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李自掏腰包拿了5万两银子，以“李积善”的名义入股。
第二年的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开业。北面与之遥遥相对的正是英法租界。
上海总局成立的第二天，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境外企业。
同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首航目的地便是，香港。
从此，香港，逐渐成为民族命运的窗口，以及国家利益角逐的支点。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依然是远东的“十里洋场”。
轮船招商局坐镇上海，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三大洋行争夺长江水系的控制权，香港及海运市场并非战略重点。
不过，1938年，招商局、上海、香港及中国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日本先后集结30万兵力强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绞肉机般的鏖战状态。
此时，香港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支点。
当时，欧战没有全面爆发，英国尚未对日及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因此，英殖香港，则成为中国唯一可能安全的城市。
上海滩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难民，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立即成为移民和流亡者的城市。
30岁的秦邦礼随着南移人潮，悄悄来到香港，化名杨廉安，成立了一家名叫“联和行”（Liow&Co）的公司。这就是华润的前身。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胞弟，带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儒雅斯文。早在1931年，他就拿着陈云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在上海、汕头等地开办六家“中法药房”。
以药房为掩护，秦邦礼将重要文件、药品、无线电器材及战略物资，从上海、香港，走广东汕头、大浦、福建永定、上杭，再徒步走山路才能到中央苏区瑞金。
抗战爆发后，陈云指派秦邦礼化名为杨廉安，拿着转让药房的结余资金，赶赴香港在最热闹的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成立了“联和行”。
在他的家乡话无锡方言中，“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在这座拱形门廊的英式骑楼里，“联和行”如大隐隐于市。
这一次国难当头，杨廉安身负重担。最开始，杨廉安的主要任务是，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物资输送及抗日募捐活动。
后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英港政府查封后，这一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到了联和行身上。
杨廉安不辱使命，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登陆广州后，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棉纺鞋袜、运输车及军需用品。
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几十名医术精良的国外医生，也是从联和行这个隐秘通道北上的。
香港，成为中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量战略物资严重依赖进口。日本则想方设法地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的海外供给，在淞沪会战前便派出精锐武装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
1937年12月，中国万里海疆除了澳门、香港及广州湾，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三条：
一是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但当时苏联正在筹谋西线战事，无暇东顾。
二是法属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属印度支那先对中国实行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禁运，后因日本施压，关闭了该通道。
剩下的唯一一条通道，那就是香港。
香港，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是南中国的门户，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据点及世界的航海要冲。
在远东大都市、中国最大海港上海沦陷后，香港立即成为中国抗战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转运通道。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因长江口被敌人封锁，大量原运沪货物改道香港。这一年，经香港入口的货物，中国内地占到了34.2%【1】。
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质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2】”
广九铁路隶属于西南运输公司，是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该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处，仅1938年2-10月，由铁路输入的物资达13万余吨，其中军需用品占四分之一，其余为五金、油类、机件等战略物资。
香港，俨然成为中国对日经济战的最前沿阵地，是破解日本经济封锁的的关键支点。
“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2】”，日本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对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关闭香港通道。
英国方面则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作为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英国政府基于远东利益考虑，坚持香港的开放地位，保持运输通道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本进一步施压英国，后者迫于压力于1939年7月宣布禁止从香港运出军火、卡车、石油等物质。
当时，日军已经封锁香港，经常轰炸珠江及深圳一带，封锁所有河流和铁路，以切断香港这条通往中国大陆的物资供应线。
香港通道遭受打击，不得不转入地下，变成一条隐蔽而迂回的抗战生命线：
