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黑死病（鼠疫）席卷欧洲，掳走2500万鲜活的生命。
在死亡与恐慌的笼罩下，宗教成了人们唯一的“避难所”。
最初，教会告诉黑死病患者，这是天神降下的责罚。
患病信徒日日祷告，反复鞭笞自己的身体，并周游各地成为行者，试图减轻罪责。
疫情继续无情地肆虐，教会又将黑死病嫁祸给恶魔、女巫以及犹太人，以转移矛盾。另一边，教会大量出售护身符、基督像敛财，连香水与醋都被一抢而空。（参考《战胜一场瘟疫，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最终，红衣教主及神职人员也被瘟疫收走了。
信徒们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走出教会医院试图寻求解救之法。这场惨绝人寰的灾害，推动了近代医学、思想启蒙及宗教改革，从此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潘多拉魔盒。
此次疫情从“可防可控”发展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反思：疫情为何突然爆发？制造大国为何突现物资紧缺？瘟疫周期性爆发，我们该如何应对不期而至的幽灵？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发出惊人之语：“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
疫情期间，国人宅在家里大隔离、大消毒；亦可趁此大反思、大启蒙。此次疫情若能够开启哪怕一点点社会启蒙，也不枉如此多国人蒙受此等灾害。
本文为疫情系列第四篇（前三篇《瘟疫战争（世界篇）》、《瘟疫战争（中国篇）》、《返程高峰来了，该操心经济了》），探索此次疫情给中国社会的启蒙价值——司法、市场与科学启蒙。
本文目录：
一、谁造谣：八名造谣者案VS美国沙利文案
二、谁组织：有组织的无序VS无组织的有序
三、谁创造：技术跑赢病毒VS病毒跑赢技术
01 司法启蒙：谁造谣？
八名造谣者案 VS 美国沙利文案
疫情期间，武汉方面处理了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此举遭到了巨大的争议与指责。最高院也发文分析了此事。
不过，可惜的是，这一事件在巨大的噪声中，与司法启蒙擦肩而过。这八名造谣者案，与美国沙利文案，本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却相差甚远。
下面对这两个案件进行比较分析。
2020年1月1日武汉方面通报称，8人因散布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的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
通报还称：“经专家会诊系病毒性肺炎，截至31日（2019年12月），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这八名“造谣者”传播了什么“不实信息”？
武汉方面称，八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
之后，疫情快速地朝着有利于这八位“造谣者”的方向发展。当全国抗疫时，这八位“造谣者”被网民称为“英雄”，武汉方面被推至风口浪尖。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这八名武汉市民是“可敬的”。
不过，疫情的发展完全覆盖了法理常识，至于这八位“造谣者”是否造谣，如何界定造谣，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似乎没人关心。
最高院还专门对此发文解释：“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虚假信息”。在有关新型肺炎的问题上，编造、散布，或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属法律严格禁止的对象。
若仅根据“虚假信息”、“不实信息”便将发布、传播谣言者以违法论处，是否具有正当性？
最高院的解释是，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
虚假信息、不实信息，仅是客观要件，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主观恶意行为才是更为重要的判决依据。为什么？
因为“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人都有认知局限，普通人之间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无法完全识别信息的真实性。所以，法律应该对个体保持足够的宽容。这一点非常重要。
事实上，这八名“造谣者”，都是医疗方面的工作者。但是，这类病毒刚刚暴露时，就连一线的临床医生，也无法准确判断这类新型肺炎的病症。他们从专业及经验出发，认定新型肺炎为SARS或疑似SARS。
严格上说，他们已经接近“真相”，但传发的信息依然是“虚假信息”。那么，他们是造谣者吗？
倘若他们是造谣者，我想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造谣者，每天都在造谣。比如说，有人发布信息，昨天股票大盘跌了七个点。对不起，你造谣，信息不实。因为上证大盘跌了7.72%，而不是7个点。如此，那些股票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一开口便在造谣。
武汉方面与中疾控专家开始发布信息称，疫情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又该如何定性？
