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限到底有多大？
疫情发展到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从对防护的恐慌进入反思阶段了。热点来了又去，能沉淀下来的没多少。比如从武汉宣布封城，到封城彻底实施的几个小时内，武汉到底有多少人跑出去，这些人去了哪里，其实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现在好像也已经没人问了。
而在《英雄城市的自救》评论区，一位读者朋友针对这个问题评论说：
“有啥难的？三大运营商一查，哪些手机在这个时间段漫游出了湖北，能查不到？现在有几个人没有自己的手机？真有人反侦查意识能强到关了机拔了卡离开湖北然后一直不开机不用自己的手机？”
理论上讲，他说的都对，去找三大运营商，没准清单都能给你拉出来。
◎象征性询问
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做不到如此容易。
我们引用过的第一财经的报道，也顶多做到了粗略估计1月10日至1月22日春运期间从武汉去其他城市到底各有多少人。而从后面几天的实践看，很多人隐瞒湖北旅行史，拒不上报，也经常查不出来。
还有一个事例，一位湖北籍女士，自称长年定居无锡，年前去上海工作。尽管她辩称很久没回过湖北，她还是被请到了上海的定点隔离宾馆。后面她在网上称宾馆条件不好、和网友对线、吞药自杀的事情，是前段时间被各种媒体广泛报道的。
我们无意评判她行为的对错，只是这件事从根子上想，悲剧的起因是哪怕是上海政府在这件事上，也没办法像之前评论区的那位读者朋友说的那样，调出这位女士的手机信号情况以核实她的情况。假如她真的一直住在无锡，上海方面完全可以送她回家，后面的事情原本不必发生。
这么看来，地方政府对于相关大数据的获取权限很少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又不是这样。
我们之前的文章里提过，从湖北返乡人员隐私被泄露的事情。奇怪的是，有些人被泄露出的信息的确是登记的，有些人被泄露出的信息却是某些部门的大数据信息。看来，各个部门之间的大数据权限还是不一致的。
假设各部门间的数据能共享，从善意的角度考虑，至少可以避免很多基层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数据，减少潜在的接触传染风险。
然而政府各部门、各级政府、和政府有关的部门，拿到多少数据权限，会运用多少数据权限，却成了一个玄学问题。
一方面，各部门之间数据壁垒存在，导致很多部门统计数据都出现重复统计现象，像老油条的公司年初就被多个部门统计过情况，接待得他头秃。而在疫情期间也一定会出现基层一遍又一遍统计别处现成的信息，浪费力量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信息，关系到个人隐私，却被泄露出来，手段之拙劣甚至可以看出泄露的源头在哪里。
部门数据壁垒
上面提到的还是获取运营商数据，算是有政府部门之外的数据权限获取，自然多一道障碍，运营商也不那么容易授权。可是即使是政府部门之间，想要共享大数据，也很困难。别说紧急状态下了，就连平时，各部门数据的共享都是相当难的一件事。
大数据共享在平时也很有用，像办理一个项目，需要多个部门开出多项证明，这一下子就需要跑多个部门，有时候还会出现“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尴尬局面。假如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做到大数据共享，少跑几趟多办点事还是做得到的，在平时也能做到便民，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只是在实际应用中，跨部门数据共享也存在很多实际问题。
首先是数据标准化问题。各部门可能会对某一数据进行重复统计，但用的却是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统计方法、不同的口径。但是各部门之间对其他部门有什么数据则并不清楚，也很难做到共享，一方面造成了数据的重复，另一方面各自之间的隔阂还很多，形成了割裂的条条块块。
其次是数据安全问题。政府部门的很多网络架构安全问题很大，工作人员的网络安全意识也较为薄弱，也少有懂得计算机技术的人员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改进这一点——而改进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假如共享数据能够被轻易地获取，而系统的安全性有不足，这就意味着大量数据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发生数据非法访问、泄露、篡改、病毒植入等情况，大量数据泄露，公民和企业的隐私权将受到侵害。
除了安全技术，其他供线上数据分享的技术也并没有在政府部门广泛应用。不用说别的，就说这次疫情造成的大规模远程办公，早期就让国内几个大型企业软件差点撑不住，这还是国内表现较好、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远程办公软件的表现。而且这些软件已经在企业广泛运用，但很多政府部门没有这个意识。有的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了云上办公，但电子政务网络、政务云平台、公共数据平台和容灾备份中心等建设也未实行统一规划，跨部门、跨地区办事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另外，如果一些数据需要共享，在法律上如何规定权限也是个问题。比如要不要给民政部门足量的交通数据？其实就是个难题。
而在政府部门之间开放数据的过程中，会不会对公民的权利产生侵犯？另外，线上的一些工具，如电子证件、电子印章、电子文件权威性与效力，在法律上有没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和司法部门考虑的。
◎方便是很方便了，但私企和政府如何对接，过程是否保密，对于个人的隐私或电子证件的法律效应，范围何在？
只有在实践中，你才会发现，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公积金项目是涉及多个部门的信息合作的，需要调动人口信息、婚姻登记信息、个人未履行生效判决信息、不动产信息、同户信息、社保信息、银行征信、国地税信息、人才信息等共享数据——你可以数一数这其中跨了多少部门。
在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方面，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做得不错，这一改革的初衷是简化办事流程，让群众少跑几趟，所以根本上也不是为了数据共享，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上打破各部门数字壁垒的作用。
就这，还是多亏浙江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浓厚，以及当地互联网技术在各行业普及度高。即便如此，也只是做到了政府部门间部分数据的共享而已。
应急机制里的数据共享
而应急是另一回事。
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部门也有相应的应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数据互联互通。
比如各地的防汛工作，全国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实现了省、市、县、乡（镇）的4级视频会商，部分沿海省会商系统还延伸到村一级。
不过这套防汛指挥系统是在十多年前建立起来的，技术相对落后，既落后于如今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也跟不上国家机构改革后的需求。
