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痘疹恶疾胜疮疡，不信人间有异力。疱紫毒生追命药，浆清气绝索魂汤。时行户户应多难，传染人人尽着伤。”
这是封神演义中的一句话，原文情节是周军进攻潼关时，因潼关守将之子余德施法，一夜之间除哪吒与杨戬外，人人患病。
浑身上下长满被称为“痘”的颗粒，动弹不得生命垂危，甚至连姜子牙也不能幸免，幸亏杨戬向神农求来解药，才渡过此劫。
这里的“痘”，便是天花，是一种恶性传染病。
尽管自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成功消灭天花病毒之后，世人对“天花”二字已鲜有耳闻。
在四百年前的明清时代，天花却如同今日的“新型冠状病毒”一般，让人谈“花”色变。
清朝入关最大的“敌人”
在古代，天花所造成的死伤，甚至于不亚于一场战争。
天花的病原体天花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繁殖能力，病人去世以后，病毒依然能存活数月之久，致使无论种族、地位、年龄、性别，只要是人，就都有可能感染天花。
明朝末年，关内大批破产农民移民辽东，与建州女真杂处其间。
这批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来了肆虐中原的天花病毒。
天花由于传染性极强，让女真人建立清朝之前，便已经知晓了天花的危害。
所以满清入关之初，除了应对南明残余势力的反扑之外，如何应对天花也是其极其重要的课题。
因此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户籍居民中未曾出痘者，以及无北京户籍的生人(不论出痘与否)，按朝廷避痘制度“约定带出二十里外”。
而顺治皇帝甚至为躲避天花，不仅打乱正常的朝议制度，躲在深宫之中不敢上朝，甚至连其父皇太极定下的成例也未能坚持，连续6年未接见前来朝贡的蒙古王公。
顺治8年冬，当京城天花大爆发时，顺治帝带着太后与皇后，以打猎为名前往遵化一带的深山之中躲避数月之久。
而其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也为躲避天花，在出生不久便被抱出宫外，搬到紫禁城西华门外的福佑寺。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能使顺治父子逃脱天花的魔爪。
1660年，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便因感染天花去世。
董鄂妃去世之后三个月，24岁的顺治帝也因为感染天花而英年早逝。
而其子玄烨尽管层层设防，处处小心，不到两岁的时候，还是染上了天花。
值得庆幸的是，在乳母孙氏的悉心照料下，玄烨终于从天花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了，虽然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点点麻点。
也就是说，不要被清宫剧迷惑，康熙大帝并不是跟焦晃和陈道明那样英武，相反是一张麻子脸。
玄烨的其他兄弟姐妹大多没有他那么幸运，顺治皇帝有八子六女，因天花八岁前死亡的就有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过半数以上。
有清一代，患过天花的有顺治、康熙、咸丰、同治四位。其中，染天花而死的皇帝分别是只活了24岁和19岁的顺治帝和同治帝。（同治死因存疑，有一说死于梅毒）
天地会这些势力办不到的事情，“天花”办到了。
既然连九五之尊的皇帝都难以逃过天花的肆虐，一般民众的境遇便可想而知。
当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Dyer.Ball记录了山西疫区的惨况：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感染者只能坐以待毙。
更可怕的是，气候温和的南方地区是天花病毒的温床，汉人都视其为瘴疠之地，畏痘如虎的女真人哪里敢去统治?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当满蒙大军整装待发准备入关之际，肃亲王豪格却心惊胆战地说“我还没出过痘，此番入关叫我同去，不是要我的命吗？”。
豪格其实也算一个狠人，不信看一下张献忠的下场。但是在“天花”面前，豪格可谓是“畏痘如鼠”。
天花是如何一步步被消灭的
正是由于天花的危害如此之大，早在清朝入关之后，防治天花便已经成为国策，推出了种种隔离措施。
但是，随着顺治帝的去世，清廷无疑已经认识到，仅仅是隔离这种消极防守，已经无法对抗天花的危害，故而在康熙帝登基以来，便开始推行一系列积极的防治政策。
首先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痘诊科，广征名医，在北京城内设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他还兴建了历史上最有名的避痘所——承德避暑山庄，作为皇族幼童专门的庇护地。