事实上，这八名医务工作者发布“不实信息”并无主观恶意。他们一无编造不实信息，他们的信息有临床数据及专业分析，只是判断存在偏差或失误；二无恶意企图，他们只是将信息发布到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三个医务工作者交流群，提醒同学和同仁注意防护。
无主观恶意与个人不可能做到信息的完全无误，是硬币的两面。因此，保护个人发布非主观恶意的“不实信息”的权利，同样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对比美国沙利文案，来说明这一观点。
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起政治宣传广告，呼吁读者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广告中警察驱逐抗议学生的情景部分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要求名誉赔偿。
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最终裁决沙利文败诉。
布伦南使用了“实际恶意”原则，他认为，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仅是事实错误的言论也需要保护。
此后，对于公众事件或公众人物中的错误报道，控告者必须明确无误地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主观恶意；同时，确实对自己造成了伤害，才构成诽谤。
沙利文案是人类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该案确立了国际通行的新准则，推动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闻发展。
我们来比较一下八名造谣者案与沙利文案的共同之处：
一、两个案件都认为，信息发布者、报道者发布了“不实信息”；但两个案件的最高院都支持，任何个人或新闻媒体不可能确保所发布的信息绝对真实无错。
二、两个案件的最高院都采用了主观意图原则：中国最高院使用了“非主观恶意”原则，布伦南使用了“实际恶意”原则。
我们经常问，到底什么是谣言？什么情况下构成造谣、煽动？这两个案例其实都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这两个案件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一、沙利文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的充分表达权。
在沙利文案中，布伦南明确法律需要保护“仅事实错误的言论”。非主观恶意的“不实信息”也得到保护，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个体的充分表达权。
这时，英美判例法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沙利文案从此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美国政府及公众人物仅凭“不实信息”启用煽动性诽谤罪的司法程序，再也无法获得法官的支持。如此，从司法案例上最大限度地确保了个体的充分表达权。
在八名造谣者案中，最高院的文章也指出“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并认为“解决谣言问题，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
但是，我们没有明确保护“非主观恶意的错误言论”，也就没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个体的充分表达权，也就没有办法支持信息的真正公开与流动。如此，我们如何确保此类案件、此类悲剧不再发生？
“非主观恶意的错误言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探寻事实、真相的导火索，是信息公开与自由流动的基础，也是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
例如，武汉八名医护人员发布“不实信息”之后，便会引来武汉乃至全国民众的关注，从而加强防护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传染；也会引来疾控专家及专业人士进入调查、争论、分析、诊断，最快速度地确诊新型肺炎，确定人传人的事实，如此真相与事实就会浮出水面；也会引起市场的反应，口罩、防护服等厂商不休假、赶工生产防护物资。
最高院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只有保障个体的充分表达权，让谎言与事实交锋，让谬误与真理较量，就像让次品与真品在市场中竞争一样，人们才能在广泛的信息、充分的表达及激烈碰撞中逐渐回归理性，真理才能被大众所掌握，谎言才无处遁形。
二、沙利文案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媒体对公众人物、公共事件及美国政府的监督和批评。
沙利文案支持民众的知情权高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如此公众人物及公共事件便暴露在舆论的监督之下。
此案后，媒体正式成为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在独立司法体系的支持下，美国媒体在尼克松“水门事件”、“越战问题”上大开杀戒，赢得“无冕之王”的称号。美国总统及政治人物，成为媒体、公开演讲者、段子手们竞相调侃、讽刺及打击的对象。
我们经常说，政府监管媒体，媒体监督政府，二者如何平衡？
个体的充分表达权与执法机构打击真正的谣言，并不矛盾，且完全可以并行。只有从法律上充分保障媒体的表达权，才能真正赋予媒体监督权。当调查记者消失，当媒体监督消失，社会定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经济与科技也不可能高度发达，甚至无法战胜反复光顾的瘟疫。
