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比较公认的情况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那种人马均披挂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最早的源头应该是来自纵马西亚的斯基泰人王朝、帕提亚帝国（今伊朗），以及之后的萨珊波斯。比如在斯基泰人的墓葬中发现了最早的重甲骑兵形象。一些学者认为，盛行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是沿丝绸之路，从帕提亚帝国传来的。当然，还有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重甲骑兵是我国军事技术自行发展的结果。
比如就重装骑兵标志性的马铠进行探究，从提高战马防护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甲马”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中原战场尚为兵车所统治的时期，诸侯国的甲士们不但身穿“三属之甲”，同时也给战马披挂上了厚重的皮革护甲。这一点，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已被发掘的诸多春秋战国时期楚、曾等国的贵族墓葬中，得到了考古证实。比如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楚墓中，就出土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战马护甲。另外，从出土的三国到西晋期间的兵马陶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当胸”（实物可能为铁质）已经被大量装备（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东汉时期，我国已经给骑兵装备马当胸了）。西汉时期建立的“北军八校尉”中的越骑校尉部，也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装备了马铠的重装骑兵。三国时期，曹魏最为精锐的“虎豹骑”，更被认为是一支成建制的重装甲骑部队。
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第一个是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唐统一后，不着马铠的突击骑兵逐渐替代掉了具装重骑在战场上的核心地位。第二个高潮则是宋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转化为新式的农牧帝国后，重甲骑兵再度成为战场的主宰。辽国的鹰军、西夏的铁鹞子、金国的铁浮屠都曾在战场上与宋朝军队死战。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重甲骑兵发展的顶峰，都是游牧民族势力冲破长城线之后，在中原地区逐步建立起封建国家的时期。
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当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封建国家后，会将自身的军事优势与在中原新获得的生产技术进行结合。其表现在军事科技上就是骑兵的“护甲化、重装化”，以便在骑兵部队对中原王朝的步兵坚阵发起冲锋的路上，保护其精锐免遭弓弩箭矢的迟阻杀伤；同时，也使之在近战肉搏中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实际上，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也保有相当数量的甲骑具装部队（这一点在南朝画像砖中有着大量的反映），不过其为北朝甲骑的光辉所掩盖。因此稳妥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崛起的甲骑具装是由北方草原传播而来的西亚军事技术与中原军事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这种军事技术的融合，根源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过渡期。已知确认的最早最完备的实用硬质马镫实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再加上高桥马鞍在东汉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当这两者结合并一同发展，使得骑兵与和战马的结合更加密切，使得“人马合一”的时代到来了。完备的马具让骑兵的机动能力与打击力日益增强。
当骑兵的打击力打击力与机动力增强之后，如何增强骑兵防御力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同样出自辽宁北票市的考古发掘成果。1995年至1998年所发掘的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三燕文化墓地中，出土了一批随葬的铁甲实物。经过我国知名考古学家、甲胄复原专家白荣金先生的修复，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时期甲骑具装所装备的全套铠甲的真容。不但马上的骑士装备了钢铁盔甲，战马也拥有防护完备的马铠。终于，在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成为战场上的统治者。
可以说南北朝甲骑具装的武器装备与防护，要超过数百年后的欧洲中世纪骑士。要知道，一直到十三世纪中前期的欧洲中世纪骑士，仅由一套被俗称为“铁毛衣”（这一俗称十分传神地描述了当时锁甲的型制）的锁子甲来提供防护。同时，当时欧洲骑士的战马是没有防护装备的。当装备着重型札甲、人马俱装的蒙古人从东方袭来之后，钣金甲片才作为加强锁子甲防御力的附件开始在欧洲被大量运用。另外，十字军东征也带来了新的风俗：骑士们在穿着铠甲的同时，也会穿上一件布料制作的罩衣。在使得铠甲穿着更为舒适并曾强一定防御力的同时，也提供装饰与敌我识别的功能，最后发展为战马的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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