然而这些措施，在一开始并未收到显著的成效。康熙17年，正值镇压三藩之乱的紧急关头，皇太子再次如他一样出痘，生命垂危。
康熙为护理太子，连续12天未能批阅奏章。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刻，清廷对天花的战争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太子出痘期间，候选知县傅为格照料有功，被提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他奉召进了京。
而傅为格之所以能照料太子有功，是因为他懂得中国南方所流行的种痘技术。
这种民间种痘法，又叫吹鼻种痘法，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旱苗法，一种叫水苗法。
所谓旱苗法，就是把天花患者的痘痂取下磨成细末，加冰片、樟脑吹入种痘者鼻中;水苗法则是把患者痘痂用人奶或水稀释，植入种痘者鼻中。
种痘法使种痘者轻微染上天花症状，然后出天花，再通过中医精心护理，使他们安全经过天花期，种痘者就会对天花有了免疫力。
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原始的两种方法，取天花患儿贴身内衣，给健康未出痘的小儿穿着二三天，以达种痘之目的，叫做痘衣法；取天花患儿的新鲜痘浆，以棉花蘸塞入被接种对象的鼻孔，以此引起发痘，即为痘浆法。
这都是通过让患者感染轻微天花，以培养天花抗体的思想，最早见公元4世纪初，我国东晋葛洪所著《肘后方》中，当时还是关于防治狂犬病的的对策。但是随后，这种技术渐渐的被运用到天花防治上。
大家别觉得好笑，因为中国人注重经验的总结，这跟如今新药物出现后，先拿小白鼠做实验一样。当然了，这种方法只是做了探索，治疗效果是很一般。
直到清人俞茂鲲的笔记《痘科金镜赋集解》中记载，最晚在明朝隆庆年间，已经出现了防治天花的种痘技术。
尽管这种“种痘法”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甚至可能导致病人死亡，但康熙仍然命傅为格在皇子们中开始了种痘试验，皇子种痘防天花也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出生的20位皇子有17位健康长大——而此前的15位皇子长大成年的仅有7位。随着种痘法在宫中的成功，康熙帝开始了大规模地推行天花预防工作，把它从宫中推广到百姓，直至漠南、漠北、蒙古大草原等北方边境。
而正在此时，一位俄国医生于1688年前往北京学习种痘法，并在不久之后经土耳其传往英国，并迅速普及开来。
由此，中国人所发明的种痘技术，在天花肆虐的欧洲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应对瘟疫，中国其实一直都有经验
中国人在应对“天花”的灾情中积累的经验，也被有效用于其他瘟疫，就比如清朝末年在东北爆发了大范围的鼠疫。
在疫情开始阶段，西方媒体纷纷认为中国落后的医疗水平不足以应对疫情，疫情会很快发展为世界性灾难。
然而有着对抗天花经验的中国人，在疫情初发的1910年12月，就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很快便控制住局面，并没有向外扩散开来。
如今又发生了相似的一幕，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中传染病应急机制的最高等级，他们表示不是因为对中国没有信心，而是担心疫情发展到其他无力应对疫情的国家。
在此次疫情中，虽然暴露了不少的问题，但不要忘了，这正是舆情监督的积极作用所在，发现了问题，及时纠正，社会与政府的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
世卫组织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潜力，在晚清，如何防治疫情，西方都要来中国寻找经验，更何况如今？
从漫长的历史来看，中国人始终在和病毒作斗争，并且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且，中国人的终结疾病之策，除了救治病人之外，还要同时从人、社会、国家的改善入手，成为社会与政府反躬自省的一次契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医“治标与治本”的思想。
我们都坚信，我们不仅能取得对病毒的完全胜利，还能将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一厘清，以后再发生此类疫情，必将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至于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