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问答平台上，有一位童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听到的大多是如何抑制，想问一问能不能疏导？
有很多方案只是“听上去很美而已”
嗯，我想他的灵感来源一定是大禹治水吧，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不错兼具哲学美感的解决思路，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很多思路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得知道它之所以没有成为主流方案，多是有显而易见的原因的。
比如治水的问题，其实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疏”才是最常见的。“堵”正是因为不能任其自由改道，而要采用“疏”就要有付出一定代价的觉悟。在98年大洪水的时候，安徽省就成了那个被付出的“代价”，所以从来都是能堵就堵，实在堵不了了，才被迫“疏”一下，而且“疏”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为“堵”分担压力而已。
致死并不是病毒的目标
同样，如果说对付病毒的什么方法与“疏”类似，那么思考一下自然界的动物是如何与病毒斗争的就一目了然了。
这也是在生命史上最常见最自然的事情之一。病毒也算是生命，生命要想传播就必须要保证传播机制可持续，也就是说病毒要活得久，更要传得广。
当然，首先得保证自己不会轻易被免疫系统干掉，其次宿主的寿命也不能太短。这给了我们一个反直觉的答案——如果病毒太快把宿主给搞死了，那么病毒也会同样灭绝。
其实这很好理解，病毒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杀死宿主，将感染后的宿主生命夺走只是在复制与传播过程中的意外而已。那么如果给予足够长的时候，病毒与宿主的关系就会渐渐磨合，那些毒性太过强烈的分支会切断自己的传播路径而消亡，同时宿主中对病毒不能产生有效抵抗的个体也会得病死亡。
最终留下来的宿主与毒株差不多能做到打得有来有回，不相上下。从某些意义上看，它们似乎达成了“双赢”，致命的病毒仿佛被“驯化”了，成了让人发一场小烧长一点小包不痛不痒的小病。
我们是如何与病毒达成和解的
不要以为这只是理论预测，我们现代人身上还留有祖先与这些致命病毒交手的痕迹。每个人都会上火，在嘴唇与鼻子的三角地带长一些小小的疱疹，伴随着一点疼痛在几天到几周内消失。其实它是由一种病毒引发的——“单纯疱疹病毒”，这种病毒平时藏在面部神经的交会处里，一旦因为某些原因人的免疫力下降，它们就出来感染一番，传播一下自己。
当然人的免疫系统通常会很快恢复，于是外出感染的病毒又被消灭了，只留下神经“根据地”内藏着的一点“火种”。相当低的毒性带来的是极高的感染率，全球20~50岁人口中有2/3终生感染着这种病毒，从生命的角度来说，它们无疑比SARS成功得多了。
就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也可以亲眼见证这一过程，比如1918年爆发自西班牙的流感（注意，流感和感冒根本不是一种病，并不是说感冒流行了就叫流感），造成了全球人类约58%的感染与4%的死亡。在这之后，流感虽然还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地造访，但是再也没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大流行，是的，流感病毒的毒性也已经衰弱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引发艾滋病的HIV病毒，在最初感染地区，那里新感染的病人HIV病毒潜伏期比最初已经延长了10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除了狂犬病等极少数的病毒外，多数病毒最终都与宿主达成了“休战协议”。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病毒最后退化到近乎消失，它们中的基因有不少又与宿主的基因整合在的一起，比如我们人类的基因中就有8%来自各类逆转录病毒，真正地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能堵则堵
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中来，能不能采用“疏”的方法解决病毒呢？答案是完全可以，只是这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当然理可怕的是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全球累计死亡约4000万人，这个代价，你真的确定人类可以承受吗？
所以“堵不如疏”只是听起来有道理而已，“能堵则堵”才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应对之道。我是酋知鱼，一条为武汉加油的科学作者，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