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疫情肆虐下，全国人民都在用亲身实践，回答上述问题，但与直觉相悖，不少人感受到的却并非是闲暇时光带来的愉悦，而是无聊和空虚，以及对回公司上班某种淡淡的渴望。
这不难理解，毕竟说到底，人类是社会化动物，大脑80%思考的都是与“社交”相关的东西，就像远古部落时期对个体的最重惩罚不是处死，而是驱逐出部落（这种惩罚后来转化为古代的流放和现代的囚禁），人类的群体协作需求，是一种底层心理诉求。
当然，一定程度上，这种需求能够被技术手段满足。
最近两天，有些企业已经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复工了，远程办公类软件也纷纷宣布免费，譬如阿里钉钉发布的《在家办公，在线办公指南》就宣布，面向1000万家企业组织免费开放。据亿欧智库统计，目前已有17家企业的21款产品对外宣布免费开放远程办公软件，这些免费开放的远程办公产品当中以即时通讯工具为主。
这也让许多人好奇：当疫情过后，远程办公能否从非常时期的“不得不”，变成更多人们主动选择的新趋势？
我的答案是：很难。
其实追溯历史，远程办公并非一种新生事物。
早在1979年，IBM就曾提出这一概念。为缓解总部主机拥堵问题，IBM将终端机安到了五位员工家里——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现代企业远程办公的“雏形”。
到了1983年，大概已有2000名IBM员工通过远程方式办公。2009年，IBM 的一份报告称，“IBM 在全球173 个国家共计 386000 名员工当中，大约有 40% 的员工根本就没有任何实体办公场所”，这为IBM节省了58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将近20亿美元的成本。
进入信息时代，所谓生产资料往往就是一台联网的电脑加上员工大脑，新技术工具对时间和空间双重约束的打破，让远程办公迎来了迅猛增长，且看起来正在愈演愈烈，根据领英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在领英上提及弹性工作制的职位发布数量增长了78%。
另外，易被忽视的是，越是在人口稠密，协作复杂的发达城市，社会配套设施对远程办公的支持力度越大。譬如除了咖啡馆这种老牌“第三空间”，在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小田急线经堂站检票口内，就出现过类似电话亭的单间隔间，1.2米见方，高2.3米，配有桌子，沙发，电源和USB，目的是让通勤路上的员工在更专业的环境中办公。
嗯，至少在直觉层面，远程办公对协作密度（注意，不是效率）的提升日趋成为共识，但随着信息技术对“工作时间”的模糊化处理，许多雇员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变长而非变短了，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令人感到不悦。
联合国劳工组织高级研究员乔恩·梅辛杰在一份报告中还称，远程办公容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和失眠，在那些在家办公的人中，42%的人有失眠症状，而这个比例在办公室职员中为29%。
如此说来，远程办公似乎更多是“利于”雇主，不“利于”雇员？
答案没那么简单。
最典型的案例还是IBM。2017年，作为远程办公的鼻祖，IBM就开始取消远程办公。至于原因（抛去商业层面不谈），最著名的理论就是“艾伦曲线”：1977年，麻省理工教授托马斯·艾伦在观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交流模式时发现，两张办公桌距离越远，他们就越没可能交流，若两张办公桌距离超过30米，他们定期交流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那么新技术工具的出现，能否改变艾伦曲线？答案是并没有。科学家本·瓦贝尔就曾与IBM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同一办公室里的员工对于一个潜在问题平均要交流38次，而不同工作场地的员工遇到问题时交流只有8次，且越是相熟的人交流越密切。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不错的解释是“八分之一秒延迟”，在远程协作中，这道看似细弱的物理门槛，会让人与人间不可名状的协作体验大打折扣。
另外，人与人之间绵密的协作细节不止于语言。作家Jerry Useem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波音 727逼仄的驾驶舱只够容纳三名成员，但他们之间无需说太多话就能对很多事瞬间达成共识，“工程师指一下燃油量表，燃料很低的讯息就能传达给其他两人。他下面采取的步骤也足以通过仪表板上的各种手势来传达，且只要用几个很短的词就能表达出来……整个过程只需 24 秒，如果是要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也许至少也得需要几十条信息才能搞定。”
所以如今看来，如无意外，实体办公永远不会被取代。仅凭线上工具，人们互相之间建立信任所花的时间，要比实体办公更久。
当然，远程办公依旧不可或缺。它不仅是特殊时期的“不得不”，也将永远与实体办公互补共存——更重要的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持续迭代，这种共存的意义也更为深远，尤其是在人口稠密，协作复杂的发达城市。
譬如扎克伯格就曾表示，到2030年，AR和VR的远程办公技术能够让员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远程工作，AR和VR更为出色的“临场感”，或许能帮助人们解决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人口稠密的城市管理，以及地理因素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现象等社会问题。
在我看来，这也是远程办公最光明的未来。
作者：李北辰，独立撰稿人，国内数十家媒体专栏作家，曾供职《南都周刊》《华夏时报》《财经》等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