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一生都在变化；但是，要说起那些在一生中影响个人发展和成就的变化来，就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讲清楚、说明白的，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简要精炼地概括出来的。
做名人的好处，就是有很多人研究他、讨论他，帮他总结一生的行事，当然，也会评定他一生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
曾国藩自己的撰述，就已经够人学习了。但是，一些人还嫌不够，还会继续挖掘别人对曾国藩的记述。
这里，就通过清代笔记中的记载，看一看曾国藩一生之中三个方面的三大变化。
本文出自清人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一生三变》一节。
曾国藩的一生，在各个方面都有变化。这里主要讲述他在书法、学问、思想方面的变化。这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变化，又大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故而，又称之为“三变”。
第一、曾国藩在书法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书法，最初，他学习的是柳诚悬（公权）。
柳公权，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其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其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2、中年开始，曾国藩的书法又学习黄山谷（庭坚）。
黄庭坚，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谓；与张耒、晁补之、秦观游学苏轼门下，合称“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书法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3、到了晚年，曾国藩的书法，又学李北海（邕）。
李邕，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字泰和，汉族，广陵江都（今扬州江都区）人；唐代书法家；其父李善，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他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括州”、“李北海”；行书碑法大家，书法风格奇伟倜傥；李后主（煜）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传世碑刻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
另外，晚年时，曾国藩的书法，除学习李北海之外，还参学刘石庵（墉）。
刘墉 （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高宗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清仁宗嘉庆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清；书法造诣深厚，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永瑆、翁方纲、铁保）；清代徐珂说：“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纸本墨迹，故宫博物院藏；其字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其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
所以，看曾国藩晚年的书法，其挺拔稳健之中，让人觉得，又富含妩媚之态。
第二、曾国藩在学问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学问，最初致力于翰林词赋。
清代沿用明朝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
翰林之官，以编修国史、记载言行、讲解经史、草拟文件为主要工作，所以，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词赋之学，最见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词赋。
曾国藩最初的学问，功夫用在翰林词赋上，就我浅见，这是属于职务性质的学问、属于技术性质的学问。
而且，词赋之学，在正统儒家看来，算是末学。
2、后来，曾国藩与唐镜海（鉴）太常（太常寺属于五寺之一，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太常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交游。受到唐镜海的影响，曾国藩专心研究儒家先贤的语录。
唐鉴（公元1778年～公元1861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己巳洪莹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与清朝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称；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他对曾国藩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有深刻的影响；著有《朱子年谱考异》、《学案小识》、《畿辅水利备览》等。
对于儒家先贤语录的用心，主要是在修身上下功夫，这是儒家的门径。
这也是从职务性质、技术性质的学问向人生哲学、修身处世、心理层面、精神高度的上升。
3、之后，曾国藩的学问，又用在了六书之学上。这一时期，曾文正博览乾嘉学派的训诂书籍，但是，对于宋人的注经，他不以为然。
六书之学，是研究六书理论的学问，为东汉许慎所创；唐李阳冰刊刻《说文》，多以臆测；宋王安石著《字说》，随意穿凿；鉴于李、王二氏的失败教训，自宋代郑樵始，许多学者力倡并从事六书理论研究。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该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因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也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该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第三，曾国藩在思想上的三变
1、曾文正的思想，在他做京官的时候，主要以程朱为依归。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至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传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学说。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在南宋并没有多少优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定为官学以后，始得兴盛。程朱理学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影响也颇大。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平民化、以及民间的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2、在曾国藩出来办理团练、处理军务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是申韩。
申韩，是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称申韩之学。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之一，古代大家和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其是道家的分支。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遂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这一时期，曾国藩曾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意在表达自己的刚直。