理论上，八名造谣者案可与沙利文案一样，成为中国新闻史、司法史上的里程碑。社会在八名造谣者案中所付出的代价，远比沙利文案大，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司法进步，值得反思。
02 市场启蒙：谁组织？
有组织的无序VS无组织的有序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武汉及湖北的医疗物资持续紧缺令国人揪心。由于武汉、黄冈、孝感等多市封城，正常市场被阻断，人财物的自由配置受到了限制，物资调配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如今可以说是用举国体制战“疫”，全国一盘棋，政府统一调拨物资，快速扩建医院，严控人流车流，甚至动用了军队力量，但是我们依然被口罩、防护服紧缺所困扰。
为什么？
最近很多人明白了，所有物资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生产出来的，还是要靠市场提供的。
我们已经不再是农耕时代，也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如今中国的市场已遍布每一个角度，甚至延伸到世界各地。信息、资本、商品及个人在全国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任何个人及组织，都没有办法调配如此庞大的体系，任何一个中央机构都无法合理支配所有的资源。
2019年，智本社推出了不少文章，主张不要随意干预（注意不是放任自流、不管理）市场，尊重规律与人性，强调思想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一些人批评说，你们过度崇拜市场，犯了新自由主义的病。
如今，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给国人带来如此惨痛的代价。（具体分析请阅读《瘟疫战争（中国篇）》）
事实证明，我们显然没有犯新自由主义的病，但很多国人生病了。相反，去年一些“光伟正”的媒体摇旗呐喊、锋芒毕露，如今在灾难面前他们似乎消失了，除了继续发表阴谋论愚弄国人外，他们还能做什么？
这次灾难，给我们第二个启蒙应该是市场启蒙，即尊重自由市场，敬畏经济规律。
在14世纪黑死病中，欧洲人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最终才摸索到市场之路。这是瘟疫的代价，也是文明的曙光。
市场的组织方式，与农耕时代完全不同。在市场时代，经济及城市的灵魂在于流动——思想碰撞、信息共享、人员交流、商品交易、资本流通。当然，病毒也在其中流动。
如何管理一个流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疫情中需要深刻反思的。
市场本身是一种自然秩序，属于“无组织的有序”。
19世纪中期，当几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吞噬市场时，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写作了《和谐经济论》，指出市场秩序是自然秩序。巴斯夏的自然秩序诠释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哈耶克及奥地利学派“自发秩序”理论之源。
巴斯夏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相比较，推崇符合规律与人性的自然秩序——没有中央机构指挥，以价格（价高者得）作为竞争准则，人人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以此次疫情为例。如果信息公开及流动，市场即可正常运转：企业增加口罩产能，工人不休假，市民戴口罩不外出或少外出，至少不参加万家宴。在疫情爆发的黄金一个月，供给机制、价格机制将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为何旧事重提？是为了不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防止过度干预引发的“有组织的无序”。
与市场的“无组织的有序”相反的是，干预主义带来的“有组织的无序”，何为“有组织的无序”？
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信息，比如口罩产能已恢复到日产2000万个，但全国依然紧缺。全国紧缺可以理解，毕竟消耗太大，但政府将口罩大量调配到武汉，武汉为何还缺口罩？
又如，目前检测试剂日产量达到77.3万份，是疑似患者的40倍，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李兰娟说：“武汉目前检测试剂数量不够，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检测。”
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次疫情令很多人费解的是，有举国体制的强大组织力量，武汉的防护物资为何还一直紧缺？
“有组织的无序”，或许容易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可以从红会的“工作失误”中看出端倪：
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此次抗击疫情救援行动中，先出现信息错误，将“KN95口罩36000个”写成“N95口罩36000个”，将“武汉仁爱医院1.8万个、武汉天佑医院1.8万个”写成“武汉仁爱医院1.6万、武汉天佑医院1.6万”；后将募捐的防护物资分配给不接诊发热病人的莆田系医院以及某单位，而十万火急的协和医院却不在发放名单之列。
为何会出现如此“失误”？
