势不平，气候潮湿，以及会有野生动物出没
才有这种一层喂猪养鸡二层住人的居住方式
（图片来自林敏东 / 图虫创意）▼
鼠疫发生时，家鼠率先感染之后波及人类，接着引起大面积猛烈的鼠疫疫病流行，最终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破坏。
法国探险家亨利奥尔良在云南的游记中就写道，“老鼠是最先的受害者，只是他们满街奔跑，上窜下跳，翻来滚去，像发了疯似的。然后就是猫。据说病毒来自地下，上升过程中碰到什么就袭击什么。人患了该病，症状就是腹股沟、胺窝和脖子处长硬块。”
现在我们知道，鼠疫的致病原是细菌不是病毒，而传染途径也是从老鼠开始通过食物链和生活环境传播，但他当年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当时云南的疫情已经很惨烈。
由被感染的跳蚤叮咬会造成肿块
（图片来自CDC）▼
交通方式的改善则为疫情的流动传播插上了翅膀。
清代云南，交通工具虽然仍然是前现代的，但明清两代通过多年在西南的经营，已经将驿道系统建设完成。云南内部形成了以昆明为枢纽、连通各府州县的交通系统，形成了省内四通八达、省际通往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国际上辐射至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的交通网络。
而（肺）鼠疫又是能通过飞沫快速传播的。再加上清代云南楚雄府、蒙化厅、元江州等府域由于社会经济发达而人口密度较大，对鼠疫的传播也起到很大影响。
人口集中在中部的几个主要盆地，传播方向主要向东▼
当然，村民们很少出门，不太会成为超级“毒王”，帮助细菌传播的是靠地区间经济活动维生的马帮及其他商人群体。在道光末、咸丰初，滇西地区成为云南鼠疫流行中心后，鼠疫传播到云南各地，流行的发病点便大都位于云南的交通要道上。
马帮的流动范围广，接触的人多，易被传染
一旦得病，也容易传染给别人
（图片来自：老李哥 / 图虫创意）▼
已经爆发的疫病很快又遇上了戡乱战争。
战场横尸遍野，卫生状况堪忧，为蚊虫鼠蚤最爱之地；此外，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引起当地人口的流动。
战时，有的民众迅速出逃，有些借着愈加便利的交通躲到远方，更多的则是避难于附近府县、村寨山野。在这个人口流量大且流速加快的时候非常容易导致疫情的扩散。
比如在并非战争中心区的蒙自，受到移民的波及导致境内人口短时间内迅速密集化，＂各处难民逃奔来城，庙宇祠寺，俱为住满＂，之后这些难民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很快出现了伤亡情况，无处安置尸体者众多，鼠疫横行，再度导致大量死亡，令蒙自“平原之五分之一，竟成坟地”。
在东北大鼠疫时
已经有了具备近代防疫知识的医生参与其中
焚烧尸体是杜绝再传染的一个有效措施
（图片来自hahn.zenfolio）▼
在咸丰同治时期的回民战争结束之后，云南地区的鼠疫蔓延达到新髙峰，各种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基本陷入停滞，“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大疫，此疫名鼠疫，又日痒子症，能传染，先鼠死，人即继之。”
乱投医比没医强
回民战争中鼠疫导致近150万人的死亡。据记载，仅仅在在昆明，人口“十存二三，田地半多荒芜，耕种无人”；还有俚语流传：“城中死一千，城外死八百，不够就到大小板桥拿”，鼠疫是“漏户不漏村”。
在疾控手段有限的过去，清政府面对鼠疫也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只不过有些措施如今看来有些可笑。
与今日一样，流行病发生后的最直接做法就是治病救人。清政府派遣中医官对患者进行治疗，希望对疫病的流行形成控制。
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发生疫病之后，皇帝在谕旨中表示，“闻云南官兵疾疫者多，被地苦无良医。其令太医院医宫胡养龙、王元佐驰驿站前往调治”。治疗时常用的一个方子是将一种名为紫叶佳花的植物，配以豹胆、熊胆等名贵药物熬药。但实际上，中医治鼠疫疗效甚微。
清热解毒而已，和双黄连功效差不多
（图片来自deposit / 图虫创意）▼
除了治疗外，政府还会在鼠疫流行点安置常设的治疗点对疫病进行相关的诊治，类似于今天的各种门诊点。虽然号称不收钱，但诊疗实际面对的主要是政府官员，受众甚少，因此作用也很小。
此外，由于缺乏对于鼠疫正确认知，政府还会组织一些迷信活动来消灭鼠疫细菌，常常求助于鬼神，祭祀拜神；民间拜神之风更甚，很多民众认为疫情发生乃神灵降下灾祸，以达到惩罚、警示世人的目的，所以经常诉诸修庙宇、搞祭祀等迷信活动来将“瘟神”请走。
流传已久的傩舞，长期被赋予了驱鬼逐疫的能力
戴上傩面具，企图把瘟神吓走
和春节舞狮放鞭炮差不多的出发点
现在作为一个娱乐活动挺好
（图片来自沉默的剑心 / 图虫创意）▼
光绪年间有记载，“邑绅周xx，杜子学等倡捐新建都天阁于北城垣上”，这里的都天阁就是消灭疫情的神邸。
此外，还有民众自发进行大规模迎神活动，如在寺庙向神仙求符，求得之后举行在家中张贴，并供奉给一些管事儿的神仙。
近期防新型冠状肺炎的符不知是不是得神仙真传了
（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效果，有当地老人表示，“……自建盖了都天阁后，此疫即终止了”。而实际上，是因为云南能感染的体弱者已经死得差不多，鼠疫发展到了强弩之末的后期，自然消亡了。
不过，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并非全然没用。
在危机时期，政府会将对抗疾病纳入到整个灾荒赈济的体系中去，通过发放赈灾金对民众的损失和维持生计进行补贴：“蒙自县疫毙人民四千九百二十二丁口，共赈银一千九百四十四两九钱；内除该县绅民捐助银三百四十四两九钱外，实发银一千六百两”。
当然，这些赈灾银有多少进了老百姓的荷包，有多少进了官员的私库，就无人知晓了。
鼠疫并未随着回民起义的结束后而在云南迅速终止，而是零星地在不同地点继续发生着，直到建国后随着医疗科研和为卫生水平的提高大大减少，但今天也并未完全杜绝。
不过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此次1856云南鼠疫爆发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毕竟不久后，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爆发了一次大鼠疫，接着蔓延到香港，东南亚，欧美，非洲……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疫情总共波及六十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直到1959年，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香港卜花公园内的鼠疫纪念碑
（图片来自：Wikipedia@BlakeGD312）▼
参考文献：
吴寰. 灾疫的流动性：清以降以云南为中心的区域鼠疫流行研究（1644-1949）[D].云南大学,2016.
章青琴.清代云南交通的发展及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06):112-114.
https://m.kunming.cn/news/c/2014-07-29/3644434.shtml###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王家骏 / 图虫创意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