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我们（一席）请陈嘉映老师做了这个演讲。今天我问他：“我们如何相信公义？又如何奢望幸福？” 陈嘉映老师回：“我们这个国度，公义难能可贵。让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之处，增添一点点良善与公义，永远永远不要与不义者共谋。”
他接着转发一句：“至少，你可以擦净一片玻璃，让光透进来，倘若你不是光，或者还不敢成为一道光。”
我们说什么人幸福呢？我们说那些心地善良、品质纯正的人幸福。
演讲 |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德与幸福
有点紧张，不经常在这种场合讲点什么，这次一席请我来讲，我就选了这么样一个题目，就是美德与幸福。
这个主题说起来也蛮简单的。第一，我们差不多都希望自己幸福吧？有句古老的话说：人人都追求幸福，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自己是一个品德良好的人，很少有人愿意别人说他是个缺德的人。
所以有可能你既拥有幸福，又拥有美德，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珠联璧合的。简单地说，如果你是个企业家，你好好做你的企业，但是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坏的官府，它要求受贿。也许你不做什么大事情，就是在过日常生活，但是父母病了，你排个队去看病，怎么都排不上号，那你是不是要托人走个后门。诸如此类，从大大小小所有这些方面，你都可能碰上这样的矛盾。
这个矛盾简单说起来就是：如果美德和幸福你只能选一样的话，你选哪一样？
我们平常所说的美德或者德性，并不一定都会给你带来好处。你勤勤恳恳地认真工作，也有才气，你花了半年时间画了一幅画卖了五千块钱，而剽窃者可能一下子就卖了十万。
你善良，你看见一老头，就像我这样的，过马路摔了一跟头，你跑过去扶他，结果他爬起来之后说是你撞的，还有主动碰瓷的。结果善良的人反倒吃了亏，那些袖手旁观的倒没事。这种现象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注意到，而且也有大量的讨论、大量的记述。
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就有一篇故事叫作《罗刹海市》。《罗刹海市》写的大概是这样一个地方——那里面越是长得丑陋的，就越是做了高官，享有荣华富贵，最丑的就当了君主，而那些最善良、最美好的人就处在社会底层，做着最辛苦的活，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
蒲松龄（左）和他笔下的《罗刹海市》 右图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罗刹海市》当作一个隐喻，跟我们所设想的美好世界是倒过来的。在罗刹国里，不是有德的人过上最幸福的生活，正好相反，是那缺德的人过上最幸福的生活、最好的生活，而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却始终过得不幸。
不过我想说，我们的现实世界，无论它好与坏，毕竟不完全是罗刹海市。我们想想自己的经历，然后再看看身边的人，你们年轻人看看父母，我们上了岁数的人看看年轻人，就会发现：好像勤劳的人，认真的人，善良的人，自我约束的人，他们往往还是能够给自己挣上一个好生活。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但美德并不总是跟幸福冲突。
那些成功人士，那些过得不错的人，你看他们身上往往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而那些懒惰的人，放任自己的人，做事不讲规矩的人，往往也没有过上什么好生活。你放眼望向自己身边的人，你会自己去做出判断的。
当然相反的例子很多，也正是因为这些相反的例子，蒲松龄才会来写《罗刹海市》。而且我们也经常会抱怨，会批评，会指责，看到那些不公义的人得了好处，那些主张公义的人没得到好处，我们会感到气愤，会发牢骚，甚至会抗议。
这一方面说明社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就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糟到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还会心有不平，还会去抗议，还会去抱怨。我们要是真正生活在罗刹海市，所有人就把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当做一个司空见惯的世界，当做一个自然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可能连抱怨都忘了。
那么美德跟幸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一时这么想，一时那么想，也不容易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有一种理论是，做恶即使得到好处，那也只是一时的，长远看来，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看法也许偏于乐观，但狡诈的人，欺骗的人，不诚实的人，终究往往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话看得太实在了，因为的确也有狡诈的人一辈子也混下来了，而公义的人一辈子也没得着好，这些情况也是有的。
美德跟幸福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光我们会碰到，我们自己会去想，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思想家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下面就稍微梳理一下历史上的这些思想家，看看他们对这个事情大致有些什么看法。
我把他们的想法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功效主义。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功利主义，但是我还把它叫功效主义吧。按照功效主义的说法，道德是达到幸福的手段。
功效主义主要是一种英国的理论，后来从英国蔓延开来。功效主义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像穆勒、边沁都是重要的功效主义理论家。
约翰·穆勒与初版于1859年的《论自由》
第二类我把它叫做唯道德论的主张。这样一种主张是只认道德，而不管道德带不带来好处。古代有个特别出名的唯道德论的思想家或者哲学流派，叫做斯多葛的思想流派，近代康德的思想理论也特别有影响力，我们可以把康德看作唯道德论的一个代表人物。
第三类就是像孔子、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道德放在很高的地位上，但是他们跟唯道德论不同，他们认为幸福不仅包括美德，而且也包括健康、财富、长寿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
功效主义
我先讲一下功效主义的理论。功效主义认为幸福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美德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这种理论可能对于你们年轻人，至少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起来有一点点俗气。把美德当作手段，好像听起来总归不是那么特别义正言辞的样子。
但是想想我们平常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道德教育，你会发现功效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像我刚才讲到的，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人，他往往最后是给自己、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你会觉得美德好像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手段。
