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有位历史学家叫色诺芬，他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以记录希腊历史和苏格拉底语录著称于世。
色诺芬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语录体著作《经济论》，这本书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讨论了奴隶主如何使用最有效的办法管理好家产，使自己的财产增加。可见，经济学最早的命题就是如何增加财富。
财富是什么？就单个人而言，拥有更多的货币、黄金、房子、汽车、股票就是拥有更多的财富。
但是在经济学上，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例如，如果货币是财富，那么国家增发货币分给所有国民，每个人都拿到1万元红包，那么财富是否增加了？实际上，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物价上涨了。
在重商主义年代，重商主义经济学认为，金银就是财富。但同是采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国家，英国崛起，而西班牙却因大量金银输入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而衰落。
后来，重农主义大力批判重商主义的金银财富观，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此基础上提出朴素的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价值论。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发展了这一理论。
后来，边际主义兴起，他们认为，财富即效用。比如，你花5000元购买了一台电视，你获得的财富是电视；你花500元去按摩，按摩可以带来快感、满足感和舒适感。这也是财富，也就是效用。
所以，边际主义眼中的财富具有主观色彩，每个人眼中的财富都不同。庇古、帕累托等经济学家根据边际递减规律，发现穷人增加1万元的效用要大于富人，于是得出结论，同是增加一万元，穷人的财富要大于富人。
后来，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更加接近经济现实。他们认为国家增加货币供应，并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出现通胀。理由是工资存在黏性，比如工资受固定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不会立即提高或不会同比例提高。所以，现实中每个人增加1万元货币，财富增减结果是不一样的。
后来，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又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们论证了货币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增发进入市场后，会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及市场并导致物价普遍上涨。
今天，经济学一般认为，货币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
所以，理解什么是财富，对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至关重要。具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就决定了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增加货币投放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增加货币投放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反对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主张。
历史上，亚当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观，认为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而劳动分工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这无疑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规律。
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概况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为什么会产生分工？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一种人类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
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发现，“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他认为，分工受到市场交换规模限制，如果交易太小，就无法专业化生产，分工就会受到限制。
之后150年间，经济学家几乎默认了斯密分工理论。然而，斯密增长理论并不严谨，甚至未达经济增长的本质。分工不仅在市场中有，在企业、国家、社会中也有分工，家庭中很早就有男女分工。
为什么古老的男女分工、土地分工没有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到底是市场规模决定分工，还是分工决定市场规模？
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分部主席一职发表的就职演说《报收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对斯密定理做了深入发展，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
杨格的观点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杨格的结论简单又符合事实：如果市场只需要一辆车，定然不值得新建一个轮胎厂、玻璃厂、塑料厂、木材厂、皮革厂、组装厂等分工生产，然而如果是100万辆汽车，分工生产更具效率和福利。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斯密-杨格定理似乎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反复论证之中。其实不然，杨格引入了报酬递增的逻辑，解释分工经济中出现报酬递增导致规模经济。他认为，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就已经提出了报酬递增的逻辑，“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不过，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加速知识积累引发的报酬递增，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这一动态理论与静态的自由竞争均衡自相矛盾。简而言之，就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悖论”。
现实中，存在知识积累引发报酬递增和规模效应的行业，都容易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例如铁路、电信、自来水、石油、操作系统、互联网、飞机制造等都具有规模效应，也称网络效应，最终走向垄断。
马歇尔认为，内部经济的差异瓦解竞争均衡导致垄断，但是外部经济决定了整个产业的规模。因此，外部经济的自然增长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
杨格借助了马歇尔关于内外部经济的分析，认为“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外部经济哪里来的？什么因素导致报酬递增？杨格认为，“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所以，斯密－杨格定理揭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规律，即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动态累积过程。
在经济学历史上，杨格这篇文章价值非常之大，杨格自己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这篇文章被埋没了50年之久，无人问津。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杨格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竞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这里应该有两个原因：马歇尔对“斯密定律”的两难解释不够充分，报酬递增导致的垄断问题是新旧古典主义的禁区。还有一个原因是，强大的边际主义长期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这两个学派都擅长数学分析，以经济模式来论述经济运行的完美均衡。虽然新古典主义也构建了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在内的经济要素模型，但是出于对均衡性的绝对崇拜，经济学家很难接受包括来自资本、技术冲击带来的生产力变革这一理念。实际上，边际主义的“边际”概念更好解释报酬递增和规模效应，但是边际主义对边际递减规律的教条式推崇，边际递减规律与斯密－杨格定理的报酬递增格格不入，断然不会接受规模递增的经济增长逻辑。
期间，虽有杨格、马歇尔零星的闪光，但是经济增长这一主题被埋没在两大学派强大的学术论证之下长达一百多年。如此，人类浪费了发现经济增长密码的机会，当“知识累积”、“技术变迁”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时，已经是《国富论》发表200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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