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了九个大一统王朝，这些王朝从建立至兴盛再到灭亡，都能找到很多相似之处，这也侧面说明了我国封建王朝从始至终进步程度十分有限，以至于我们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却无法将辉煌持续延续。
就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而言，依旧是在封建王朝从生到亡，这个一般规律怪圈之内。比如，遍地狼烟的农民起义。为了打压起义，维护统治的苟延残喘，皇权开始分散到地方，形成地方军阀。
再接着，就是军阀势力越来越强，直接或间接地将王朝推翻，所谓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些事情大清王朝是一个也没有落下。
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让大清王朝历代统治者们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其王朝也一一应验了，比如，后宫乱政、官宦当道，以及本文重点论述的言官起事等等，这些都是前几代大清帝王们最为忌讳和一防再防之事，最后还是防不胜防，到底问题出在哪呢？后宫乱政和官宦当道之危害好理解，这个言官起事有哪些危害呢？更关键的是，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待我给您扒一扒。
在说言官危害或不可取之前，先谈谈言官是干什么的？发展历史又如何呢？
言官这个职务顾名思义就是动嘴皮子的，当然主要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说写结合，目的就是给领导提意见和建议。这个职务早期出现在东汉，主要是在丞相府工作，作用是给丞相出谋划策。
在汉朝丞相是另外建府的，这府中就有一套办事机构，正如诸葛孔明在《出师表》中写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那个时代丞相权力之大，可见一斑。到了宋朝，皇帝开始加强皇权而削减相权，自然言官也开始从丞相府中走出来，直接来到朝堂为帝王工作。
要说这言官真正飞黄腾达之时是在明朝，大明王朝的帝王们有两个特点，早先的几任帝王总是对臣下们不放心，整出来一堆特务机构，锦衣卫、东西厂太监等等。
后来历任帝王不但很好继承了先祖们怀疑心理，更发挥了玩忽职守的坏习惯。虽然朕经常“请假”，象征庙堂之巅的位子上时常没人坐，但是事情还是要了解的，尤其是自认为的大事。如此一来，光靠特务似乎不足以满足帝王们需求，更何况这帮人也不很靠谱，有些事情和有些情况还是得这帮文人们互相“撕咬”才能重大爆料，避免某人或某个集团一家独大，因此言官们齐装上阵，俨然成为王朝的“中流砥柱”。
最终大明王朝的结局就是在一顿令人发指的内耗中灭亡了，一点都没有出人意料。要说有点出人意料的事情，还得算这中原江山竟被白山黑水之间雄起的一支少数民族收武装政权为囊中。
大清王朝问鼎中原之后，由于其自身文化水平极其有限之限制，在制订朝纲之时，基本上就是照着大明王朝现拿现用。
当然，你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新兴王朝统治者们，就像你永远不要小看在你之前提升为领导的人一样。
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在照搬照抄的同时，更是在积极总结前朝制度的缺陷，深挖其由盛转衰之缘由，因此针对之做了很多改变，比如宗室“封而不藩”，极力限制外戚与官宦的权力，同时更是打压这些“光说不练”的言官等等。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打压”并没有说是取缔。你说这外戚和官宦没法取缔，言官留着作甚？言官也并非完全胡说八道，这些人中也有正值之人，时而也能够说一些为了王朝江山掏心窝子的逆耳忠言，作为君主更需要摆出这种广开言路的架势，表面工作很重要。
在大清王朝皇权至上之时，这些言官们其实是没有太多市场的，尤其是在康雍乾这三代帝王执政时期。
这里毫无夸张地说，这三位帝王绝对是中国封建统治时代，难有的明君，所谓“明”并非说其为完人，而是在处世驭人之方面，难有与其肩比之人。
换句话说，这三位智商和情商都是相当之高。这样的人为君主，其特点就是一切事物尽在掌握，尤其是在法律极其不健全的封建社会，更是给了他们发挥空间，可谓是游刃有余；其次，一切胆敢在这些人面前耍小聪明之人，都很难有好下场。和珅算一个耍小聪明到极致的人物了，他在老眼昏花时期的乾隆皇帝面前也算是游刃有余，但是老皇帝前脚刚走，他就身败名裂跟我去了。
伴君如伴虎，真没错！话题拉回来还说言官，所以在康雍乾三朝，言官只有在皇帝需要之时才能发挥些许锦上添花的作用，不需要之时，有人胆敢“乱说”，高兴了不跟你计较，不高兴那就是惹火上身，甚至是身首异处。
但是到了晚清就不一样了，言官变得很有市场，如此这般其团队势力必然大增，这又是为何呢？
晚清之所以有一个“晚”字，乃是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央集权开始松懈，权力出现下移。咸丰初年，一场大清王朝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之浩劫天平天国运动席卷而来，顷刻间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半壁江山，大清王朝政权摇摇欲坠。
在王朝正规军十分不给力的情况下，咸丰皇帝迫于无奈，效仿其祖父嘉庆皇帝搞起了地方团练。结果，这道口子一开，什么湘军、淮军纷纷崛起。这些地方军队虽然名义上是大清军队，但是军队将校以及士兵基本上是只识督抚主帅而不识大清皇帝，如此中央权力必然被地方督抚侵蚀，地方军阀初步形成。
就在太平天国起事之时，外国侵略者也加紧对大清王朝的军事行动，在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之同时，提出了更多的外交需求。由于咸丰皇帝本人对国际外交事务一窍不通，认为与外国人正常外交乃是辱没祖宗之举，而将这外交权力下放至督抚为之，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都为之国家外交大事，尤其是后者更成为了晚清外交大清王朝“第一代言人”，这无疑更是加强了督抚之权力。
相对于权力下移，督抚掌权，更为可怕的是后宫乱政。
在咸丰皇帝英年早逝之后，众所周知的垂帘听政正式在大清王朝拉开帷幕，皇权尽落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奕訢之手。在叔嫂之间短暂的政治合作蜜月期之后，“感情”出现裂痕，慈禧太后准备对这位指手画脚的小叔子动手，这个时候这些个言官们就有了历史舞台，开始登场做戏。
很快，慈禧太后就达到了打压恭亲王奕訢的目的，并罢了他议政王的名号。光绪年间，随着慈禧太后的权力日益隆盛，同时也国家更进一步的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水深火热境地，在这种尴尬情况下，原本就没多少治国能力的慈禧太后，其权力来路原本就有瑕疵，在她面对一位位居功至伟的大臣，并且这些人还都以汉人为主，这明显不能让这位老佛爷放心，如此势必会通过旁门左道以维护自己统治权力稳固之目的。
这个时候什么官宦当道以及言官起事这些网络大臣把柄之手段又故伎重演。很多有所作为之人都被之束缚，例如曾国藩在其取得平定太平天国之大功之后，变得忧谗畏讥，小心翼翼。而李鸿章也在外交方面难以一展宏图，不由感叹“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这种无奈之后，更多反映出慈禧太后当权派的无知与无能。
至于言官们为何甘心为慈禧太后的“鹰爪”，原因无非乃人性之恶，或出于逐利，或出于嫉妒，亦或出于不甘。总而言之，切勿低估人性恶之一面。有朋友可能会问，难道这言官就没有刚正不阿之人，答案肯定是有，只不过为数极少且大多因不能同流合污而短命已。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 陈恭禄/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乾隆帝及其时代》 戴逸/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喻大华评说咸丰帝》 喻大华/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4】《饥饿的盛世》 张宏杰/著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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