3、清文宗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军中时，家中亲亡，丁外艰。收到讣报之后，他马上奔丧，返回原籍。因为此事，朝中议论纷纷，大概是说人臣不能以私废公，官员们对此颇不以为然。此时，左恪靖（宗棠）还在骆文忠（秉章）的幕府之中，对于曾国藩的行为，左宗棠横加指责、随口诋毁，一时间，众议哗然，随之应和。因为这件事情，曾国藩心中也很内疚，他思虑过度，得下了严重的失眠病。后来，笔记作者欧阳兆熊推荐曹镜初（耀湘）为曾国藩诊疗。曹镜初在给曾国藩治疗的过程中，曾对他说，岐黄之术医治的只是身体的病痛；要治疗心病，可以学一学黄老之术。曹镜初对曾国藩的规劝，大约也就是在要求他能够“无为”，如此，心结才能开解，才能达到从根本上疗疾养生的目的。
“黄老”，也称黄老学说或黄老教派，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老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黄帝、老子的思想，并兼采阴阳、法、儒、墨诸家观点，形成一家之言。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是汉初的统治思想，即“休养生息”。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未受黄老之术影响之前，曾国藩在写信给胡文忠（林翼）时，只要说到左宗棠，他往往都会破口大骂。曾国藩还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提到，说是自己和左宗棠的关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还说自己永远也不要再和左宗棠说话了。
咸丰八年（公元1857年），朝廷下旨，曾国藩被夺情〔中国古代礼俗制度中，官员遭父母之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理应守丧之时，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起用，支援浙江。他刚到浙江省不久，就集一联：
敬胜怠，义胜欲；
知其雄，守其雌。
上联，据《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里说，这是周武王甫登位向大臣问道时，姜太公回答给他的提问所提到的句子。
姜太公所言，出于《丹书》，其辞如下：
“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也就是说：
恭敬胜过懈怠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仁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仁义就凶险。凡是办事情不努力就会出偏差，凡是办事情不恭敬就会歪邪，歪邪偏差就会毁灭，恭敬认真就会永世长存。
下联，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
知雄守雌，正是处于最为恰切、最为稳妥地对全面情况的把握的状态。老子不仅提倡“知雄”，关键还在于“守雌”。“知雄”不是仗势欺人或“得理不饶人”，而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守雌”不是被动地“任人欺凌”，而是处后、守柔、含藏、内敛。知雄守雌，是谦退到不能再退、放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与“懦弱”仅有一纸之隔。谓内心虽然坚强，外表却要柔弱，与人无争。这是古代道家所谓“和光同尘”的处世态度，也是道家提倡的一种韬晦自处的处世哲学。
集成此联后，曾文正还嘱托左宗棠书写成篆体，以此联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传达自己处世的主张。
由此，曾国藩与左宗棠又和好如初，情谊笃深，从此以后，两人也不念旧恶了。
曾国藩这一次出山之后，为人处事，他全都以柔道运行，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功业显著，也未见他有半点沾沾自喜之色。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对笔记作者欧阳兆熊说：
“有朝一日我故去了，如果有人为我写墓志铭，铭文我都已经想好了，那就是：
不信书，信运气；
公之言，告万世。”
所以，在曾文正去世之后，笔记作者欧阳兆熊给他挽联如下：
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此联的下联，后面几句，就是对曾文正晚年思想境界与处世哲学的概括。欧阳兆熊觉得，自己的这个总结，大概可以写出曾文正的心思、心事。
曾文正自己也曾经说过：
“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取向。
这里，再补充一下文中的相关资料。
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字晓岑（小芩），号匏叟，湘潭县锦石人，生卒年不详；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中举人；家庭富庶，性情豪爽，仗义疏财，颇能周济贫儒；爱文学，工诗联，与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李续宾、罗汝怀等相友善，与吴熙之父吴棠交谊颇深；道光年间，名重全县，然论事持议常多偏颇，不为时局所用；其与曾国藩岳父欧阳凝祉系本家，与曾氏妻弟欧阳牧云、欧阳凌云往来密切，数次医好曾国藩之病，故与曾国藩深交，关系亲密，时有诗词唱和，书信往来，曾国藩家书中常提及的“小芩”即是；后在湘潭城内开设医药局，延请众多中医师，专为百姓治病；曾自费出版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对晚清时伤寒论的推广多有贡献。
金安清。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
曹耀湘。
曹耀湘，字镜初，湖南长沙人，清朝末年学者、诗人，在先秦诸子、诗歌、楚辞、经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骆秉章。
骆秉章（公元1793年～公元1866年），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自少勤学，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后被授为编修，迁移为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被任为湖南巡抚，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着；清文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以守长沙有功而复职，并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北巡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实授湖南巡抚，任上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四川总督；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之后，石达开请求和谈，佯称答应，将石达开俘虏，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衔；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公元1885年），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清德宗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胡林翼。
胡林翼（公元1812年～公元1861年），汉族，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清宣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抚鄂期间，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全文结束）
作者：史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