在道德教育中你会听到，家长经常教育孩子说：你要诚实。为什么要诚实呢？家长就说了，你骗人不行，你骗人骗不长的，人家总会要知道的，最后人人都知道你是个骗子，是个不诚实的人，那谁还跟你玩，谁还信任你啊。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但是还是从结果上来说的。在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也有这样一种功效主义的教育。比如，有些品质给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要大一点，但有一些品质就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很明显的好处，比如像正直。当然我们知道正直是一种美德，但是一个正直的人很容易得罪上司，如果你在一个机关或企业里面工作，不仅会得罪上司，甚至还会触犯下属的利益，还可能得罪你的下属。
当这些正直的人急功近义，去伸张正义，他希望大家都能正直，他有时候会说“不自由毋宁死”这种高尚的口号，有时候也会这样来教育或说服我们，说今天暴君在迫害这些正直的人，而你在旁观，好像事情与你无关，但是如果你们放过他，明天迫害就会不断地扩大，会落到所有人的头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还是在用功效主义的方式来进行鼓励和教育。
哪怕在《圣经》里，也会这样来信仰上帝，信仰神明：“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圣经》中的诗人大卫
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功效主义不是一个很全面的学说，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下面我就要讲讲功效主义它的确也有些不足。
第一个不足我们刚才讲过了，虽然有些美德有时候或者通常会带来幸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德，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带来好处，而的确有些恶劣的手段反而能够带来好处。这时候如果你只是把美德看作手段的话，那你会不会为了幸福，为了过上好日子，去采用那些恶劣的手段呢？这时候功效主义就有点变化了。
我们日常所说的功利主义，是指为了好处不择手段，这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很可疑的观念。在集体生活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很可疑的主张。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后来干出了相当为人不耻的事情，他们一开始的辩护都是说，“为了这样一个高尚的目标，我们且不管手段是什么样子的”。
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这里不多讲。但是你回忆一下你所知道的历史就会看到，如果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集体，为了高尚的目标或理想不择手段，最后往往是会带来灾难的。这是功效主义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地方。
从理论上讲，更重要的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是，美德并不只是幸福的一个手段，美德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粗想起来，好像我们讲起幸福就是吃好喝好玩好，但其实要是细想的话就会发现要比这多一点。
多在哪儿呢？比如说一个纳粹分子，他监管着犹太人的集中营，犯下了滔天罪恶，但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他逃到比如说南美洲去了，隐名埋姓在那买了栋房子，身上有好多钱，他就过上了太平日子了。像这样一个人，我们会说他过得幸福吗？我们大概不会这么说。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战后纽伦堡审判中，他作为行政官僚并未被起诉，后隐姓埋名在阿根廷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1962年被处以绞刑。汉娜·阿伦特就此提出了“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你再想象一个官员，他对上吹牛拍马，对下欺压受贿，他买了好几栋房子，每栋房子里都养了个女人，他吃好玩好喝好了，我们说这样的人幸福吗？我们不说这样的人幸福。我们说什么人幸福呢？我们说那些心地善良、品质纯正的人幸福。
幸福这个概念它天然就包含着相当的品德的成分，甚至可以说，美德构成了幸福的骨架，它是跟一个人的品质相联系的，它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个骨架，哪怕他吃好喝好玩好了，我们也很难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实际上他自己也很难认为自己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
道德主义
下面我简单地讲一下唯道德论。我刚才讲到了斯多葛派，唯道德论认为最重要的，甚至人生中唯一重要的就是美德。美德要不要回报呢？会不会像功效主义者说的那样：美德会带来幸福呢？功效主义把道德视作获得幸福的手段，与他们相反，斯多葛主义者主张美德不是获得任何东西的手段，美德本身就是目的。
美德即幸福。一个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叫塞内加，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美德自身就是回报。”在一个意义上，美德不索求回报，或者你要硬说它索求回报的话，那美德本身就是回报。
塞内加（ 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年－65年）
另外一个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他本人是个奴隶，曾经被尼禄皇帝重用，但是最后还是得罪了尼禄，被打入了监牢。他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就说美德这个东西是谁都左右不了的，完全就是自己决定的，“一个暴君能够给我的腿戴上镣铐，但是他无法禁锢我的心灵”。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年－135年）
这两种观点——功效主义的观点和道德主义的观点几乎是倒过来的。功效主义以福论德，就是说谁有福气，谁得了幸福，那就说明他有德了。道德主义是倒过来的，它说以德论福，就是说一个人有美德了他就是幸福的。
在实践中我们也见到过很多唯道德论者，或者接近于唯道德论者的人。比如说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屈原、文天祥，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理想什么都可以放弃。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野再扩大一点，不仅讲道德，我们也讲一个人的理想，梵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为了他的艺术理想，始终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是他也没有放弃理想。就此而言，道德主义对我们，特别是对年轻人，始终是有一种吸引力的。
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