这其实是典型的“有组织的无序”。
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是任何个人、政府及慈善机构都无法获得完整的信息，不可能清楚地高效地知道谁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何时需要。当然，我相信，红会知道协和医院防护物资紧缺。
没有完整的信息之下，组织如何调配、如何分配物资呢？是否存在有些地方物资爆仓？有些地方极度紧缺？
这些年，在经济领域，我们频繁地听到一个词叫“结构性”。在此次疫情中，也听到了“结构性紧缺”。结构性说白了就是，有些地方、有些人、有些东西紧缺，有些则泛滥。这其实是一种无序的分配。
二是人为秩序是一种权力机构，是一种“金字塔”体系。中国的慈善活动基本都要经过红会这个体系来实现物资、资金的募捐、集中及分配。
在这一体系中，自上而下的信息的搜集、加工、解释，然后自上而下的信息的传递，不仅效率低下、错乱百出、成本高昂，而且还可能出现权力寻租。
如何避免这种人为干预导致的无序分配？
国务院最近发文，要求各级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调用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还要求，各级政府迅速组织本地区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N95口罩、医用护目镜、负压救护车、相关药品等企业复工复产。
这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人为干预的“无序分配”，让市场充分发挥“无组织的有序”的作用。市场的信息是网状水平自由流动的，市场的权利是平等交换的，与人为组织的是金字塔式截然相反。市场组织的效率，远甚过人为组织。
事实上，政府包括任何人为组织都无法驾驭当今这种高速流动的社会。市场，作为一种自然秩序，是应对多样性的、不确定性的、高速流动的最好的组织。这就是中国高层一再重申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如果政府及人为组织贸然介入当今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则容易引发“有组织的无序”。
当然，我们不否认政府及人为组织的作用。相反，接下来，市场与政府需要配合好，才能避免在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之间陷入两难。
从战略上看，控制湖北之外的疫情控制可能比湖北更关键。并不是说湖北不重要，而是只有全国疫情得到控制，才能更快速地复工复产，才能更好地开动生产的马力，动用市场的配置力量，全力支援湖北，为湖北提供更多的医疗物资及生活保障。
简而言之，市场负责湖北之外的全国物资调节、生产及分配，政府负责湖北的物资调配；同时，其它省份积极促进复工复产，通过市场组织保障湖北的物资供应。
相反，如果全国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瘟疫战争便演变成一场更艰难的社会经济保卫战。
这是一次难得的市场启蒙之机。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之路还很远。过去，搞了四十年市场经济，我们依然不相信市场。如今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相信市场，理解市场，尊重市场。
事实上，靠交易为生的人相信市场，靠强权掠夺为生的人相信权力，靠计划控制为生的人相信自己。让更多的人参与市场交易，让更少的人享受特权，自然就有更多的人相信市场。
如果我们依然不相信市场，病毒则会窃喜，因为抗击疫情，表面上是人与病毒的战争，实际上是经济战，更是科技战及制度战。
03 科学启蒙：谁创造？
技术跑赢病毒VS病毒跑赢技术
市场的属性是流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信息、商品、资本、人才及病毒在全球范围内高速、频繁、自由流动。
反过来，如果想要经济持续增长，科技不断进步，过上幸福的生活，战胜周期性瘟疫，我们不得不打破各种壁垒，促进信息、商品、资本及人才的自由流通，激发国人的科技创新力。
战胜瘟疫最终靠科技创新。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国人深感医疗技术捉襟见肘，以及中医被人玩坏、饱受争议。真正令人恐慌的是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没有可靠的治疗技术，能否逃过此劫，一靠防，二靠扛。
我想，这次疫情给我们的第三大启蒙，应该是科学启蒙。
病毒一直在与人类赛跑，在千年历史长河中，人类长期都是输家。霍乱、麻风、天花、流感、鼠疫等瘟疫像幽灵般周期性爆发，每一次都掳走大量的生命。瘟疫与战争、饥荒，成为人类的三大杀手，将人类社会拖入“马尔萨斯陷阱”。
直到近代市场兴起，尤其是医疗技术进步及公共卫生发展，人类才跑赢大部分病毒，逐渐战胜麻风、霍乱等病毒，人口规模及人均寿命持续上升。
近代医学启蒙，也是瘟疫倒逼的。14世纪的黑死病，促使很多人对教会产生了怀疑，他们有些人开始不再相信祈祷能够治愈，不在教会医院等死，而是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我在《瘟疫战争》（世界篇）中介绍了瘟疫如何促进科学启蒙。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叫维萨里，他经常在夜黑风高时偷窃尸体，然后用于医学解剖。维萨里的疯狂举动挑战了天主教权威。比如，维萨里发现男人与女人一样都是一侧12根肋骨，而不是天主教所说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
维萨里在其不朽著作《人体构造》中，准确地描述和绘制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系统及身体其它器官。其中一幅经典插图被称之为“思考的骨架”。
