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到新冠
新冠疫情正在爬坡期，这两天各地不仅确诊人数增加，肉眼可见的发病患者也开始增加了，这再次证明了封锁措施的重要性。下一个考验是节后复工潮，推荐大家能呆在家里休息或者办公的还是呆在家里，毕竟现有的人群密集处管控手段只有测体温一项，而这是无法识别潜伏期患者的。
再熬一熬，疫情拐点早晚会来的，到时候再出门才是安心又不添乱。
天灾当前，压力肯定是有的，而且不让出门很多高社交需求的人怕是都快得心理疾病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需要一些幽默感去消解病魔带来的沉重感。本就具有猎奇属性的乡村话题，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在互联网上活泛起来了。
从上个月到现在，我已经在各种群里看到不下50个农村防疫视频了。河南鬼畜村长和大爷提关刀劝返都是前期被扩散得比较快的画面，我还看到有浙江农村宣传队扮鬼差打梆的，有苏北村官推音响背顺口溜的，还有四川村警查麻将的。
这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动员能力和创意都是不俗的。先组织干部队伍，然后给老百姓讲政策，再用各种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普及知识（有时候说得有些过了，但在农村环境倒也并无不可），最后是用农村特有的自治手段对付那些不服管控的人。
但猎奇的视频看多了，快乐散去，涌上心头的却是悲哀。农村防疫创意百出的玩法却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指望不上任何外部援助，终究只能自保。就目前来看，农村还不是疫情传播最严重的区域，而且可能也一直不会太严重，但如果疫情向农村扩散，处置难度会可想而知地比城市高得多。
农村医疗条件的匮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在非典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
非典时期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做了这样的统计：当时全国平均每个乡镇拥有卫生院数为1.2个，每15个村才拥有1个乡镇卫生院，农村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为0.79张，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为1.3人。
所有这些数字，都没有到达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30%左右。再加上当年基建条件也不好，通讯手段也有限，农村如果出点什么事是真的来不及管。
举个例子，非典期间北京通往廊坊的路是被挖得一塌糊涂，动辄来个10米大坑。这事后来发现真不是廊坊市政府或者北三县政府指挥的，都是城乡结合部的老百姓自己动手。没办法，当地没医疗，实在惹不起瘟疫。
当年统计局的干部就在呼吁，要加强基层卫生建设，免得在疫情到来时手忙脚乱。
十几年过去了，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真没有。
2018年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目前乡镇卫生院共计36461个，而乡镇级单位（不含建成区街道）共有35400多个，平均下来一个乡镇单位只有1.03个卫生院可用，比当年还少。
这当中当然有我国近几年大量撤县设区，乡镇单位改为街道，相应的卫生院也改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影响。按卫健委的说法，这类社区卫生中心密度是变高了的。可在它们的背后，乡镇卫生服务密度进一步下降却也是事实。
这时候再看关刀大爷，你会觉得他是个背负着全村希望的真男人，而不应该是被猎奇的对象。
预防第一，农村尤其
?农村治理核心团队对村落防疫重视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仍然不够。对疾病返贫的担忧，不止出现在城市中年危机群体当中，农民也同样有。只要把疫情的致病性、致死性、治疗难度说明白，农村治理团队很很快达成加强管控的共识，都不需要乡镇领导去做什么工作。
当然，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免费医疗的政策给的都很快，从密切接触者到疑似再到确诊的医疗费、生活费都会得到政府托底。但这些优惠的前提是要得到确认，现在就算是在城里的也还要排队，农村的落实自然更加困难。
非典时期就是这样的。
还是刚才那份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队的报告，从1991年开始，全国新增财政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进入了农村。这逼迫乡县级医疗机构虽然挂着公立的招牌，实际运转却大量依靠很不规范的市场收费。村级卫生室则更是变成了类似小卖店的个体经营。