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少城市的防汛信息化是水文监测系统或水务部门独立建设，缺乏与气象、交通、排水、住建、广播电视、网络运营商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信息之间相对独立，缺乏信息之间的联动分析。
这种信息上的割裂，不适合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的需要，也不适合人工智能进行预先的分析。
这就意味着，这套系统最终还是需要大量人力来运转，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各种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保障人员相继上岗，涉及人数众多，人力消耗大，成果还不一定理想。
而在应对自然灾害压力较大的海南，2016年年底建成了海南省互联网+防灾减灾信息平台。这套系统实现了水务、气象、海洋等3个防核心成员单位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的整合共享，算是逼出来的成果。
◎一打开就定位到我的位置了，不知是喜是悲
别的不说，其他部门和海洋部门联动，就可以借助海南岛的近岸雷达和北斗系统，监测海上渔船具体位置，引导渔船回港，救下渔民性命。
大数据的整合，除了打通各部门间数据壁垒之外，还在于挖掘数据存量，从中分析，便于未来预测。比如这套系统可以挖掘台风历史数据，预测台风登陆海南的概率。另外，综合了水务和气象信息，这套系统可以预测降水对水库水位的影响，便于为台风到来前的泄洪方案制定提供模拟情况，有助于决策。
这套系统还可以向社会发布供水、电、油、气、道路、通信等信息。在救灾阶段，这套系统由于整合了省军区、武警总队、消防总队、通信管理局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铁塔、电网公的应急抢险队伍，省民政厅和地震局的物资仓库，省工信厅的应急加油站，省卫计委的医疗机构分布和床位，省粮食局的粮食应急储备，省环保厅的饮用水水源地等信息，可以很方便地调配全省应急保障资源投入抢险。
这套系统在海南的建立和完善，与海南长期应对台风造成的灾害有关。而别的地区应对别的灾害机制则未必有如此完善，也未必能够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
机制怎么了？
具体到武汉，疑问仍然很多。
武汉在应急方面，可能以往真没遇到疫情的特大爆发，所以本次疫情应对处置失当，勉强表示一下理解吧。
那在两江交汇处，又是季风区的武汉面对洪水总该做得够好吧？结果2016年的洪水武汉损失仍然惨重，尤其是在新洲区甚至发生了决堤。后续的报道中提到，新洲区的堤坝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久失修，而官员则在河堤加固工程中受贿而判过刑，加之近年挖沙较为猖獗，而暴雨突如其来，最终酿成大祸。
都抓出蛀虫了，就没人事后再去看看大坝可靠不可靠？
这还是在湖北长期是长江防汛重点省份，湖南江西帮着背了不少锅的情况下发生的，实在是让人难过。
说回疫情。
之前有过报道称非典之后，我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并经受了多次新发传染病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去年内蒙古的鼠疫处理的也相对不错，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爆发。这一次，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武汉的医疗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都算较为充足的（其实是全国医疗资源较为紧张），而在此之前，还有多位“厉害了我的国”宣传自媒体，声称病毒选择在拥有P4实验室的武汉传播是自寻死路。然而，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各级疾控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几次来回，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非典后建立起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拖延了那么久才启动，我们也不敢写，感谢之前探究过这一问题的媒体吧。
这套机制的启动尽管迟缓，但有个动作倒是挺快，那就是训诫了8名医生。这八名医生里有人是在微信群里说话，而被请去训诫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是有人在背后告密，还是数据被获取了？是后者的话，政府的数据获取权限怎么突然大了？
所以问题来了。你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无所不包，权限很大的利维坦，却发现应急的时候它却被各种数据壁垒深深困扰，行动迟缓；你觉得这是被官僚习气拖慢效率的泥足巨人，可有时候信息泄露让你不得不怀疑其数据力量还是很大的——只是用在了奇怪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在信息采集这个大数据重要的环节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在最初不断被忽视，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理说他们在早期和病人接触，他们的第一手信息本应能够进入系统并引起警觉，但后来他们却被严令不能泄密，甚至不能好好做防护。
有人认为李文亮医生不应该获得“吹哨人”的称号，我倒觉得不必拘泥于某个称号，而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他是在一线的医生，正是很多他这样直面一线的人，他们的意见如果不得到重视，以上说的大数据共享之类，完善的系统也好，都得不到最真实准确的信息，结果必然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无论是平时还是应急时候的信息系统，如果真的要进行大数据升级改造，这里面涵盖的数据对基层群众的开放程度又是多大呢？基层群众的意见、信息又该怎么上报、该被如何对待呢？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安全隐私问题呢？
我们不敢讨论太深入，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参考文献：
【深度】武汉新洲七里村：洪水重灾区里的脆弱堤防|界面新闻 · 中国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36937.html
丁沙沙, 皇甫鑫. 现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行政审批改革——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案例[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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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薛爽. 人工智能在防汛应急指挥中应用的初步构想[J]. 中国防汛抗旱, 2019, 29(5):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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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