维萨里“思考的骨架”，开启了现代医学之天窗。此后，威廉·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勒内·雷内克发明了听诊器，詹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莱特和哈金夫研制了霍乱和肠伤寒的疫苗，耶尔森发现了鼠疫致病菌……
但是，近代医学的启蒙，并不是孤例，它是近代科学的一部分。近代科学的启蒙也不是孤例，它与近代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市场兴起、企业发展、国家制度革新相辅相成。其实，14世纪这场空前的黑死病，无意中开启了人类的潘多拉魔盒。
得知来龙去脉后，我们进一步探讨：科技在何种土壤中更可能生根发芽？医疗技术如何才能跑赢病毒？
技术进步受三个层面影响：文化、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协调。
文化层面，农业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如追求封闭、稳定、静态、秩序、自然循环、自给自足、思想封闭、畏惧权威、崇拜权力、排斥风险、注重实用、推倒重来等，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格格不入。
相反，市场经济时代的观念，如开放、外向、动态，接受风险和不确定性，崇尚自由，敢于冒险，敬畏自然，遵守契约等，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具体分析请阅读《历史演进 | 技术的真正差距在哪？》）
制度层面，主要指基于市场、利于科技进步的国家制度。
我在今年开年第一篇文章《2020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就指出，“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三种生存方式的切换：强权掠夺、计划控制与自由交易”。
过去四十年，中国正在从计划控制向自由交易切换，属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防止用计划控制的方式管控市场交易。
管理农耕计划经济，有一整套“上层建筑”，即宗教、道德纲常及国家机器，对信息、思想、人口、资本及市场交易的严格管制。这是一种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及风险而消灭市场交易的方法。
但是，市场经济则完全不同。市场的灵魂是自由流动与公平竞争，它也有一套“上层建筑”，即交易费用最低的国家制度，与信息流动、思想市场、科技创新、企业家精神相匹配。
我们不能既要信息管控，又要市场发力供应物资，还要市场助力科技医疗进步应对瘟疫。
如果没有充分的表达权，又如何创造高速流通的信息以及创造性的思想？没有高速流通的信息以及创造性的思想，又如何创造先进的科技，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及国家治理能力，又如何对抗不断变异的病毒？
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层面，政府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
这是最有争议的地方。疫情爆发后，所有的医疗压力都在官方身上，毕竟中国的医疗、医药体系都具有“国有”特质。大多数国人都更相信国立医院，而不是私人医院。
比如，在这次抗疫中，检测试剂盒成了瓶颈，试剂盒的瓶颈是检测人员不足。绝大多数检测任务，交给了国立机构，但效率不足、产能有限。
中国很多问题都陷入了这种怪圈：交给市场不信任，如莆田系医院；交给政府，效率低下，创新不足。
长期以来，医疗体制累积沉珂，医疗技术进展缓慢，瘟疫病毒一来，措手不及，私人企业及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力量，政府大包大揽又力不从心。
这事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政府负责投入基础科研，然后大力监管市场，打击违法医院及企业；给市场松绑，让企业研发疫苗、药物，检测疾病传染、传播。
例如，谷歌公司开发的流感检测系统，可通过和流感相关的互联网搜索，来估计流感传播状况。当然，这套系统也遭遇挑战，但挑战促进了谷歌改进算法。如果信息公开、流通，科技公司的大数据系统有助于我们捕捉、控制疫情。
总结起来，医疗技术的不足，反应出我们在文化制度、国家治理等方面还相当的可塑性。在瘟疫面前，生命是公平的，或许不完全公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大刀阔斧地推行制度改革，否则悲剧会周期性上演。
希望这次瘟疫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司法启蒙、市场启蒙与科学启蒙。
过去，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混过去，或者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病毒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钟公南山说：“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它告诉了你，你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如果你听它的，然后改正，那它自然就会走掉。”
国家，亦同理。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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