当年在北京，一个疑似病人每天的治疗费用就高达1090元，确诊的重症病人每天要花费3220元，还有生活保障等要报销的费用，总数相当可观。就算是医疗基础投资完善的北京，当时执行起来看着也有点吃力，如果农村大规模爆发，那真的只能扔着不管了。
这些情况经过这些年我们的农村投入政策是有所改良的，比如村卫生室的规范性上去了，新农合的补贴力度也变大了，江浙粤鲁等发达省份也有了新的养老保险政策。但投入不足、人手不足、技能不足的情况仍然是长期存在的。村民不敢去医院的还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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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县级政府往卫生系统投资也是想多了。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县级财政来说，能保住基础设施运转并有所发展已经堪称政绩，人称“吃饭财政”。医疗和教育这种长期投入，又几乎没什么见效的投资举步维艰，是只属于百强县的福利。
所以村官们也明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预防阶段重视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要冒险，就没有后面那些糟心事了。
农村独特的优势
在疫情面前，农村是极为脆弱的单位，但是比起管控乱象频出的大城市，农村又有很多独到的优势。善于利用这些优势投入防疫的村庄，还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农村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给能力强，交通需求不大，封村封路对经济生活造成的损失比较小，长起封锁可能激起的反弹相较城市会小很多。最低限度，农民有自己的自留地，粮食储备一般也比较充足，吃点粗茶淡饭还是可以坚持很久的。
城市就不行了，像有些疫情不是很严重的地区也采取了网格化防疫的手段，封大院、封小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就很大。如果再遇到有确诊的邻居导致彻底封楼，而潜伏期又一个接一个的话，迟早会造成反弹。
这很考验基层治理的水平，安排一批穿蓝背心的土著耀武扬威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在灾后造成更严重的土客矛盾，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像彻底封城的武汉现在推出了市民心理干预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但说真的，如果不需要这种措施才是最好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了很多养殖户和种植户求救的声音。
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更加细密的分工和越来越高的农村参与度，现在从事经济种植的农民人数比非典时期是多多了，农村防疫确实比非典时期更具有挑战性。
另外，这次疫病爆发的时间点对农村也是比较有利的。大量农村能很快动员起参与封路、执勤、巡逻、宣传的村民就是一个结果。
春节期间本就是农闲时节，很多农民本来是没有正事干的。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去村口执勤不仅能玩行为艺术，还能有光明正大的借口和其他执勤员唠嗑。除了在室外有点冷，没别的毛病。所以村民对参与封锁的积极性很高。
但1、2月份尚且可以如此，如果开春以后病毒仍然没有失活，拐点到得更晚的话，农村的动员能力怕是也会出问题。
非典时期很多农村地区就遇到了这个困难。
非典虽然也是在春节期间出现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的爆发、扩散和强力控制手段已经是在4月中旬了。在那之前广州还举办了国足友谊赛、罗大佑演唱会、万人长跑等群众活动，举动相当迷惑。全国性拐点一直到5月上旬才出现，后续还有一段时间的传播期，而“三夏”农忙季在5月中旬就要开始了。
比如在农业城市河南周口，03年5月中上旬涌入了近26万返乡农民工，准备参与农事。而留在农村的农民也已经不愿意参加封锁、执勤等活动了，毕竟“三夏”是一年里第一次农忙，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最后周口市采取的措施是派遣了市计生委的班子下乡巡逻，顶替农民参与隔离管制和宣传教育。好在那时候非典已经是强弩之末，最后周口市只新增了一例确诊，没有出更大的乱子。
关键是要重视
?农村还有一个防疫管控的天然优势，就是家庭信息透明。
各家的收入情况、人口情况、亲属情况，村干部一般都可以掌握得比较细致。相对而言城市街道、居委会干部能掌握的情况一般只局限在土著老街坊，大量外来人口的实际情况在城市基层管理中是无据可查的。
所以在村民力量被动员，村干部加强巡视管理的情况下，疫区流出人员想进入农村并不容易，想要不为人知地长期躲藏就更不现实了。只要村民没有掉以轻心，想控制传染源根本不用跟城市里一样“悬赏捉拿”，只要老村长出街转一圈就够了。
