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日本摆脱中国“脱亚入欧”，我的头像印在万元大钞上。我是谁？
我叫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低级武士家庭。我1岁多时，父亲就死了，全家回到家乡大分县中津市。不过，我并没有武士的忠孝仁义观念，也不敬拜神佛。
由于家境困难，我也不爱读书，整天在野外疯玩得逍遥自在。直到13岁，在家人的逼迫下，我才开始上学，读四书五经。几年后就成为一个小小汉学家，我发现读书其实也蛮有趣。
1853年，黑船来航，4艘美国炮舰让幕府束手无策，只好同意打开国门。无敌的“炮舰”成为当时日本的热门话题。1854年（19岁），我来到与荷兰通商的长崎，这是当时日本唯一与外国通商的城市。我努力学习荷兰语，了解西方科技知识，希望能掌握“荷兰炮术”。
1858年（23岁），我来到江户（现东京），创办了一家教荷兰语的学校。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能和先进的外国人打交道，走在整个日本的前列。
然而不久，我应邀到刚刚与美国开放通商的横滨游览，却丢尽了脸。我连街上的招牌都不认得，荷兰话更是完全派不上用场。他们用的是——英语！我恍然大悟，开始废寝忘食，恶补英语。
1860年（25岁），我想方设法随日本使团赴美国签通商条约。这五个月的旅行让我大开眼界，美国的繁荣富强令我羡慕不已。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真希望日本也能强大起来。
回国后，我的学校彻底放弃了荷兰语教学，专教英语。我还帮助政府翻译公文，英文水平显著提高。
1862年1月（27岁），我作为翻译参加日本使节团访问欧洲。我看到欧洲的医院、银行、邮政、选举、议会等等，这些都是日本闻所未闻的事！我明白了，日本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要全面学习西方。我下定决心，将此作为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1866年（31岁），我把在欧美的见闻，写成《西洋事情》公开出版。书中介绍了欧美的地理、军事、科技、航海等知识，还有他们的人权观念和国民生活等等。我还“创造”了许多如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让人耳目一新的现代名词。
这本书出版后大卖，第一版就卖出了15万册。此后一版再版，风靡日本。
1867年（32岁），我再次访问美国，帮助日军采购军舰。经过半年多的考察，我的信念更加坚定：锁国排外是一条死路！
1868年（33岁），我仿照西方私立学校，将我的学校改名为庆应义塾（public school）。学校鼓励独立精神、提倡实学，努力向欧美学习。同年，明治天皇即位，推行新政，与我的主张不谋而合。
1871年（36岁），在政府的支持下，我把庆应义塾迁到风景秀丽的东京都港区，面积扩大了30倍，成为最著名的私立大学。
1872年（37岁），我发表文章《论人与人平等》，其中名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宣扬人人生而平等，风行天下。
1873年（38岁），我参加组织了“明六社”，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积极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我发表了大量文章，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书籍。
1876年（41岁），我的17篇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鼓励学习。这本书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同年，我还出版了《文明论概略》。我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并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应努力学习西洋，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
1882年（47岁），我创办了《时事新报》（今《产经新闻》），加大宣传西方的力度。
1885年（50岁），我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彻底甩掉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思想，与朝鲜、清朝决裂，全面拥抱西方，使日本变成一个全新的“欧洲”国家。
“脱亚论”的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无比巨大。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此后，近代日本一步一步地走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也与此有关，但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经过30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宣传，日本敞开胸怀，学习西方，越来越强大。
1900年（65岁），日本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不平等条约也逐渐废除了。日本成功“脱亚入欧”了。
1901年2月3日（66岁），我因脑溢血去世。日本举国哀悼，尊称我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1984年，我的头像印上了万元大钞……