这种吸引力有好多方面，我在这只讲一点，就是：道德比幸福好像更加牢靠。举个例子，特洛伊战争大家都听说过，普里阿莫斯是特洛伊的国王，一生非常幸福，但是他到了晚年就发生了特洛伊战争，希腊人摧毁了这座城池，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死了，最后把城市烧掉了。
特洛伊战争
无论你怎样看道德和幸福的关系，天下有很多很多命运使然的事情。我之所以举这么一个你们也许不是特别熟悉的普里阿莫斯作例子，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专门举他为例。
我再举一个庄子的例子。庄子跟道德主义者至少在风格、气质上很不一样。庄子笔下的“神人”，只凭自己的心意周行于天地之间，列子御风而行，高出常人很多，但是庄子说这境界还不够，因为他“御风而行”他还“有所待”，还要等风，而真正的神人是无所待的，这种无所待的境界就接近于唯道德论所讲的一个人内心的道德。如果道德就是幸福，你不能剥夺我内心的那种幸福感。
但唯道德论也有它的短处，我这里就列两条。第一条，即使是文天祥和梵高，他们也不反对幸福，他们并不是唯道德论的，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理想放弃幸福。但如果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想象文天祥打败了元朝人，想象梵高就有慧眼识人，最后给了他幸福生活，他并不会拒绝。当然如果梵高过上了幸福生活，他还能不能画出那么好的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人人都追求幸福，现在我们想说，这话可能要改一改，就是人人都愿意幸福，但是他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是幸福。比如说我愿意有私人飞机，但是我从来没追求过，它从来不是我的生活目标。
唯道德论的第二个问题更简单一点，就是只论道德不管结果，我们普通人做不到，我们的确是做不到文天祥那样，我们甚至也做不到梵高那样，做不到庄子的神人那样。简单地说，哪怕我能够放弃我个人的幸福，但是我还生活在社会中，我有妻子老小，这是我放不下的。
孔子与我们
最后我讲一下第三种，就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一种，一位是中国的哲人，另一位是希腊的哲人，他们两位都是把德性放在最高一级，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否认在德性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带来幸福。
孔子直接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我们想过上好生活，想富贵，人人都是这样的。区别只在于，对于孔子来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说如果要让我用不道德的方式来获得富贵，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良好生活，eudaimonia，也是跟孔子的结构是差不多的，他也是把美德放在第一位，但是幸福仍然包括了健康、财富、长寿等等。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
和功效主义、唯道德论比，我觉得还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比较接近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健康，有财富，能够长寿，但是我们也不愿意丧心缺德地去获得这些东西。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早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两者能够携手并进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两者发生了冲突，那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的，它是没有一个人人共同遵守的答案的。文天祥有文天祥的答案，梵高有梵高的答案，我们通常做不到他们那样。我们也可以说，德性和好生活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天祥来说，德性亏了一点，他就感受不到幸福，我们如果德性亏了很多，我们就感受不到幸福。
但是不管这个比例是什么样子，我想说的都是，无论你对德性的要求很高还是比较低，德性永远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是整个地放弃了德性的要求，你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如果我们不像唯道德论那样，认为幸福完全在于个人对自己德性的坚守，而且还要世上的富与贵，还要健康、长寿和好处等等，那么德性和幸福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个人的态度，而且它还有着社会上的背景。
可以说幸福和德性到底能够怎样地构成，总是由不同的社会条件所左右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个良好的社会中，那些有德的人将有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变得幸福。一个不良的社会就恰恰相反，那最不良的社会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罗刹海市。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我们用这个来规定或者定义一个良好社会。什么叫做一个好社会？那就是那些有德的人会过得更好，那些缺德的人会过得不好，那么这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在一个好的社会中，一个人得到了富贵，这是好的，但在一个恶劣的社会中，在罗刹海市中，一个人得到富贵，那是可耻的事。
当然，“邦有道”和“邦无道”是两个极端，我们实际的社会是介于一个特别良好的社会和一个特别糟糕的社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既不可能说完全地以德论福，也不可能完全地以福来论德。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一个社会想象成那样地坏。我知道大家在抱怨和批评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社会想成漆黑一团。但是这种想法、这种批评到了一个极端，它会带来坏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仿佛我们任何人都不再有正当的手段来赢获我们自己的幸福，因此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好处的人，反倒觉得这样的做法是自然而然的了。但反过来，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好到那种能够以福论德的程度，就好像我们只要好好地做，一定就能够得到幸福。
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有待那些正直的人去加以改变，加以改善。正直的人有可能要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许做不到，但是我就是希望，即使我们没有像那些仁人义士那么勇敢地站出来去改变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做到，我们在心里，我们在能做的地方，是永远跟这些正直的人站在一边的。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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