即使现在农村人流量大，进城工作的年轻人更多，农村干部对基本情况的了解程度还是远远胜过城市。
而农村联系紧密的社交结构也强化了农村的自治能力。如果有家庭包庇疫区来人，被邻居、亲属发现之后，就会被列为对全村不负责的家庭，灾后面对的社会性死亡的压力。在城里还能换个社区隐姓埋名，在农村你还能逃到哪去？
有这份心理压力在，农村的管理也会相对简单。
所以从社会结构和治理能力上看，农村是可以胜任防疫自保的工作的，怕的是心态上不重视，或者重视得不够早。
比如这两天很火的“晋江毒王”，是在1月21、22日两天参加的宗族聚餐和宴会。虽然不像网传的那样是划拳手，却也真的以一己之力让数千人被隔离。当时新冠肺炎已经在全球确诊450例，武汉也已有9人死亡了。泉州虽远，不至于要封城，但农村的大型聚餐活动还在办，确实是不重视造成的。
如果能及时重视起来，农村的防控水平会很可观，中国农民的觉悟和理解力都是不错的。
还是用非典期间的真实案例来说明。
非典疫情之后，山西医科大学对省内村民进行过一次疫情认知情况调查。调查要素很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几个有意思的问题可以拿出来再说说。
研究人员发现，经过宣传教育工作，有72.2%的村民会在家中常备消毒液，并经常进行卫生打扫，一改以前农村脏乱差的环境现状；有68%的村民意识到了非典的严重性，对在城里上班、上学的亲朋感到担心；有53%的村民自觉自愿地呆在家里，并觉得主动隔离就会很安全；甚至还有38.7%的村民对研究员抱怨了村卫生员问诊不戴口罩的事。
山西在当时是几个疫区之一，在农村地区加强宣传教育对疫情防控是很有必要的，山西基层做得也尚属不错。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调查中省城太原周边的各项指标都显著优于忻州、长治和太原最偏远的县级单位娄烦，可见地区内的大城市仍然是基层治理水平最高的。这次新冠疫情武汉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已经是全湖北做得最好的地方了，全球外援确实应该更多地关注湖北的次级县市。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最后来说说农村防疫让人比较忧心的几个问题吧。
第一就是农村小社会社交需求对隔离政策的破坏作用，“晋江毒王”已经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农村是一个人情社会，线下的社交需求非常高。现在大规模的聚餐是严管了，但小范围的串门、共餐恐怕是很难一棍子全都打死的。
◎图片来自：weibo
在山西农村的那份调查中，竟有近35%的村民还是在非典期间照常参加红白喜事，近30%的村民坚持逛庙会买菜，这就很不容乐观了。风险在疫情彻底解除前，是长期存在的。
而且在缺乏其他娱乐活动的情况下，让农民憋在家里不许串门也确实比较为难人，偷摸着打牌打麻将嗑瓜子的总是会有。在看到的一些打击村内聚众打牌的视频里，民警最后只能用锤子把牌桌打烂。这样执法就过于粗暴了，但在基层治理条件下好像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第二是因不科学或者刻意夸张的宣传，造成农村不必要的混乱。
比如在基层宣传中，很难要求村干部将病毒感染与细菌感染的区别说清楚，在很多情况下连他们自己也缺乏辨识能力。因而在对疫情进行夸张化的公告以后，有村民在家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出现，这不但无异于抵抗病毒，还会增加无关病菌的耐药性，增加此后的疾控风险。
吃抗生素还算是有点科学头脑的，在缺乏医学常识的情况下，很多村民还会寄希望于巫术迷信。毕竟巫和医在上古社会就是浑然一体的，当医的条件不足时，就自然会退化为巫。非典时期，中国农村就出现了农民以为燃放爆竹、喝符水就能治病的谣言，生生把2000年代活回了公元200年黄巾起义的年代。
第三是处在行政管控边缘区域的农村可能出现物资价格扭曲的现象。
山东援汉蔬菜事件前一阵惹出了不小的风波，但无论这些菜是送还是卖，终究还在武汉市场监督局和全国人民的眼皮底下，不会搞得太离谱。但农村这种监管盲区，无良商人的发挥空间可就大多了。非典期间在北京卖到100元一瓶的白醋，在河北郊县也能卖到100元，而农民往往没有辨识能力和查询、呼救的渠道，只会进一步加重恐慌。
再深想一步，疫情过后，农村的经济恐怕还要遭到第二波打击。农村出产的都是难以储存的农副产品，灾后农民必然急于贱卖，如果再遇到通过信息差恫吓农民的无良中间商，那农民受到的二次打击怕是比疫情期间更重。
所以即使疫情过去，对于沉默的农村，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病魔当头要杀病魔，疫情过后还是要保经济，不能让我们的好农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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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封面图片来自：weibo@帝吧官微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