一部分是通过走私，将石油由帆船从香港运往惠州、淡水、大亚湾及粤战时省会曲江，再输送到内地，仅1941年就达到150万加仑以上。
一部分则是先用轮船从香港运到越南北部港口海防或泰国的仰光，再通过滇越公路或滇缅公路运到中国。
“截止到1940年5月为止的10个月里，除了通过走私将汽油和煤油运到国内外，相当数量的卡车和飞机是从香港运到海防再转运到中国的未沦陷区，但仍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3】 ”
除了物资外援，金融也极为关键。
上海沦陷后，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沦为“孤岛”。
中国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快速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均以运抵香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4】”
中央银行在香港设立了通讯处，主要负责外汇管理、侨汇、口岸汇款、印制法币等业务。
在1941年下半年之前，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必须先绕道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
考虑到钞票安全及质量，国民政府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成为战时四大行法币印制的重要基地。
“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中国、交通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5】”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输入。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都是购买战时用品，借款最多之处也是香港。仅1940年达3600余万法币，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4】。
1941年抗战形势危急，国内物资极为匮乏，通货膨胀高企。四大行开放沪港商业汇款，仅下半年重庆14家商业银行，由沪港汇入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方四大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5297.5万元，其中香港为3351万余元，超过一半【5】。
为了增加外汇收入，维持外汇稳定及提升进口能力，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贸易委员会，管理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中国茶叶，与隶属于实业部的中植公司，着力出口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肠衣等。
此时隶属于财政部的轮船招商局，一部分由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至香港；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抗战，在长江要塞沉船24艘，共34520吨位，占招商局船舶总吨位的40%。
沉船抗日，山河悲壮。
中植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贸易，短短数年间，营业额达1.24亿元，其中外销占70%，直到香港沦陷业务才被迫中止。
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向苏联输送大量的茶叶、桐油、猪鬃，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中国向美方借款2500万美元，以7万吨桐油偿还，贸易及收付款皆由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办理。
原定5年期，复兴公司三年便还清全部贷款，“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6】”
另外，西南公司仅1939年从香港输向欧洲的钨砂、锡、锌、纯锑、生锑等矿产达12640吨，赚取不少外汇。
1939年度中国外汇结进港币只有92.4万余元，到1941年11月底接近1639万港币，增幅之大、数额之高，远远超过英镑、美元、越币的额度【4】。
当时的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是经济抗战的最前线。
日本攻占上海后，日伪银行在沦陷区发行了“满洲国券”、“联银券”、“华兴券”等纸币，严重扰乱了上海外汇市场，大量法币外逃，国民政府在1938年前后半年内就损失了1000万英镑，接近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7】（详见《抗战通胀简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法币十万难》）。
外汇市场损失惨重，直接威胁到公共信用，法币快速贬值，货币及金融体系危在旦夕。
这是一场极为艰巨又不容有失的货币战争。
这时，中英美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在香港成立了汇兑平准基金委员会。
1940年，德国闪袭比利时、荷兰，欧战扩大化，国际资金疯狂涌入上海，来自东南亚的20亿法币外汇返回中国，成功狙击了日伪货币。
这时，香港设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趁机收复失地，中英美三方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打击外汇投机和黑市交易，日伪“华兴银行”倒闭，日伪货币疯狂出逃。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
“香港真正是经济抗战的中心。【8】”
不过，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在同时间，日本大举围攻香港，不久香港沦陷。
香港沦陷后，中国唯一个对外窗口、贸易基地及金融中心被捣毁，中国在港资产损失惨重。日本开始南北夹击，全面封锁中国，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难时期。
山河破碎之际，香港与大陆同在，两地人共赴国难，最终赢得了最后的抗战胜利，可歌可泣。
参考文献
【1】一九三七年香港对外贸易概况，中行月刊第16卷第3期，1938年3月；
【2】香港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作战史室，中华书局；
【3】China,Britain and HongKong,1895-1945，陈刘洁；
【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凤凰出版社；
【5】四联总处史料下册，重庆档案馆，中国档案出版社；
【6】财政部三十年度重要工作之检讨与今后之改进办法，孔祥熙，财政评论，1942；
【7】抗战通胀简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法币十万难，清和，智本社；
【8】香港·海南岛之建设，秀岛达雄，东京：松山房，1942年版；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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